行政化给我国的高等教育造成了十分严重的负面影响

第二节　行政化的后果

行政化给我国的高等教育造成了十分严重的负面影响。

一、放弃真理探索，沦为政治工具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际舞台上选择了“一边倒”。苏联“老大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曾经给我们一些支持，但它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也作为先进经验引了进来。斯大林运用政治手段直接干预学术争论的做法也被我国领导人仿而效之。于是，先有苏联哲学界批判德波林学派和生物学界批判摩尔根遗传学派的运动，后有中国批胡适、俞平伯、马寅初等一系列运动。中苏两国的这些运动的共同点之一是：权力决定是非，政治驾驭学术。在这种背景下，似乎真理已被革命导师和领袖穷尽了。无论什么领域，领袖总能洞察秋毫，一语中的。只要领袖发话，学术上的是非曲直便一锤定音。更可怕的是很快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领袖所指，全国共讨之。这种风气在中国学术界、教育界蔓延了近30年。大学教师本是科学研究者，应只问是非不管其他，凭良知引领社会，监督政府。然而，一旦由于政治对学术的强度干预，一旦政治垄断了学术，代替了学术，学者们再探究真理就得冒很大的风险，万一经研究得出的结论与革命导师、领袖的理论或想法不一致，岂不惹了大祸？事实上经过近30年的折腾，当年最优秀的一批学者或被开排出局，或被弄得死去活来，他们挨整的最大原因就是“不听主人的话”。这对于尚在“局”内的人来说，不能不引以为戒。由此造成学术气氛的窒息当可想见。

20世纪50—60年代，政府一面号召知识分子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一面却又在几乎所有的“专”者身上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标签，甚至扣以“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专”基本就等于“白”。无论哲学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领域，一般来说谁稍有专长，谁就红不了，一不小心就有被称作“白旗”而拔掉的危险。什么是“红”呢？当时的标准是：读领袖的书，听领袖的话，照领袖的指示办事。故当时做学问，很难说是在探究真理。有不少是对领袖的指示作些诠释，或者从某一问题看领袖如何英明等等，学术成了政治的婢女。

改革开放以后，阶级斗争的硝烟逐渐从校园里散去，高等教育不再被称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了。可是不久，教育产业化浪潮来势凶猛，不少高校一切向钱看。只要交钱，什么班都办，什么证书都发，什么学位帽都送，国学班、企业家班、富二代班、在职硕士班、在职博士班，应有尽有，遍地开花。这林林总总的班，是为了探究真理吗？其中，在职行政官员读博更令人困惑。一些官员凭借公权与公款到大学读博，进而凭博士帽谋取更高的官职，再进一步又凭借官位和博士帽到大学来充当硕导、博导。其间，与之密切配合的教师们自然会得到好处。对此，人们不无忧虑，由此造成的行政权力对学术的控制与伤害较之“阶级斗争为纲”时代，恐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放弃“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原则，养成学校和教师的依附性格

“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是一对孪生概念。大学若不能自治，其学术便没有“避风港”的保护而失去自由；学术如果没有自由，大学的自治也就徒有虚名。故通常人们统称这两样东西是办好大学的先决条件。1997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6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高等教育教学人员地位的建议》指出：“只有在学术自由和高等教育机构自治的气氛中才能充分享受教育、教学和研究的权利，而且公开交流研究成果、设想及意见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所在，并能有力地保证学术工作及研究的准确性与客观性。”^[34]现在，在西方高等教育界，“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已被视为大学生存的“要塞”和大学管理的“金科玉律”。然而在新中国的高教史上，这两个口号曾经被作为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而大加批判，学校被置于政府的掌控之下不能自治，学术被染上政治色彩而鲜有自由。我国高等教育之所以一度放弃上述两座“要塞”，有它深刻的社会背景。1950年代，我们采取了政治上高度集中、经济上高度计划的“强国家弱社会”模式，国家将行政权和财产权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单位制的实行使每一个单位的政治权力和物质资源全靠国家提供。由此单位只有听命于政府才能生存。单位从政府那里获取权力和资源后，又像国家垄断权力和财富一样，也控制了其所属人员的政治生命和物质资源。这样就形成了全社会的单向依赖性结构，即个人依赖单位，单位依赖国家，并由此养成单位对政府的依附性格和个人对单位的依附性格^[35]。

在所有的单位组织中，事业单位既缺乏行政单位的权力优势，又没有企业单位所具有的技术性特性与资源扩展的能力，因此事业单位对国家的依附性质尤为深重^[36]。中国的高等学校既然是政府的下属机构，连它的生命是否存在都要仰仗政府的恩赐，哪里还有胆量去向政府要办学自主权？中国的学术既然是在单位的组织下进行的，连要不要学术，要什么样的学术，谁去进行学术研究，都是政府和学校计划的，还谈什么学术自由？对于一所高等学校及其管理者来说，学校是否有自治的权力，学术是否可以自由争鸣和交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校行政级别的优越和物质资源的充裕，而要达到这两条，就得付出事事听命于政府的代价。

正是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高等学校丧失了政治上自治和学术上自由的权力，形成了学校对政府、教师对学校的依附性的校格和人格。而且，无论学校还是个人，越是不计较自己本应有的权力，往往从政府或学校那里获得的越多；相反，如果表现出某种独立性，就很可能被置于遗忘的角落，甚至还有被开除出局的危险。

三、放弃培养创新人才的多元方式，采用造就工匠的单一模式

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先生对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37]细读钱老建言，关键是“独特”二字。我们有的是全国统一的模式，却没有各大学“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这就违背了高等教育赖于发展的普遍规律——教育独立、学术自由。行政化了的学校，不可能有“独特”的多元的办学方式，边缘化了的教师哪里还有创新的精神？

行政化体制下的办学模式，只会是培训工匠的单一模式。在这一模式下，从教育目的、培养规格到学科分类、专业设置，从课程安排、教材编写到教师评聘、教学评价，都是全国统一的，学校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必要，也没有这个权利。没有了钱老说的“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怎么可能冒出杰出的人才来？所谓“杰出人才”，应该是既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又富有独立思考习惯和独创精神的人。这样的人只有在“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不拘一格的环境中才有可能脱颖而出。用统一规格的水分、肥料、土壤和大棚子，在短期内可以栽培出鲜花和蔬菜，但绝对不能育成参天大树。行政化了的大学运用统一模式只能批量生产出工匠式的人物。

洪堡创建的柏林大学之所以能做出划时代的贡献，关键在于一开始就明确并保障了该大学的办学自主权，排除了政府对大学的干预。洪堡在呈给普鲁士国王的柏林大学筹划书中，就坚持大学必须有高度的自治权。他认为，大学内部管理者由政府官员来指挥，那么只能使大学沦为政治的工具。他理想中的大学，是能够超越功利的考虑，一切以学术为指归^[38]。韦伯认为，国家过于干涉大学的内部事务，就会影响学者的科学兴趣，抑制他们科学能力的发挥；国家若硬要以自己的“构思”来支配大学，其结果即便取得一些表面的成绩，但最终所失去的东西将更多。他说：“打个比方，如果‘国家’这个政治权力支配了整个社会，就会出现俗话说的‘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的情况，换言之，国家是尽力为自己所好而构思——大学则为经济状态所左右——并不把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权力看做履行文化责任的手段，而是作为对大学生施行特定政治调教的手段。这样的话，在‘国家’支配下，学术所享受的利益——对科学出于兴趣的选择和学术特长的发挥，不是比以前从属于教会的时候有所改善，而是在很多方面更加恶化。这样一种变了质的‘自由’和非兴趣化的大学教育结果是阻碍了个人天性的发展。即使它拥有最好的研究机构、最大型的礼堂、甚至拥有多如牛毛的论文和获奖的研究成果、学生取得多少优异的考试成绩，都不能弥补其失去的东西。”^[39]

在行政化依旧盛行的前提下，近年政府拨专款用于有计划地培养大师级的杰出人才，名曰“跨世纪人才工程”、“新世纪人才工程”、“杰出人才工程”、“领军人才工程”等等。不知效果如何，现在只能拭目以待。不过按人才的成长规律来看，企图以类似催肉鸡或养试管婴儿的办法，有组织有计划地造就大师级杰出人才，似乎不大可能。殊不知杰出人才的出现，自有其特殊的环境。杰出人才之所以谓杰出，其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往往与众不同，这就要求给这类人物特别宽松、自由的环境。如果我们的高等教育行政化的环境不改变，学术环境不宽松，只想用大把大把的经费和优越的物质条件，恐怕很难奏效。这好比种树，需要不同于种麦子的环境与时间，企图用超量的肥料，用种麦的办法种树，企盼树苗在几个月之内长成参天大树，如同白日做梦一样可笑。有人对此表示更深层次的忧虑，认为那种企图靠金钱在短期内采用统一模式培养杰出人才的办法，最终的苦果恐怕不仅仅是“拔苗助长”式的破坏，更可悲的是，“这样的环境将大大弱化知识分子的‘人文主体性’，扭曲他们的治学心态。他们的治学不再是为了真理的追求和人格的升华，而仅仅是为了做给领导看，为了有‘东西’可以摆出来以证明领导（或拨款者）的‘政绩’，而自己也从中得到一份不菲的‘赏赐’”^[40]。

100年前，法国和德国的高等教育管理朝着互为相反的方向走去。1806年，拿破仑整顿法国大学教育，他力图把法国的高等学府都置于政府官吏的控制之下。他把大学的学院改组为专科学校，由政府给各专科学校制定严格的规章，连各校的课程与考试制度均由政府规定。各校的教授只是讲课的教师和主持考试的监考人员，而不是学者，所有个人的首创精神都被压缩到最小限度。与法国相反，1810年洪堡创建的德国柏林大学却一改政府官员控制大学的局面，把管理大学的事让学者们去做。即便培养未来的政府官员的教育也委托给大学，并给大学以探索学术知识的自由。这样经过五六十年以后，两种路子的优劣显现出来了：德国的科学成就超过了法国，法国不得不开始按照德国的方式来改造自己的教育了。有论者认为，听任教育的自由发展比妄施控制是更为优越的^[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