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供需见面”到“双向选择”
随着改革力度的加大，“统包统分”政策的弊端显露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为此，1983年，由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教委和劳动人事部颁布的《关于改进1983年全国毕业研究生和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的报告》提出，实行学校与用人单位见面挂钩的就业办法，使培养、分配和使用结合起来。作为试点的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开始了高校毕业生分配“供需见面”的“破冰之旅”。清华推出了“三公开、三允许”的具体实施方案，“三公开”为分配政策公开、学生情况公开、需求公开；“三允许”为允许用人单位与毕业生直接见面、允许用人单位查阅毕业生档案、允许用人单位不接受学校推荐的毕业生。两校“试点”形成了“招聘、推荐与考核相结合”的模式。这一模式为1985年5月27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高校毕业生分配方案提供了蓝本，该《决定》指出：“要改革大学招生的计划制度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高等学校全部按国家计划统一招生，毕业生全部由国家包下来的分配办法。”并规定：“毕业生分配办法的实行，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由本人选报志愿，学校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取’的制度。”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文件形式对毕业生分配以“制度”的方式来进行规范和框定。
“供需见面”、“双向选择”的变革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的重大转折点，它对高校如何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提出了现实要求，也促进了用人单位对人才选用的新思考，被称之为“中期改革方案”而载入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史册。
变革不仅使高校逐步适应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化的现实要求，也带来了大学生就业观念和实际选择行为的新变化。一方面，它有助于改变过去专业不对口的情况，增强择业的灵活性和自主性，使毕业生有更多的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实现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在此竞争机制的引导下，就业能力和知识层次的高低均会一览无遗地显现出来，竞争、淘汰带来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工作前途从“一律平等”变成了由能力、关系、机会等多种因素决定，这些境况对大学生内心产生的冲击是巨大而深层的。但在社会大趋势的推动下，大学生必须接受竞争带来的一切压力和挑战，否则，他们最终将因无法适应社会变革的要求而被淘汰。
在恢复高考的最初几年，大学生对知识和学历的追求非常强烈。他们普遍认为，做一个有文化、高学历的当代大学生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社会地位和身份的象征。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现象开始出现逆转。研究生报考人数急剧下降，尤其是1987年，仅北京地区研究生报考人数就少了近千人；1989年全国本科生报考人数不如同等学力报考者多；在1987年到1989年的两年时间里，全国共有700多名研究生中途退学；对理工科感兴趣的学生比例降至五成以下。[2]“做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句顺口溜反映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内心想法，也包括部分大学生的想法。
如果说，此前大学生评价工作好坏的标准是社会地位的高低，那么这一时期大学生判定一份工作好坏的标准就是收入的高低了。据调查显示，这一时期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首先考虑工资薪酬和福利的占36.6%，其次是关注自我价值实现的占27.9%，看重工作社会地位的只剩下24.4%。[3]这一时期的大学生已经开始关注自己的生活质量，希望有较高的个人收入来保证稳定的物质生活。在生活的天平上，物质需求压过了自我价值，吃好、住好、生活好成为大学生选择工作的第一追求。
如果将这一段往事放到整个社会大历史的背景中去看，我们除了看到社会制度和政策变化给大学生带来的外在影响外，还看到了大学生自我意识的觉醒。从一切为了国家无私奉献到为个人生活打算，大学生就业观念由此呈现出务实、理性的倾向。
从“机关”到“企业”。20世纪80年代初的大学生，大多把大专院校、研究机构、党政机关或大型国营企业作为自己的就业首选；到了80年代末期，大学生的择业观开始由“社会价值型”向“经济价值型”转变，经济利益和物质待遇被提到了相当重要的位置。据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1988年对北京、哈尔滨、上海、南京、合肥、武汉、广州、西安、兰州等大城市1300多名大学生进行的关于当代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职业观等14个方面的调查结果显示：有近40%的大学生希望毕业后到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工作。从职业大类的选择来看，这一时期的大学生特别倾向到沿海开放地区的“三资”企业工作，中外合资企业被置于择业考虑的第一位；传统的优势单位如党政机关、科研部门、文化系统等吸引力大幅度降低。[4]之后，大学生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对自我的关注上，个人生活追求倾向越来越突出。
这一时期大学生就业的突出特点是：不再固守本专业、不再寻求稳定，希望在流动中寻找机会、挖掘财富。一直被父辈们强调的稳定工作、稳定收入等就业观念，在80年代后期，被大学生用自己的行为打破并改写了。
据当时的一项调查显示，青年希望改变职业的比例高达67.5%，许多青年打出了“第一职业求稳定，第二职业求发财”的口号。刚毕业的大学生从“一步到位”到“骑驴找马”的人越来越多。这一时期，在社会生活中，人才的流动性越来越频繁，职业“三级跳”现象层出不穷，从“政府机关”到“下海”，从“国营”到“集体”，从“集体”到“合资”，从“合资”到“独资”的现象比比皆是。于是，90年代之后的经济生活出现了国有企业工人急剧萎缩，集体企业职工纷纷外流，“三资”企业“人丁兴旺”的局面。[5]此时，社会上还出现了另一个颇具特色的现象——官员“下海”热。一些较年轻的官员纷纷离开机关、辞去官职、抛弃铁饭碗，投身到经济大潮中，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受这一大环境的影响，到了1993年、1994年，出现了大学生踊跃奔赴沿海开放地区的热闹景象。从“上书山”到“下海捞”，不仅是对大学生勇气的考验，更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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