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复旦大学发展侧记

天下为公　努力前程——孙中山与复旦大学发展侧记

龚向群

孙中山先生一生重视教育，认为人才培养对实现救国救民大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并亲自创办了“黄埔军校”和“中山大学”。事实上，在复旦大学的发展历史上，孙中山先生也倾注了极大的关怀，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11年秋辛亥革命爆发后，光复军司令部占用了位于吴淞的复旦校园，复旦被迫迁至无锡办学。当时，由于政局不稳，经费无着，师生颠沛流离，学校一度散架，实为复旦存亡之危急关头。

中华民国成立后，复旦师生找到时任临时政府交通部代部长的校友于右任先生，要求他做工作，使复旦尽快在上海复校。于右任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同盟会的重要成员，与孙先生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又曾辅佐马相伯创建复旦，自觉复校之事责无旁贷。1912年初，于右任与邵力子等面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递交了一份拨徐家汇李公祠为复旦校舍的呈条。中山先生在临时政府经费紧缺，四处举借外债的情况下，不仅划拨徐家汇李公祠为校舍，还拨出一万银元作为复校经费。是年，复旦成立了历史上第一届校董会，中山先生欣然担任校董。这是孙中山以革命领袖的身份，唯一一次担任一所私立学校的校董，在中国高校史上并无二例，可见其对复旦寄托着厚望。

有着反帝爱国传统的复旦师生没有辜负中山先生的厚望，他们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站在上海斗争的最前列。1919年5月6日清晨，北京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复旦，校学生自治会立即通电全国，声援营救被镇压的北京学生；同时，发起成立全市学生联合会，带领80多所学校师生示威游行，声援北京五四运动，一时成为五四运动在上海的指挥部与大本营。

5月26日，中山先生派代表在西藏路老金龙餐馆，约见了市学联会长复旦学生何葆仁，转达了他的意见——“你们这种爱国行动很好，要唤起民众，与各界联合起来”。当时，上海还未收回领事裁判权，工部局禁止学生进入租界游行，若巡捕房抓人，中国律师也无权上法庭辩护。得知学生们进入租界游行受阻，中山先生以自己的名望，请了一批英法等国的律师，作为学生行动的坚强后盾。有了中山先生的支持，学生们如虎添翼，得以进入租界与帝国主义势力进行了义正辞严的斗争。6月2日，中山先生在寓所接见何葆仁和朱承洵（复旦学生、市学联总干事长），热情赞扬了上海学生反帝爱国、团结斗争的精神。同年10月，中山先生应复旦校长李登辉之邀，为师生作了题为《救国之急务》的演讲，高度评价五四运动“于至短时间内，收绝大之巨效，足见结合者强也”。演讲结束后，朱承洵代表市学联去中山先生寓所答谢先生所给予的指导和帮助。先生兴冲冲拿出笔墨，在长约四尺、宽约九寸的宣纸上，写下了“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并语重心长地对朱承洵说：“天下为公，是要天下鼎鼎大公。实现了天下为公，就可以达到世界大同了——这就送给你了。”中山先生正是用这种方式，把他一生的政治主张和未竟事业传递给年轻一代，尤其是他寄予厚望的，在五四运动中冲锋陷阵的复旦精英们。

复旦大学师生在五四运动中的出色表现，极大地提高了学校在海内外的知名度。校董会不失时机地在海内外发起了一场募捐活动，计划筹款32万元，在江湾买地建造新校园。1920年底，复旦在江湾买下了70余亩土地，随后举行了隆重的新校园奠基仪式，并在一年之后，兴建了办公楼亦柱堂、教学楼简公堂、学生第一宿舍、教师宿舍等。1922年2月，学校正式由徐家汇李公祠搬迁至江湾新校址，结束了建校17年没有固定校舍的窘况，从此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23年2月从广州回沪的中山先生欣然应复旦学生之邀，在《复旦年刊》上题了“努力前程”四个字，这既是先生对复旦莘莘学子的殷切希望，又是对复旦事业发达的热忱肯定。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的消息传来，复旦师生无不为之悲痛。3月18日，全校师生员工在简公堂（今复旦校园200号博物馆）隆重哀悼中山先生。我党早期活动家恽代英应邀发表演说，教职员代表邵力子回忆了民国初年中山先生对复旦复校的关心和支持，学生代表端木恺追忆了先生对复旦青年学生的爱护与关怀。1928年，复旦师生再次举行聚会，纪念先生逝世三周年，陈望道、陈布雷等发表了纪念演讲，并出版了纪念专刊。

“伟人已逝，斯风长存”。为迎接百年校庆，弘扬复旦精神，学校决定将孙中山两次题词的手迹刻成纪念碑，以永久缅怀中山先生对复旦的关爱，激励复旦师生永远努力前程，为中华振兴与世界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