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的重要性越来越被大家所认识。华中科技大学文科发展到了今天，今后应该如何进一步发展？在学校发展战略规划讨论中，大家都在思考。我认为，文科发展要重视学校文科发展的历史经验；明确文科发展的历史方位（已经走到了一个“节点”，一个“十字路口”，需要新的突破）；探寻新的发展思路和大手笔的发展举措。下面，就此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重视文科发展的历史经验
我认为，一个学科、一个学校的发展，在一个生命周期内大体要经过三个阶段：起步（十年左右），发展（十年左右），提高（十年左右）。我校文科已经走过了起步、发展阶段。
1．起步阶段（1979至1993年）
1979年，朱九思院长到美国、加拿大等国考察高等教育，回国后在电影场召开大会，提出了两个设想：一是要发展文科、理科，走综合化发展之路；二是要种草，改变学校只有树没有草的状况。1979年，我校率先在全国理工科大学中创建了第一个文科研究机构——中国语言研究所，从国内和校内中文专业毕业的教师中找了几位老师，开始语言研究。此后，从政治理论课部找了几位老师，分别开始办社会学、经济学、科技哲学等专业，从新闻界调了几位有新闻实践经验的同志，开始办新闻专业。到1993年，完成了文科发展的起步，文科办起来了，有了一定的规模，而且办得比较好。
起步阶段的主要经验是：学校领导者要有改革、创新的勇气、胆略和决心。工科大学办文科，当时是一个重大突破，从上到下阻力重重，以朱九思同志为首的学校领导敢于担当，千方百计冲破阻力，把文科办起来了，实属不易。而且，在创办文科的过程中，敢于创新，走自己的路。例如，从数学系将林少宫、李楚霖等高水平的数学教师调至经济学系，共同创办数量经济学科，田国强、艾春荣、谭国富等经济学家都是我校数量经济专业本科毕业的。从《湖北日报》、《襄樊日报》将汪新源、程世寿等同志调至学校，领导新闻系，使我校新闻专业一开始便重视实践环节。
2．发展阶段（1994年至今）
1994年以经济学院和文学院（当时的文科除管理和经济外都在文学院）成立为标志，步入了发展阶段。1994年，我校文科的大体状况是，没有博士点，有7个硕士点；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2人（张培刚、林少宫）；科研经费每年20多万元；文科基本上挤在一个楼（东七楼）。经过10多年来历任学校领导和全体文科教师的共同努力，特别是文科院系负责人付出了极大心血，现在文科的状况是：有两个国家重点学科，9个湖北省重点学科；26个博士点，6个博士后流动站，64个硕士点，28个本科专业；2008年科研经费2000多万元；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者150人以上；8栋文科大楼。这种发展的速度，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是非常好的。
发展阶段的经验，除了领导重视以外，主要有以下三条：
（1）每个学科选择自己独特的发展方向。学科建设，首先是学科方向的建设。如果我校按照北大、武大的方式，永远赶不上他们。因此，学校要求每个学科根据我校的学科传统、优势，兄弟院校学科发展以及自身的发展状况，在学科交叉点选择独特的学科方向，实现重点突破。例如：新闻学院以新闻传播学与信息学科大跨度交叉，开辟“网络新闻传播”方向，聘电子与信息工程系系主任朱光熹教授为新闻学院副院长，共同策划；经济学院突出数量经济、发展经济学；公共管理学院突出数字化城市管理、电子政务；法学院突出科技法学；中文系将语言学与计算机技术交叉融合，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教科院重点抓院校研究，通过院校研究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高等教育学成为国家重点学科。
（2）着力引进高水平学科带头人。学科建设的关键是要有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文科的发展阶段，学校采用多种方式，千方百计引进高水平学科带头人，他们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
公共管理学院聘请夏书章教授为名誉院长。我和徐晓林同志到中山大学夏老家里，请他到公共管理学院担任院长。夏书章教授被誉为“中国MPA之父”，对我校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法学院聘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罗玉中教授为院长。罗玉中教授在北大期间曾给中央政治局常委讲课，在科技法学方面很有影响。他任院长后，从北大带来了几位博士（包括院长易继明教授），以我校法学院院长名义给全国人大常委讲课，担任国家中长期规划一个小组的组长。
哲学研究所聘欧阳康教授担任所长。欧阳康教授是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系系主任，国内很有影响的中年学者。到我校后，很快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哲学的社会影响大大扩展。
哲学系从河南大学引进张曙光教授，后任人文学院院长（现为北师大哲学学院院长），不仅本人学术上很有成就，而且引进了如邹诗鹏、张廷国等优秀青年教师，为文科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新闻学院聘孙旭培教授为学术带头人。孙旭培教授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他不担任所长后，学校将他聘过来做全职工作。孙教授在新闻理论研究方面造诣很深，影响很大。到新闻学院后，深受欢迎，发挥了很好的学术带头作用。
聘著名历史学家张岂之先生担任历史研究所所长；聘艺术大师周绍华先生担任艺术系系主任；聘著名作家、书法家李尔重先生担任文学院名誉院长（我校历史学科是在尔重同志一再催促下建立的），等等，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此外，学校还采取了一些超常规措施。例如，涂又光先生由于10多年来为冯友兰先生翻译、整理著作，当时自己写的文章不多，到离休时只评了副教授。1998年，我和朱玉泉、周济同志商量后，经研究讨论，给涂又光先生定为教授，一切待遇按教授执行，可以带研究生（但仍为离休）。涂先生这十来年在教学、研究上作出的成绩，有目共睹。
（3）开展文化素质教育。1994年文学院成立后，我兼任院长。为了为全校服务、取得全校的支持，我们提出并举办“人文讲座”。人文讲座的举办，效果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受到极大的欢迎。此后，在时任校长杨叔子院士的支持、领导下，在当时文学院领导李振文、徐晓林、何锡章等同志共同努力下，开展并在全国推动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文化素质教育对文科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明确文科发展的历史方位
我校文科已经历起步、发展阶段，现在开始步入提高阶段。经过起步、发展，文科已建立起了发展平台（学科布局完成，大多学科有了硕士点、博士点和本科专业），形成了发展规模（教师数量、学生数量），学科的优势、特色（特色学科方向）开始显现，为学科水平提高打下了基础。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校文科发展走到了一个新的“节点”，一个“十字路口”。尽管具备了发展基础，但缺少大师级学者，高水平学者不多；学科、专业水平不高，有的学科、专业甚至在国内排名排到了50名以后；重大成果、有影响力的论文不多，有的学科甚至还很难在本学科国内最高水平的刊物上发文，更谈不上国外高水平刊物；政府决策咨询我校学者的声音不多；社会知名度不高，高考高分学生很少报考我校文科；社会影响力小，文科学生就业还不理想；近几年文科发展，有的处于一种徘徊，甚至停滞状态，等等。
问题的关键，仍然在师资上。首先，我校文科发展时间不长，基础薄弱，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太少。与著名综合性大学比，他们每个学科都有一批高水平学者，走几个人对学科发展影响不大。而我校文科学科，往往只有一两个较高水平的带头人，走一个这个学科就“伤筋动骨”，甚至会垮下来。省里开社科界、文艺界知名人士联谊会，我校仅仅三五个人受邀，而省内文科见长的院校则一大批。文科成果评奖，我校获省级一等奖的寥寥无几，获二等奖也不多，大多数集中在文科见长的大学。其次，青年教师的成长缺乏高水平的平台，缺乏名师引领。博士毕业后，往往将博士论文出书，根据博士论文发几篇文章，再往前走就感到力不从心。再次，院、系之间，教师之间发展极不平衡。据文科处统计，其全部发表的论文中，1／3教师发文占总发文量的55．6%，其中发文最多的24位教师发文占总发文量的26．15%，多数教师年均发文量不到1篇。
三、探索新的发展思路和重大发展举措
我校文科发展已经走到一个“节点”、一个“十字路口”，再往前走，必须要有突破，要有新的思路，要有新的重大发展举措。关于这一方面，思考不成熟，谈谈一点浅见。
1．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我校文科在起步、发展阶段，走得比较好，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步入提高阶段，再往前走，上一个新的台阶，则任务很重，困难很多，需要新的突破。学校领导应进一步提高对文科发展重要性、特殊性的认识，提高文科发展在学校发展中的地位，并组织大家开展讨论，认识发展现状，明确发展方向，探索新的发展思路和措施。忧患意识来自于对问题的认识。工作做不好肯定有问题，工作做好了同样会有问题。要正视问题，不要回避问题。
2．争取多种措施加强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
在提高阶段，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应采取与起步、发展阶段不同的思路和措施，主要有：
（1）引进国内顶尖学者。在起步发展阶段，由于没有相应的平台，很难引进顶尖学者。例如，冯天瑜教授在湖北大学时，我曾多次请他来我校，谈得很好，但由于当时我们没有相应的博士点，他最后去了武大。现在我们有了引进顶尖学者的平台和条件。对国内顶尖学者，我们要逐个分析，创造条件，争取引进，包括柔性方式，只要能发挥作用就行。
（2）大力引进了解中国国情、在国外著名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在国外访学一年、两年，与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是不同的。在国外名校取得博士学位，他进入了人家的学术圈子，掌握了学科发展前沿，受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一般发展都会比较好。最近我请外语学院谭渊博士到教科院作讲座，他是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做博士后，讲座反映非常好。如果外语学院有五个左右这样的博士，局面大不一样。在前几年引进的博士中，还有两个例子。一是杨伯溆，他在中央电台工作几年后，在国外著名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应聘时文章不多，但进校后在新闻学院发展非常好。后因一些原因去了北大，北大还解决了他爱人工作问题。二是赵炬明，他在高教所工作几年后，在加拿大取得博士学位，回校后发展也非常好。最近清华大学以特聘岗位方式聘他去工作一年，帮助其做学科发展规划。对这样的学者，不要过多去看他过去取得的成果，而主要看其发展潜力。现在不是解决教师有无的问题了，今后我们引进人才，要聘请一批这样的学者。
（3）帮助有发展潜力的中年学者，使他们在学术上上一个新的台阶。通过十多年的实践，文科中一部分40岁左右到50岁的中年教师发展比较好，已经在本学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的已经有相当的影响。这一部分教师发展的好坏，决定了我校文科今后发展的基本格局。但这部分教师的发展仍然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有的发展方向分散，涉及面太广；有的社会活动过多，负担太重，精力不够集中；有的缺乏实践经验。因此，要创造条件，帮助他们在学术水平上上一个新台阶。
（4）创建机制，鼓励青年教师脱颖而出。对青年教师，应从三个方面考虑：一是理解和关心他们，他们处于教师队伍的最底层，压力大，负担重，待遇相对较低。二是帮助他们认识和规划自己。我国的教师聘任制缺乏一种“准入制度”，但实际上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从事学术职业。要让青年教师认识自己，是否适合从事学术职业，如不适合应及时转换职业。认准以后，则要制定自己的发展规划。三是完善考核和评价制度。考核和评价标准既要“高”又要“宽”。“高”是指按研究型大学的要求；“宽”是指每位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在“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教学和教学研究”等某一方面达到高的要求，避免用一把尺子量所有的人。
（5）继续发挥有较大影响的老教师的作用。近二十多年来，文科中有几位老教师，他们在学术上沿着自己的学术方向，不断努力，已经产生了不少学术成果，有了较大的学术影响。从美国及我国的统计研究看，对文科教师而言，60岁至70岁是又一发表论文的高峰期。因此，对少数几位学术方向明确、学术造诣深、本人身体好而又自愿的老教师，经过充分论证，让他们多工作几年，这些教师在学术上还可能再往前走一步。
3．加强文史哲等基础学科建设
对于理工科而言，数理化是基础，对于文科而言，文史哲是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在起步、发展阶段，已经关注文史哲学科建设，但很难投入过多的力量。在提高阶段，发展思路应适当调整，在文史哲上下更多的工夫，建设精干、高水平的文科基础学科。这里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采取一些特殊政策发展文史哲，如在文史哲学科，要“养”一些学者，让他们在学术上“仰望天空，胡思乱想”（政治上要民主，不能自由；学术要自由，不能民主），出一些有理论深度、思想深度的成果。二是要发挥文史哲在其他学科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
4．在交叉综合中产生重大成果
从历史看，世界上的学科发展经历了“合、分、合”的过程，开始只有几个学科，高度综合；随后高度分化，形成了众多的学科；现在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高度综合。一所学校的学科发展，也有一个“合、分、合”的过程，以我校文科为例，开始由于力量单薄，只有一两个院系，文科在一起互相支撑，共同发展；随后，由于发展的需要，形成若干院系，推动各学科迅速发展；现在，到提高阶段，需要交叉、综合（当然，不是说马上进行院系合并，而是采取其他有效方式促进学科交叉、综合）。在民族精神重大课题研究中，我负责对策部分，组织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科技哲学、教育学、新闻学、军事学等学科的教师，从不同的视角共同开展研究，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学科交叉综合，需要专题研究，在机制、制度方面进行调整，否则难以实行。
每一代人（每一届班子）只能做他所能够做的事。在文科建设中，起步、发展阶段，应该说做得比较好，提高阶段的任务就落到了现任领导班子身上。我认为，只要沿着历史发展往下走，明确新的历史方位，适时调整发展思路，采取重大措施并狠抓落实，我校的文科发展一定会往前跨进一大步，文科发展了，又会推动全校的发展。
（本文发表在《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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