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理论的分析介绍

二、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理论

战争与和平问题，是军事领域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国际社会中影响全局的重大问题。邓小平科学地观察和分析了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了新的战略判断。这些判断主要有：霸权主义是现代战争的主要根源，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和“一国两制”、“共同开发”的战略构想。在科学判断基础上，他作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

（一）霸权主义是现代战争的主要根源

战争根源问题，是马列主义战争观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从战争的起源，提出了剥削阶级是构成人类战争根源的理论。列宁考察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得出了“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的论断。毛泽东晚年，分析了超级大国霸权主义争夺与新的世界战争的内在联系，提出了当代世界战争根源主要来自霸权主义争夺的观点。但在当时条件下，这一观点还没有在理论上全面展开。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对世界形势的进一步透视，对霸权主义是当代世界战争的主要根源的思想，作出了全面的科学论述。他指出：“霸权主义是战争根源。”现在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是霸权主义。

邓小平关于霸权主义是当代世界战争的主要根源的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是对马列主义战争根源理论的重大发展。第一，提出了现代战争的发生机制已不能仅仅从社会制度或阶级属性中去寻找，更多要直接地取决于各国的对外政策。任何社会制度的国家只要推行霸权主义，都可以成为战争的根源。第二，社会主义国家搞霸权，同样也会成为战争策源地。现实的社会主义只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不是完善的阶段；它在某些国家中尚残留着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等遗毒；它的民主与法制尚不健全，一定程度形成上层集团的权势地位和特殊利益。这些因素容易造成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上推行霸权主义的畸变。也可能走上了为了本国的私利而控制别国，甚至发动侵略战争的道路。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属性，是制定对外政策的领导集团在思想和行为上旧遗毒表现，和帝国主义本质属性决定的霸权主义政策是有区别的，但只要这种畸变不纠正，也会成为现代战争的根源。第三，霸权主义，既有世界霸权主义（大霸），又有地区霸权主义（小霸），两者侵略扩张的本质相同，仅是“胃口”大小有别。地区霸权主义也是引发现代战争的重要根源。第四，原苏联解体，两霸争夺的局面消失，决不意味着霸权主义的消失。美国暂时一霸独存，不仅证明了霸权主义的存在，而且由于产生霸权主义的温床没有被铲除，仍然可以产生新的霸权主义国家或国家集团，突出表现为国际事务中的“强权政治”。邓小平指出：“霸权主义过去讲美苏两家，现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也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因此，老的霸权主义国家以及新的或将要产生霸权主义国家或国家集团，都是当代世界战争的主要根源。

（二）世界大战是可能避免的

在世界大战问题上，我们党的认识可以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1～1980年），认为大战不可避免，但可推迟。第二阶段（1981～1985年），认为战争危险依然严重存在，但和平是有希望的。第三阶段（1985年后），认为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工作做得好，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这是一个基于客观实际的变化和认识深化过程。

上世纪80年代后，世界战略格局向多极化转变，出现了制约世界大战的多种因素；第三世界的崛起，中国国际地位的增强，成为制约世界大战的首要因素；欧洲、日本等摆脱超级大国控制的独立倾向的发展，成为制约世界大战的第二种势力；美国与前苏联两国相互遏制和他们的经济力无法承受大战的消耗，加上其国内广大民众不赞成战争，也捆住了他们发动大战的手脚。这些制约因素决定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结论的产生。1985年9月，邓小平指出：当然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如果搞得好，战争是可以避免的。1987年，他又指出：“如果世界和平的力量发展起来，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起来，可以避免世界大战。”1988年4月，邓小平在接见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伊东时，更加明确地说：现在我们确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理解邓小平这个科学论断，必须把握如下几点：第一，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并不是说战争的危险骤然消失。根源未除，危险依然存在。第二，“避免”是有条件的，即“避免”基于和平力量的增长和各种制约因素的作用。第三，“避免”不是靠消极等待能实现的，而是要积极工作来争取。第四，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并非一切战争都能避免，大战打不起来的情况下，局部战争和地区性武装冲突成为当代战争的主要形式。第五，大战打不起来，并不等于矛盾的消失。世界一些国家从过去的争夺军事优势转化为争夺包括经济、科技、军事在内的综合国力的优势，从有硝烟的战场转入无硝烟的战场。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此，渗透与反渗透、控制与反控制、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将会加剧。

（三）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

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是战争与和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制定国家大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基础。二次大战后，尤其1980年以来，世界经济、政治、军事诸方面的发展变化，使人类社会进入到一个同以前的战争与革命时期不相同的新的历史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经济上相互渗透、相互储存，尽管它们在领土、资源、市场的争夺中，存在着许多矛盾和冲突，但还没有闹到兵戎相见、爆发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地步。二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社会体系之间，虽然帝国主义不忘颠覆社会主义，但他们已改变了同社会主义的斗争策略和方式，从武力扼杀为主转变为促使“和平演变”为主的战略。三是帝国主义国家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矛盾，由于世界性殖民主义解体，已经衍化为新的意义的“南北矛盾”，即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矛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发达国家的再发展问题上升为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四是以经济、科技为重点的综合国力竞争，成为当今国际竞争的中心。世界多数国家先后在制度、政策等方面进行调整改革，制定新的国家发展战略致力于经济、科技的发展。上述种种，表明了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呈现出新的面貌。

邓小平通过对国际形势发展的观察和分析，紧紧把握形势发展变化中最具根本意义的时代条件，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他说：“现代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这一论断，提示了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指明了维护世界和平是当代世界的历史主流，促进发展是当代各国的根本任务。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互为影响，互为作用，要发展，必须维护和创造稳定的国际环境；要实现和平，也离不开各国的共同发展。

（四）“一国两制”、“共同开发”的战略构想

邓小平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邓小平从维护国际稳定环境，推行国际和平与发展，提出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总构想。他首先从解决我国台湾和香港问题为先导，提出了一个合情合理统一祖国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一国两制”的构想，接着他又从中日钓鱼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南沙群岛的争议中，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构想，这些构想，震撼了世界，为世界各国提供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

“一国两制”、“共同开发”的构想，揭示了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途径，对于维护世界的稳定和促进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一个国家如果处于分裂状态，一个地区国与国之间如果纠缠于长期造成的历史争端而不断发生武力冲突，往往会给霸权主义者提供武力干涉的借口。所以，这个构想，有利于促进世界人民团结和反霸斗争的开展。

（五）我军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

对战争与和平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是确立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基本依据。上世纪6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和我国安全环境严重恶化：中苏关系破裂而走向对抗；美国把中国视作其备战的主要对象之一，并把战火烧到我南大门；我国周边敌对势力也伺机而动。这些因素促使我党对战争形势的看法趋于严峻，从而确立了“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整个国家和军队长期处于临战准备状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引导全党对客观实际进行了分析，认识到：世界战争出现延缓趋势，并进而向可以避免世界战争的方向发展；战争规模趋于有限化、局部化，超级大国核竞赛处于均衡僵持，核武器更多地用于威慑，我国拥有核力量，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各国竞相发展经济，要求我们善抓机遇，迅速抓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全面建设；现代环境要求我军必须迅速从临战状态转入相对和平的正常建设轨道上来，部署长远性的、根本性的建设。通过这些新认识，他引导我们进行了指导思想上的战略性转变，即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变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

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的内容十分广泛，它包括：军队建设立足点的转变；军队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关系的转变；军队建设目标的转变；军队数量与质量关系的转变；军队作用和职能的转变；军事战略的转变和国防建设其他领域的转变等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