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社“三年巨变”的秘密

上海交大社“三年巨变”的秘密^[1]

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上海交大出版社近3年来可谓“年年有变化”：不仅经济效益增长迅速，连创该社历史新高，社会效益也明显提高。据了解，2011年上海交大社新出图书893种，重印图书1　109种次，圆满完成了年初制定的新书不低于850种，重印率不低于45%的目标；销售码洋为3．085亿元，较2010年度增长31．28%，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03%，净利润更是同比增长超过50%。更为重要的是，该社3年来累计投入数百万元，建立了4个专项出版基金，出版了一大批学术水平高、得到师生高度评价的交大版图书，包括交大学术出版基金列选近100种，立项教材列选200余种，文治堂学术出版基金列选10种，大学通识课程核心教材列选50余种。这些学术著作和大学教材，通过出版走进了全国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图书馆，走到了专业人士手中。同时，许多学术著作通过上海交大社成功获得国家出版基金、国家科技著作出版基金、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补贴项目、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上海科技专著出版基金、上海文化发展基金等项目的资助，不少著作还获得了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文津图书奖、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上海图书奖等各类奖项。

上海交大社何以实现“三年巨变”呢？该社社长韩建民在接受商报独家采访时表示，这首先得益于该社坚持市场化取向和专业出版发展战略，转变观念，完善了法人治理结构。2009年以来，转变为市场主体的上海交大社，上下都得以轻装上阵，“过去社里有问题就找主管校长，现在出版社越来越规范，法人治理越来越规范，成立了很规范的董事会，每年定期开两到三次会议，解决出版社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一些棘手的问题就容易得到了解决，此前不能展开的投融资、跨所有制合作、横向合作现在都有了发展空间，出版社的发展有了保证。”韩建民笑称，从整个社里来讲，转企以后作为企业化管理，大家工作意识、工作节奏有了很大的变化，用员工们的话说是“每天小跑似的在工作”，企业面貌焕然一新。

“加上把政策吃透，充分利用国家鼓励文化单位转企改制的一些政策，出版社就可能得到升华。”为此，该社在推进转企改制之初结合自身特点制定了三年规划，坚定走专业出版道路，定位为依托上海交大的学科资源和品牌资源做交大出版社，不断吸纳学术界有名望的专家、学者为自己的作者资源，推出了一批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和教育图书，成为我国重要的学术出版基地之一。“上海交大的学科资源和品牌资源是交大社独一无二的，只有把交大独特的资源发挥出来，在全国是没法替代，所以当时有个指导原则——‘依托交大、弘扬学术、教材为本、市场优先’，出版了一系列具有交大特色的书，像江泽民学长的学术著作，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包括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的系列著作、“中国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历史文献丛书”等一系列图书，也是依托交大所产生的效果，不仅显示了该社这几年发展的成绩，还因此产生了聚集效应。值得一提的是，在韩建民看来，大众板块和教育板块目前都已不再是大学社的优势所在，专业出版才是大学社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在坚持市场化、有社会价值的图书都要举行首发式扩大选题影响的基础上，该社坚持做高端、走专业化路线，并出台重大项目实施办法，为重大选题的编印开通绿色通道。“真正做出好的书来、做出传世的书、做出甚至国外都没有的书，国家就会支持，这方面我们也尝到了甜头：结合大飞机公司落户上海，发挥上海交大的理工科优势，我们策划了‘大飞机出版工程’，连续获得国家资助。”韩建民表示，过去做好书、做高端书、专业书会赔钱，但现在做好专业书、通过政府和学科支持是有盈利的，同时还培养出一批敢打硬仗的青年骨干，为出版社的进一步发展锻炼了队伍。他透露，该社后期还将策划出版“船舶与海洋出版工程”、“光物理出版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前沿文库”等一系列代表国家水平的图书。

众所周知，数字化是传统出版社当下面临的较大挑战，上海交大社又将如何面对这一挑战呢？韩建民透露，该社的“十二五”期间的发展思路仍是“坚定专业规模化、业态数字化、平台国际化、产品经营化”的路线，实现专业化与数字化、国际化、市场化的全面融合，争取在三五年内建成“文理兼备、市场融通、面向国际的一流学术大社”。为此该社近几年来一直专门探索、投入重要兵力探索数字化，并在2008年就成立了数字出版部，依托交大优秀科研资源建设各类数据库，积极探索业态数字化与专业规模化相融合的模式。“我们目前开发了‘科技文献双语语料库及翻译与教学平台’，获得2009年上海市科委数字出版重点项目资助；与上海交大医学院合作开发的‘超声影像医学资源库’、与上海交大图书馆合作开发的‘科技论文数据库’，也都进入了实质性操作阶段。2011年还抓住手机阅读等机遇，与中国移动等达成合作，全年实现数字出版业务销售收入较2010年实现翻两番。”

【注释】

[1]本文原载2012年5月9日《中国图书商报》，作者蓝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