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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的重要文献

时间:2023-03-1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的重要文献自15世纪迁入现今聚居地以来,京族的文化既与越南文化保持一定的联系,又在新的环境下发展出一些特质。京族由于新中国成立前学校教育较为贫弱,因此,文化更多地通过口耳相传得以流传,虽有一些文献,但总的来说数量相对较少。灵光寺钟一、碑文类新中国成立后搜集到的京族古代碑文,只有清代的钟铭、碑刻等几件。
新中国成立前的重要文献_中国京族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的重要文献

自15世纪迁入现今聚居地以来,京族的文化既与越南文化保持一定的联系,又在新的环境下发展出一些特质。表现在文献用字上,就是既有汉字又有本民族、本区域的一些土俗字。京族由于新中国成立前学校教育较为贫弱,因此,文化更多地通过口耳相传得以流传,虽有一些文献,但总的来说数量相对较少。新中国成立前的文献内容主要特点是:表现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容相对匮乏,而与民间俚俗联系紧密、实用性、功用性较强的作法经书、民歌手抄本、地契规约等较为丰富。京族现存的重要文献,可以分为几大类:碑文类、文书规约类、抄本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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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光寺钟

一、碑文类

新中国成立后搜集到的京族古代碑文,只有清代的钟铭、碑刻等几件。数量虽不多,但蕴涵着丰富的文化信息。

(一)灵山寺钟记

这是一则民间功德铭文,刻于一口钟鼎之上,钟高57厘米,钟口直径39.5厘米,四面有字,面刻汉文7行,每行25字。铜刻,楷体。有龙形提耳,存于巫头村灵山寺内,1954年被中南民委及广西民委民族工作组调查发现。铭文具体内容如下:

盖闻法音佛事,无非钟鼓之喧阗,号令天威,莫不雷霆之时,卒之二法者,万占不移此语也。兹海东府万宁州米山img240术邦村,本村人刘有公诚心矢发唱道,前程协谋本邑,普劝十方,聚精铜、售白锡、命良工、邀好冶、请圣驾,建铸场,一饭之间,完成钟器,内外无暇,如终不兴酉(上下结构),音鼓嘹亮,檀信称扬。此钟者,亿千万载之永远也。

景兴四十二年(注: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岁次辛丑四月癸巳初九日壬子建立

芳名开列于左:

(为各村民姓名及所捐钱物数量,略)

该铭文记载该钟铸造目的和过程。四月无别老夫述,佚名抄刻。从中可看出当时京族社会宗教信仰及手工业发展程度等信息。文后附的村民名字,对研究京族人的姓名演变有一定价值。人名中的一些字,如“艚”,不是汉族人名用字,而应是当时的安南人名用字,即“船”之意。景兴为越南后黎朝显宗年号,显宗年间相当于清乾隆五年至四十二年,时间为1740~1777年。显宗在位并无四十二年,因此钟铭文所记年代疑有误,[1]从中可得出如下推断:京族迁入现居住地后与越南仍保留着一定的关系,因此仍沿用当朝皇帝年号;景兴并无四十二年,然京族地区却仍使用该计算法,说明京族地区属于中央集权的边缘地带,消息相对闭塞。该铭文是现今发现的年代较早的京族文献,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二)红坎村哈亭碑文

碑立今江平镇红坎村哈亭内,1954年由中南民委及广西民族工作组搜集,碑文内容如下:

前奉管万宁州权监永安州长部官特进瑞郡公俯君潘门正室黄氏夫人乃于癸巳年由本村殿宇崩颓,人民饥馑,不堪其苦,赖承潘郡洪德夫妇同情,发心应给古钱七十贯,许本村修整完成,依例事神供祭,旦愚村念其深恩德重,配入殿中为后神,至于戊辰年,次室黄氏孺人再给与本村人大钱七十贯、沙牢一只、酒二呈、糯米三斗,并田二十箩,坐落三坡处,这田潘族配供入殿宇,留来递年为香灯,鉴赐德厚恩深,其本村上下同心竖立石碑永远吉兆。

嘉隆七年(注: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维十月日立碑为记岁在戊辰年季冬吉辰本村上下等同竖立。

这也是一则功德碑,记录的人名、钱物数目及立碑年代,也对研究当时京族社会有一定价值。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的“万宁州”为越南属地,由此可见京族地区与越南联系之密切。

(三)img241尾哈亭对联

(四)重修上下贰庙碑记

为一功德碑文,长方形石碑,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岁次丙申仲秋月吉日立碑,佚名撰文、抄刻,存竹山村三圣宫内。一面有字,碑面尺寸为114厘米×63.5厘米,面刻汉文27行,每行41字。碑文记述重修三圣宫庙的原因和过程,开头部分因风化模糊难辨,后列村民和各商号、店铺捐钱捐物情况,计有苏、阮、梁、斐、陈、黄、余、吴等姓及泰昌号、泰兴号、平安利装、和利公司、同乐公司等老字号商家。[2]该碑对研究京族社会的对外交流、商品经济发展情况及其民间信仰等有参考价值。

(五)山心村修祀后神规定碑

碑存于今山心村哈亭内,“民国10年岁次辛酉十一月十四日同村敬立”,为长方形石碑,一面有字,碑面尺寸为86厘米×56厘米,面刻汉文14行,每行36字。石刻,楷体,佚名撰文、抄刻。此碑为1953年中南民委和广西民委联合调查组搜集而得。该碑记载防城县江平区山心村龚世进、黄廷富合村上下等为修祀事,决定奉刘珖玉为后神立于哈亭内,自是春祀秋尝,从神配祀。并列修祀后神规定四条于后,注明修祀刘珖玉为后神,设置神主在亭、春祀秋尝、从神配祀,后神孙刘有庆施田两处、刘有庆出洋银备本村公务应用、后神曾孙刘振彬施田一处等事实。该文对研究京族民间信仰、民俗有参考价值。

(六)江平山心学校纪念碑记

长方形石碑,一面有字,碑面尺寸为106厘米×70厘米,面刻汉文26行,每行52字。部分文字模糊难辨。记述村人兴资建校之功德,民国18年(1929年)由钦州省立十二中学毕业生刘振业撰文,防城州警察第二区署长刘杰三书写,记载民国17年(1928年)秋山心村诸父老心系教育,筹立初小学校,以伏波庙为校舍,并拨充伏波庙、三婆庙两庙会款为办学资费,但资费杯水车薪,后有两人不辞劳苦倡议劝捐,得到诸父老同情支持,众人踊跃捐输,集腋成裘,共成美举。后列族人捐款芳名及数额。该碑今存于山心村哈亭内,对研究京族地区教育有参考价值。

二、文书规约、契约类

《封山育林保护资源禁规》存于img244尾、江龙等村头人手中,1953年中南民委和广西民委联合调查组搜集,年代原稿无记,估计系清末年间订立。

《团结御匪严禁偷盗规约》两份:一为民国20年(1931年)10月订立,规定了偷盗园地作物、偷盗海边筏索、偷盗众山木条柴薪、入室偷盗、棚舍被焚闻救火声不至等行为应被罚的银钱数目;一为民国22年(1933年)2月11日订立,规定了日偷夜盗应受的重罚、连赃认实应罚钱数、亲放纵者应受罚钱数等。

从这三份规约可窥见当时京族村社的管理方式、生产方式、社会经济、禁忌伦理等概貌。

分单合同1纸,民间土地划分凭证。绵纸,楷体,墨书。纸幅尺寸为39.5厘米×39厘米,9行,每行34字。保存完好。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吴锦扬撰。该合同记载吴成儒与吴锦扬兄弟平分祖父吴振伯、吴文兴在贵米山社的一座荒山,吴成儒分上段,吴锦扬分下段,各自永为耕种管业,不得生事端。立分单合同由吴成儒收执,领开辟原契由吴锦扬收执。合同由里长黄世隆认实,陆世明在场见证,为吴锦扬亲笔所拟。对于研究清代京族社会经济有参考价值。今藏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江平镇img247尾村7队吴敬锋处。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存复印件。[4]

苏光清等卖田契约1纸。绵纸,行体,墨书。纸幅尺寸为38.5厘米×41.7厘米,22行,每行29字。略有残损。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武有德撰。民间土地买卖契约。清光绪十四年,居住于海宁府万宁州宁海总米山社福安村的里役副总苏光清、乡长杜胜利、吴有宝等因本村无钱为安龙修亭,将汪坡塘的水田以古钱十贯断卖给李嘉和父子,用以安龙修亭。契约规定了田的四至范围,双方遵守的条款等,立契约一张由买主收执。[6]由于苏光清是京族19世纪重要历史人物,因此该文契具有较高的文物收藏价值,对于研究清代京族社会土地买卖、转让等也有重要参考价值。今藏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江平镇img250尾村7队吴敬锋处。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存复印件。

田土荒坡执照1纸。绵纸,楷体,墨书。纸幅尺寸为32.5厘米×55.5厘米,18行,每行33字,有防城县署印章。基本完好,个别字不清,为领种田土荒坡凭证。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防城县正堂颁发。光绪十七年六月十九日,防城县正堂对县属地方及五峒一带并新收入之嘉隆八庄江坪黄竹等处的田坡进行清查,并给照管业,以绝争讼。此照颁给安良团永福村吴振伯,共包括好田三斗、坡田三斗,划定四至范围。执照中开列说明八条,分别对清查颁照的目的、作用等作补充说明。该执照对于研究清代京族社会土地管理有参考价值。今藏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江平镇img251尾村7队吴敬锋处。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存复印件。[7]

三、抄本类

京族手抄本《宋珍歌》(又名《宋珍和陈菊花》)可能与越南《宋珍菊花》同源。新中国成立前在三岛地区应有较多抄本,可惜多已散佚。期间可能经历了从手抄本到叙事歌再到手抄本的阶段。现存较为著名的抄本,是京族传统叙事唱歌唱本,为1960年阮其福所抄。阮其福是京族有名的“道公”(祭师、法师),是京族喃字学者苏维芳的外祖父,他花了3个月的时间,凭其心力,将《宋珍歌》抄录成册送给苏维芳。该抄本为绵纸,册页装,行体,墨书,共55页,页面大小为18厘米×13.5厘米,8行,每行14字。佚名撰,喃字抄写,采用京族歌谣特有的“六六腰韵、八六脚韵”韵律格式,叙唱五代十国时期宋珍与菊花曲折忠贞的爱情故事。主人公宋珍出生于浮花县一个农民家庭,3岁父亲病故,与母亲靠乞讨为生。偶遇富家女菊花,菊花为宋珍悲惨身世感动,舍与米钱,并与宋珍私订终身。后宋珍进京赶考,高中状元,皇帝羡慕其才学,欲把公主许配宋珍,宋珍由于有婚约在身遂不从。皇帝大怒,罚宋珍出使北国10年。菊花不离不弃,独自承担侍奉家婆的责任,苦等宋珍10年。其孝心和忠贞震撼朝野,皇帝终准许宋珍与菊花完婚。《宋珍歌》堪称“京族长恨歌”式的民间爱情故事,该抄本对研究京族社会、文化、伦理及地方史等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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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珍歌》抄本复印

手抄本《金云翘传》,共3600行,为“六八体”(前半句六言,后半句八言)喃字古籍,该抄本原为三岛京族群众所有,后来抄本随着居民的迁徙流到了越南,京族喃字专家苏维芳历尽曲折从越南亲戚手中把抄本复印回来。小说《金云翘传》,原是中国汉族小说家青心才人身遭明清之际的大动乱,借王翠翘的身世与遭遇,表达自己对社会的评价;长诗《金云翘传》,是越南诗人阮攸身遭黎朝阮朝之际的大动乱,借中国故事,抒越南知识分子之心怀;喃字手抄本《金云翘传》,经历了三次往返流传——第一次是从越南阮攸长诗传抄而来的手抄本,阮攸撰写《金云翘传》之后,因三岛京族人与越南京族人往来密切,京族抄本就直接从阮攸的《金云翘传》转抄而来。[11]第二次是随着居民的迁徙,京岛《金云翘传》抄本的后人移居越南芒街;第三次则是苏维芳把境外《金云翘传》抄本复印而来。这三次往返流传,使得该手抄本对于研究中原典籍的南传、中越文学的交流、民间文学的嬗变等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手抄本《二度梅》内容与汉族的同名剧目大同小异。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一,汉族的《二度梅》主要写晚唐的故事,而京族的《二度梅》主要写越南在法国殖民者统治期间陈杏元与梅良玉恋爱的故事,此时法国当局强迫越南人民每年献一美女,强迫陈杏元嫁番王,杏元断然拒绝逼婚,遂自尽以求全。女子被迫嫁给异族一事,在越南历史上肯定存在过不少,而京族的二度梅故事发生在法国殖民期间,这是京族人对传统故事的改造,在京族群众中产生了共鸣,形成了一个读者层。其二,抄本中出现了渔婆这一女性形象,这个形象在平民百姓(特别是临海的京族人)中,即在作品被接受方面具有很大意义。总的来说,京族的《二度梅》抄本,加入了不少京族的风土材料,又与特定的历史年代相结合,出现了浓郁的滨海风情,因而具备较高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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