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革命”——矛盾的综合
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被攻陷,标志着法国终于跨入了革命的时代。
是日夜晚,当路易十六被告知这一事件时,他普不安地随口问道:“这是一场叛乱吗?”拉罗什福科公爵利昂库尔的回答语味隽永:“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利昂库尔在这里说的“革命”显然仍具备旧革命概念的一切特征。它不同于“叛乱”,是因为它比“叛乱”更严重、更危险。因而“革命”一词在这里,倾注着王公贵族对“七·一四”事件的仇恨和恐惧。
然而,如上所述,“革命”一词在当时法国已不仅仅只有这个传统的定义。事实上,关于“革命”已经形成了好几种相互竞争的“话语”。随着巴士底狱的陷落,“革命”也开始从思想意识的范畴变成现实。而一旦脱离了思辨进入生活和历史的范畴,正如索布尔所指出的,“革命这个词便具有了新的意义”(4)。于是,我们便又回到了本章一开头就提出的那个问题:这个“新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对于作为这场革命的直接或间接参加者的当时法国大多数人来说,“革命”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来看,革命时代的“革命”概念,实际上体现了前革命时代各种“革命”话语的一种变态的综合。这种综合的过程,极其清晰地反映在1789年开始发行的一家报纸——《巴黎革命报》上。
这家由普吕道姆主办的革命报纸,在大革命时代读者最众,影响极大。开始的时候,它对“革命”的认识似乎还带有显著的传统印记。它的名称——Révolutions de Paris——用的是复数的“革命”一词;普吕道姆的初衷也不是想办一份报纸,该报的第一期原先只是一份以《巴黎的革命》为题的不曾标有“第一期”字样的小册子(出版于1789年7月18日),内容也只是对巴士底狱陷落前后一周内巴黎发生的重大事件所作的综述,后来因销路看好,连续再版了数次之后,他才产生了把它变成定斯刊物的念头。这说明在革命乍起时的普吕道姆的心目中,“革命”仍无非是给国家事务带来出乎意料的变化的一些突发事件而已。
决定办报后,曾吕道姆在《巴黎革命报》第一期的第五版上通告读者,该报将在每周周一向人们提供前一周的事态演变的准确细节。这也就是说,普吕道姆及其同仁已经感到,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发生的这些重大事件远未就此了结,它们还会继续下去,“革命”已由传统意义上的“过去发生的事情”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因而有无限期地加以跟踪报道的必要。这样出了几期之后,普吕道姆他们又感到仅对事件作逐日报道意犹未尽,于是又开辟了一些新的专栏,通过这些专栏一面对一系列事件作编年史式的记载,一面对这些事件作结构和意义上的分析。渐渐地,这些新栏目又从补充性的位置上升为报纸的主体内容,《巴黎革命报》也由此被赋予了一种编年史的结构,成了一份记述革命、鼓吹革命的革命报刊。
随着这份革命报刊的形成,一个新型的“革命”概念也慢慢地被锻造了出来。人们看到,在这家报纸上,呈复数形态的、一次又一次接连发生的“革命”(Révolutions)先是变成带不定冠词的“一场革命”(une révolution),然后又变成带定冠词的“刚刚进行的惊人的革命”(I’étonnante révolution qui vient de s’opérer);“这些革命”(ces révolutions)变成了“这场在我国永垂史册的革命”(cette révolution #jamais memorable dans les fastes de notre histoire)。不仅呈单数形态而且带敬重情调的大写的“法国大革命”(Révolution fran C#aise)这一专门术语也应运而生。这时的“革命”显然已不再是那种突如其来、出乎意料和只能作为事后研究对象的变化了。革命在这里被看成了一个过程,它有了自己的内在时间,有了自己的内在动力和年表,而且可以“永垂史册”、流芳百世——总之,革命被积极化了。
然而,这时的“革命”概念,是否纯粹就是启蒙运动所讲的那种高度积极的“革命”概念的摹本呢?《巴黎革命报》在1790年1月发表的一篇社论表明,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这篇题为《大革命导论》(副标题为“1789年革命的锁钥”)的社论,极有可能出自当时一位名叫艾利塞·卢斯塔洛的新闻工作者的手笔。它系统地向读者阐述了该报业已形成的关于“1789年革命”的基本看法,在塑造革命时代法国人的政治心态方面起过不容忽视的作用。从一个方面来看,卢斯塔洛笔下的“革命”的确和启蒙学者所谈论的革命相去不远。“法国大革命”在这里被赞誉为一场使世界面貌改观的史无前例的事变,是对过去的激进的决裂,法兰西民族将通过它一举砸碎千百年来一直套在他们脖子上的专制锁链,成为世界上最先摆脱专制主义奴役的民族,并由此为其他受专制主义压迫的民族树立一个自由的样板,唤起他们向专制暴君奋力抗争,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显然,《巴黎革命报》的这篇社论运用着类似启蒙学者的语言,把法国革命描绘成了一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有利于人类进步的事件。
然而这毕竟还只是该报关于“革命”的看法的一个方面,而且即使在这里,也已经暗含着一种截然不同于启蒙学者的关于“革命”的理解。也就是说,虽然该报在认为法国革命将促进人类社会进步这一点上与启蒙学者并无二致,但它在无形中所强调的另一点,即这场革命必须由一个备尝专制压迫之苦的民族来完成,却与启蒙学者对于“革命”的乐观态度格格不入。一般说来,在启蒙学者眼里,“革命”似乎是启蒙思想广泛传播所引起的自然结果,并不需要一个“备尝专制压迫之苦”的民族的存在作为其发生的必要先决条件,而且它的前途必然是光明的。可《巴黎革命报》的这篇社论却偏偏唱出了另一个调子,主张受专制压迫的“过度的痛苦”和“启蒙思想的传播”这两个条件,对于一场革命的发生都不可或缺。这种认为只有当专制压迫强化到使人们忍无可忍时才有可能发生革命的观点,则无异于是说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出自“官逼民反”,因而是一种绝望而后挣扎求生的行为,至于能否“反”成,能否实现“否极泰来”,谁也不敢说有绝对把握。因此,在这层意义上,革命也就成了一种凶吉难卜的“赌博”,一种“孤注一掷”或“背水一战”,整个民族、社会的盛衰存亡即在此一搏。可见,在《巴黎革命报》关于革命是备受专制压迫之苦的民族的抗争的观念中,潜藏着兰盖的影子。
兰盖对卢斯塔洛的影响无疑是深刻的。在这篇社论中,卢斯塔洛为了证明法兰西民族当时所受的专制压迫已经到了不堪忍受的程度,曾用兰盖的语言对法国历史作了一个马布利式的简述。他说:“法国从未有过宪法……自建立君主制以来,我们一直交替地呻吟于封建专制和内阁专制之下。”尽管封建专制也违反自然法则,但比起“令人恶心之极”的内阁专制还显得稍好一些;至少领主不像掠夺成性的大臣,还会像喂牲口一样让农民吃上饭。可是黎世留破坏了领主专制,建立起内阁专制,结果国王、朝臣、僧侣、高等法院、各省总督、形形色色的行会和团体都成了专制统治的分享者,整个社会机体都为专制主义精神所浸染,专横霸道的风气肆虐天下,几至登峰造极。因此,这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社会,而法国大革命则是这个社会为战胜病魔而作的最后一次奋力拚搏,或者说是决定这个社会生死存亡的一场危机。按卢斯塔洛写的这篇社论的话来说,就是:“当所有的药剂都用过之后,就必须来一场危机,只有强健的体格才能抗住这种危机。”既然是一场危机,那它自然也是一个充满暴力和危险的可怕时刻,一个激动人心而又痛苦异常的时期。对于这一点,《巴黎革命报》似乎从一开始就清楚地意识到了:该报的头几期在指出历次革命事件的必要性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对这些事件的“恐怖”性加以强调。如:“这一天是令人生畏的、可怖的,它显示了被压迫的人民向压迫者的复仇”;“让我们把目光从这些令人痛苦的恐怖场面移开吧。但愿今后人们将铭记受害者们的善举。”该报还形象地把革命比作风暴,指出:“一个国家一旦发生了革命的风暴,该国原有的国民性就会消逝得无影无踪,最可爱、最温柔的人民很快就会变得极其凶残、极其野蛮……”
实际上,《巴黎革命报》所说的“革命”还远远不只是一场风暴。风暴总是短暂的,电闪雷鸣、雨骤风狂不大会儿就会复归平静。可惜革命已不再是这种转瞬即逝的事件,而是一个有自己内在时间的过程,具有一定的时间上的延续性,也就是说是一场为时相当长的风暴,或者说是为数相当多的风暴的一个总和,其危险性、破坏性之大也可想而知。用《巴黎革命报》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场革命之中,每天都会频频发生风暴和危险”,“每个行动日都有自己的一些不同特征,……都有自己所由产生的一些动机,都有自己震慑民族敌人的一些可怖的场景”。可见,革命时代本身就是由一连串生死攸关的时刻构成的,每一天都会发生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殊死搏斗,每一天都必须在死亡和自由之间作出选择,每一天都是决定法国和人类命运的转折点!
这的确是一种充满危机感的革命观。当然,这种革命观不过是在1790年初提出来的,而且也可以说只是《巴黎革命报》的一家之言,然而,不论是从该报在大革命时代的广泛影响来看,还是从后来的革命年代里人们的一般言论来看,都可以认为这种革命观已经体现了法国革命者关于革命的基本看法。何况,后来的革命进程还以实实在在的层出不穷的内忧外患,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卢斯塔洛的预见。也许在大革命初期,人们不大有这种危机感,对革命的看法普遍比较乐观,总觉得胜券在握,信心十足。这方面话说得最天真的莫过于拉法耶特,在他看来,“人民一旦想要自由,他们就是自由的了。”可是,形势的发展很快就打消了这种盲目乐观。早在1789年夏,罗伯斯庇尔就开始怀疑:“我们会自由吗?我看这个问题还值得考虑。”米拉波后来也写道:“迦太基丝毫没有被摧毁。”1793年的严峻形势曾使救国委员会特派员让·邦·圣安德烈忧心忡忡。他在1793年3月26日致巴莱尔的信中指出:“现在经验证明,革命远远没有完成……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或者将国家之舟驶入港口,或者与它同归于尽。”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巴贝夫等平民革命家日益觉醒,逐渐认识到不仅应当推翻专制压迫,而且应当推翻财产压迫,革命的意义由此发生了升华。如巴贝夫的《人民保民官报》第34期〔共和四年雾月15日(1795年11月6日)〕曾这样指出:“什么是一般的政治革命?尤其是什么是法国大革命?它是一场贵族与平民、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公开的战争……当大多数人的生活极其艰难,再也无法忍受时,通常就要爆发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起义。”这里所说的“革命”,实际上已经在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本义,已经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声。但是即使在这时,巴贝夫关于革命的基本特征的阐释仍活灵活现地运用着兰盖或卢斯塔洛的语言。请看发表在共和四年霜月9日(1795年11月30日)《人民保民官报》上的《平民宣言》的这段结束语。
让我们再重复一遍:所有的苦难都达到了极点,它们再也不能继续恶化了,只有通过彻底的动荡才能改变!让一切都混同在一起!让各种成份都打乱、交叉、互相冲突!让一切都回到混沌状态,一个崭新的、再生的世界将在这混沌状态中诞生!
法国大革命就是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危机。这场危机何时是头已不可逆料(想想法国革命者给自己规定的那个空前绝后的艰巨任务吧),其最终结局更是不得而知。然而人们又不能不密切关注那可能达到的事关法国和人类命运的结局。人们承认偶然性将会在这里起重要作用,但弄好了就是“千年至福”,弄不好就是“世界末日”,这种兰盖式的宣传又将迫使人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咬紧牙关拚死一搏。这也就是说,大革命时代法国人对革命的看法不仅带有启蒙思想家的积极眼光,而且也深深地刻有兰盖的印记。这种综合性的革命概念无疑也有自相矛盾的一面。如果说启蒙运动的革命观给法国革命者带来的主要是鼓舞的话,那么兰盖的革命观所带来的,则毋宁说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深深的担忧和恐惧了,而这种危机感又免不了将深深地影响革命者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注释】
(1)美国芝加哥大学K.贝克教授的《论革命》一文(载C.卢卡斯主编:《法国革命与近代政治文化的创造》第2卷),对“革命”的词义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演变作了精彩的阐发,展示了许多为我们所鲜知的材料,为笔者在此描述当时法国人那种充满危机感的革命观提供了便利。
(2)转引自K.贝克的《论革命》一文的注3,见C.卢卡斯主编:《法国革命与近代政治文化的创造》第2卷,第59页。
(3)参见C.卢卡斯:《法国革命与近代政治文化的创造》第2卷,第43页。
(4)参见A.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第5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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