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第一人———王宠惠

中国法学第一人———王宠惠

王宠惠在近现代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曾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物。民国时期，在政、学两界，他的大名几乎是无人不晓。王宠惠是中国第一张大学文凭的获得者，作为学者，他学贯中西，在宪法、刑法、民法、国际法等领域都有精深的造诣，是中国第一个在海牙国际法庭供职的中国法学家，并是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之一，在国际法学界享有盛誉，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法学的奠基者之一。作为政治家，他曾一度担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此后又长期身居国民政府的外交总长、司法总长等要职。王宠惠一生品德清正、学识悠长、仕途通达，如果按照中国传统，以“立德、立功、立言”来衡量一个人终生成就的大小，那么，王宠惠是近代中国在这三个方面都达到很高层次的为数不多的“三立达人”之一。

王宠惠，字亮畴，祖籍广东东莞，1881年生于香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家庭。王宠惠从小在教会学校上学，打下了扎实的西学基础，同时在父亲的督导下，课余在家里随周松石学习《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因此国文基础也很扎实。1895年，北洋大学在香港招收第一批本科生，王宠惠以优异成绩考取头等学堂第四班攻读法科法律学门。

北洋大学堂是一所典型的“洋”学堂，不仅教员多聘请外教，就是所开设的课程也是移植西方国家的设置。以法科为例，它开设的课程包括英文、几何、化学、天文、万国公法、商务律例、民间诉讼律等二十门，所用课本也均援用英文版本。在这里，中西学根底俱佳的王宠惠终身的治学方向初步奠定。

1899年，王宠惠以最优成绩毕业，并获颁发毕业文凭。这张毕业文凭是我国的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1901年，王宠惠留学美国耶鲁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旋即赴英国继续研究国际公法，并获得英国律师资格。此时，王宠惠还游历了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考察各国宪法，并加入柏林比较法学会成为会员。在这期间，最能显示王宠惠的学术功底的事件是他用英文翻译了《德国民法典》。该作品于1907年在伦敦由著名的斯蒂芬斯书店出版。该书在王宠惠翻译的版本之前，已经有一些英译本问世，但因这样或那样的缺陷而未被法学界所接受，而王宠惠的译本一出，很快就受到国际法学界的好评，并迅速成为欧美各大学的通用教材，这使得王宠惠在西方法学界名声大振。《德国民法典》的英文版奠定了王宠惠在西方法学界的学术地位。《德国民法典》直到20世纪70年代仍然在美国保持了经典教材的地位。70年代尼克松去台湾访问，下飞机后就提出要探望王宠惠博士，以表示他的敬意。原来王宠惠以英文翻译的《德国民法典》出版之时，正值尼克松出生，后来尼克松上大学，所用的教材就是王宠惠翻译的《德国民法典》。一个中国人，能以英文翻译德文的作品，并赢得以英文为母语的英美人如此的尊敬，这种学术的功力，即便到了今天，也是值得国人引以自豪的事情。

王宠惠在学业有成之后，投身报效祖国，追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缔造共和。王在美求学期间恰逢孙中山旅居纽约，从此追随孙中山于国民革命。1904年他为孙中山起草了对外宣言。1905年同盟会成立，他即刻加入。此时的王宠惠在西方的法学界很有影响，事业正顺利发展。1911年他放弃了在国外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毅然回国参加辛亥革命，作为副议长到上海迎接孙中山抵南京组建临时政府，并出任外交总长。民国元年孙中山特颁发给王宠惠金质“中华民国开国纪念章”。袁世凯当政后，王宠惠反对封建复古，不顾挽留坚决辞职，出任复旦大学副校长。1915年护国运动兴起，王宠惠出任军务院外交副使，1920年任民国大理院院长，1922年任北京政府内阁总理，抗战期间任外交部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为争取外援抗击日寇做出了贡献。

1937年7月，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起抗战。此后，中国政府一面抵抗日本的军事进攻，一面进行外交努力。7月1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驻华大使馆，要求该馆迅速转电华北日军当局:“严令肇事日军撤回原防，恢复该处事变以前状态，静候合理解决。”12日，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接见日本驻华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提出两点要求:①双方出动部队各回原防;②双方立即停止调兵。15日，外交部再次照会日本使馆，重申12日照会内容。此后，作为外交部长的王宠惠，积极游说英美苏等国促成了《九国公约》的签订，迫使日军恢复“事变以前状态”，为抗战争取了时间。抗战期间，王宠惠全力做好外交工作，在争取国际援助联合抗日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宠惠在国民政府任外交总长期间，努力维护祖国统一，促成了《开罗条约》的签订，对于台湾等领土的回归祖国做出了重要贡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形势急转直下。1942年11月，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区组织反攻，英、美军队在北非登陆。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胜利。11月22日至26日，美、英、中三国首脑召开开罗会议，商讨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及战后如何处置日本等问题。1943年11月23日晚，中方在与罗斯福单独会谈时，提出了日本攫取中国之土地应归还中国等四项要求。11月23日，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在预拟的中国政府提案中提出日本自“九一八”事变后侵占之中国领土，包括旅大租界地及台湾、澎湖，应归还中国。11月24日，开罗会议公报草案提出，日本由中国攫取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等，当然应归还中国。讨论中，英国代表贾次干企图将中国主权模糊化，提出将草案改为“日本由中国攫去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与澎湖列岛，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王宠惠认为，英国的这一修改，“不但中国不赞成，世界各国亦将发生怀疑”。他说:“世界人士均知此次大战，由于日本侵略我东北而起，而吾人作战之目的，亦即在贯彻反侵略主义。苟其如此含糊，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皆将疑惑不解。故中国方面对此段修改文字，碍难接受。”他表示:“如不明言归还中国，则吾联合国共同作战，反对侵略之目标，太不明显。”美国代表支持王宠惠的意见，英国草案被否决。26日，草案送请正在讨论的罗斯福、邱吉尔和蒋介石审阅，得到一致赞成。会议定稿的公报宣称:“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

王宠惠的外交成就，基础于法学根基。它是中国近代少有的学贯中西的法学泰斗，在宪法、刑法、民法、国际法等领域都有精深的造诣，曾是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之一，是中国第一个在海牙国际法庭担任正法官的法学家，著作有《宪法平议》、《宪法范言》、《比较宪法》等，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法学的奠基人。

1958年3月15日，77岁的王宠惠在台北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