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一二·九运动”中的北洋学生

战斗在“一二·九运动”中的北洋学生

1935年的12月9日，北平(北京)大中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史称“一二·九”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

爱国奉献是北洋师生的传统，早在1931年秋爆发的“九一八”事变后，北洋师生就以绝食抗议、通电全国、赴京请战等形式开展爱国救亡运动。1932年秋季开学后，北洋大学招进了不少新同学，其中有不少思想进步的青年，加上原有的各班的进步同学，反帝爱国主义的力量增强了，进步团体有了发展，如:“荒火社”、“世界语学习班”、“新文字学习班”、“英语会话会”、“演说辩论会”等。这些团体都是以进步同学为骨干，以读书、研究为号召组织起来的，起着自我教育，传播进步思想，联络同学，积蓄和扩大进步力量的作用。“九一八”事变后，北洋同学还以开展宣传进行募捐和劳军等形式，支持马占山抗日武装斗争，支援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支援二十九军的喜峰口抗战，支援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的察北抗战。同时，还以各种形式进行宣传活动，抵制日货，开展反对日军武装走私的斗争。

在这个时期，北洋有了新兴社会主义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的组织和活动，成员赵庭良、赵仲池、郭佩珊、张祖舜等人，成了进步力量活动的核心。在抗日救亡活动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北洋大学发展了党员，1933年被吸收入党的有赵庭良、郭佩珊、孙亚藩(陈池)、魏海(魏达展)、张祖舜等。北洋大学的学生自治会恢复了活动，领导成员大部分是同学中的积极分子，如刘锡珍、郭佩珊、黄诚、苗天瑞等。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并于1933年5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使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和热河合法化。值此严重关头，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提出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号召。11月11日，平津10个学校的学生自治会联合发表《为抗日救国争取自由的宣言》。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禁令，举行了英勇的“一二·九”抗日救国大示威游行活动。消息传到北洋大学，同学们心情极为振奋，学生自治会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响应北平同学的行动，派人到北平和天津各院校联系。正在酝酿组织之际，北平同学又举行了规模更大的“一二·一六”抗日救亡示威游行。天津法商学院的杨秀峰教授，通过法商学院学生朱光、郝金贵等到各大中学进行联络和组织，共同议定于12月18日，天津各校举行示威大游行。游行的主要口号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和“反对华北五省自治”。事先商量好北洋大学和法商学院两校队伍在小王庄会合。12月18日早晨，北洋同学300多人到小王庄附近，同法商队伍会合后，一起到黄纬路和河北工学院，接着同河北女师学院、河北第一师范、扶轮中学、觉民中学等校的学生队伍，会成了河北区的游行大军，沿大经路向金钢桥进发，准备通过金钢桥和南路由南开大学、南开中学、中西女中、三八女中、汇文中学等组成的游行队伍会合，进入市中心进行游行示威。

南北两路游行队伍到了金钢桥，受到了军警的阻拦。为了突破封锁，桥南桥北的游行队伍奋力冲击。北洋同学在北路队伍的前面，一方面奋不顾身地向守军冲击，一方面高唱抗日救亡歌曲，宣传抗日救亡道理，终于感染了守桥部队，他们把枪竖起来紧紧的抱在怀里，让出了一条通道，南北两路游行大军在桥上会合后一齐奔向市区。游行队伍吸引了很多市民和店员，在官银号、大胡同的街道两旁，楼上楼下站满了人。有时游行队伍停下来，向群众作宣传。队伍经北马路，穿旧城，转向西马路，沿途很多市民、店员、工人在两旁随着游行队伍前进。队伍最后在南开中学集合，开了大会，决定成立天津学生联合会(简称天津学联)。选出法商学院、南开大学、北洋大学的代表为“学联”常委。

天津学联成立不久，又成立了平津学生联合会(简称平津学联)。从此，北平、天津两地的学生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声威益振，在全国有很大影响。1936年2月上旬，有二十多个青年学生，在北洋大学的一间屋子里开会，宣告了北洋大学民族革命先锋队(简称民光)的诞生。这次会议即成立大会。大家充满豪情斗志，唱国际歌，在共同的政治目标下团结得更加紧密。“民先”设队长、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下设小队和小队长。当时除了南下宣传去过保定的同学张多疆、林心贤、孙景芳、刘讷、冯有申、于奇、马克昌以外，还有徐瑞恩、付景洪、朱树荣、刘莹、王从善、曲圭善(曲介甫)、张沛(童铣)、邹高清(袁心湖)、钱万生(宗群)、牛宝印、孙洞等二十多人。正副队长为冯有申、马克昌，马克昌兼组织委员，宣传委员邹高清。负责北洋“民先”队参加天津“民先”和天津学联工作的为徐瑞恩、张多疆、刘讷。“民先”建立后，除领导学生会出版《北洋学生》外，还出版了《民众周报》。天津孕育着抗日救亡运动新的高潮。

随后，北洋大学以“民先”队员组成了纠察队和先锋队。举行了“五二八”抗日大游行、暑期农村抗日教育等活动。在进步力量不断壮大的情况下，北洋大学地下支部成立了。张多疆、张沛、傅景洪、徐瑞恩、王从善、朱树荣(于奇)等同学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张多疆任支部书记，傅景洪、张沛分别担任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傅景洪还担任中共天津地下市委学生区委的领导，任组织委员。

“民先”也有发展，在斗争中又有刘天民、李恒林、张蔚(张子林)、高景煦、田庚锡、张文彬、杜鸿芳、马宝璞、张子钦、武元昌、张彦卿、黄习知、任学敏(任涛)、龙英琪、郭起光等参加。钱万生继冯有申任队长。北洋“民先”到“七七事变”前，已发展到近六十人，占在校学生约六分之一，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如支援绥远的抗战、声援西安事变、参加军事演习和继续办农村民校。1937年暑假，北洋大学“民先”队员马克昌、于奇、孙洞、任学敏等在学校附近的柳滩办农民夜校。除了向当地工农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外，还对当地驻军二十九军的一个团官兵进行工作。在“七七事变”后，这个团在保卫天津东局子飞机场、抗击日军进攻的战斗中非常英勇。在农村参加开办民校的北洋同学一直坚持到1937年7月底天津失守后，才撤离天津。此后，一部分师生西迁陕西继续办学，一部分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