砥柱中流的“金钟”
北洋大学虽有宏伟的发展规划和勃勃雄心,但是“生不逢时运偏消”。由于国民党忙于内战,造成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学校经费经常没有着落,校长又是“代理制”,所以复校不久,学校便陷入了困境。
抗战时期学校破坏极其惨重,估计损失折价16亿多元,复校后1946年的经常费需4.228亿元,两项合计共需20多亿元。当时教育部同意拨给复原修建费12.5亿元,但实际拨付7.6亿元,经常费只拨付1.26亿元,两项共计8.86亿元。收入远远不敷支出,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校长长期代理。复校后教育部任命茅以升担任北洋大学校长,由于茅以升担负着修复钱塘江大桥的任务不能来校就职。教育部令金问洙代理校长,金代校长因不满国民党政府的政策,于1947年暑假愤然辞职。这时,教育部电令钟世铭训导长代理校长职务。
金问洙,字通尹,江苏嘉兴人,生于1819年,1905年就读于复旦公学,1912年考入北洋大学,入土木工程学门,1915年毕业,历任复旦大学数学教授、秘书长、理学院院长等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复旦大学西迁庐山和重庆时,他代理教务长。后因父病回沪,他在公共租界办复旦上海补习班,任教务委员会主席。1941年日军侵入租界地,他辞去职务,闭门谢客,蓄须明志,在家读书赋诗,阐发忧国忧民之思。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任晋元中学校长,1946年夏,教育部调任他为北洋大学教务长兼代理校长。金问洙博学多识,研究湛深,既通理工,又好文史,广读诗书,能文善诗,著有《率楼韵文选》。在理工方面,十分注重理论和实际的结合,在科学技术上不断发展和创新。在1946年至1947年他代理校长期间,忠于职守,对工作尽心竭力,建立了修建委员会、教员资格审查委员会、财务稽核委员会等一系列管理组织。同时,聘请教员、设置专业、开设课程、招生开学,保证了北洋大学在复校后顺利开学。他事必躬亲、言传身教的态度成为师生的楷模。
金问洙在代理校长期间尽心竭力维持校务,但是校长迟迟不派,经费又迟迟不发,1947年8月,不得已而愤然辞去代校长一职,回到复旦大学任土木系教授。
1948年9月,教育部令钟世铭代理校长职务。
钟世铭,字惠生,天津市人,生于1879年,北洋大学堂毕业,赐举人。1906年,钟世铭被派送留学,入美国哈佛大学法政研究院得法政学硕士学位,赐进士,复经殿试点翰林。他历任直隶省学务公署专门科员兼直隶省高等工业学校教授、翰林院编修、前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代理部务、财政次长兼盐务署长、稽核总所总办、盐务学校校长、北洋大学教授等职。复校后,他被聘任伦理学教授兼训导长。1947年下半年,学校处于极端困难时期,钟世铭临危受命,代理校长,他创造种种条件,采取有效措施,维系校务,深受师生爱戴。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对于经费久拖不发,经费拮据,校务无法维持,钟世铭只得提出辞呈。
金、钟二人虽为代理校长,但是在北洋大学复校后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担当起校务重担,使北洋大学得以为继,堪称北洋复兴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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