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养甫与钱塘江大桥

曾养甫与钱塘江大桥

曾养甫，原名宪浩，1898年生，广东平远人;1923年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系毕业，赴美留学深造，入匹兹堡大学研究院，获矿冶工程师学位;1925年初回国参加国民革命，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总政治部主任;1927年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副委员长;1929年3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任浙江省建设厅厅长;后任国民党海外党务委员会委员，侨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管理中英庚款委员会董事，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公路处处长，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副主任;1931年12月继续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 1934年发起兴建钱塘江大桥。1935年任铁道部政务处长兼新路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是年12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国家经济建设委员会委员。翌年夏，曾养甫以国民党方面代表的身份在南京相继同中共代表周小舟、张子华进行初步会谈，为国共两党的再度团结合作做了不少工作。1936年后，曾养甫任广州特别市市长、黄埔开埠督办公署督办兼广东省政府财政厅厅长;1938年后，任滇缅铁路督办公署督办、交通部部长兼军事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并督办修筑滇缅国际公路，为确保抗日物资补给线的畅通做出了贡献。

1937年9月，在全面抗战的隆隆炮火声中，钱塘江大桥———第一座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建设的铁路、公路两用桥终于飞架于钱塘江南北。作为大桥的设计者和建桥的主持人———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他的名字从此和钱塘江大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另一个与钱塘江大桥建设密切相关的人物，人们却比较陌生，他就是建桥的倡议者、促成者和组织者，时任浙江省政府建设厅长的曾养甫。

在钱塘江上建桥，是人们千百年来的梦想。然而，真要在江上“安桥”又谈何容易，单从技术上来说就有两大难题，一是钱塘江江底的流沙有40米厚，随着水流冲刷，江底变迁莫测，因此，多少年来杭州民间就有“钱塘江无底”的传说。另一个当然是举世闻名的钱塘江潮了。因此在钱塘江上造桥，可谓难上加难。

曾养甫是1931年12月出任浙江省建设厅长的。他到任之后，根据浙江的实际情况，计划以发展交通为重点，决意知难而进，建造钱塘江大桥。为了掌握建桥的第一手资料，他先在建设厅内组建专门委员会，延揽专家，从事研究及钻探工作，历时6个月，搜集了大量的水文、气象和地质资料，经过专家多次论证，通过了建桥的可行性报告。

曾养甫随即将建桥意见报告省政府，得到省长鲁涤平的支持，建桥计划顺利通过。曾养甫马上搜集材料，寄给在南京的铁道部顾问、美国桥梁专家华德尔博士，请他为钱塘江大桥作一设计。

造桥还有一个更大的现实难题，那就是资金。据专家估计，建桥经费起码要银元500万元。这笔钱对于长期内战、财政窘迫的南京政府来说，已堪称一笔大支出，由浙江一省来承担，就更难了。但曾养甫没有退却，毅然地担起了筹款的重任。

曾养甫首先取得了中国银行杭州分行行长金润泉、副行长寿毅成的大力支持。两人对曾养甫十分信任，寿毅成还亲自陪同曾养甫赴上海游说，商议借款。为曾的诚心所感动，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揆初专程来杭，与曾养甫商讨投资建桥，答应借给浙江省政府100万元。随后叶又说服浙江实业银行、四明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组成银行团，联合出资100万元。经曾养甫多方奔走，全国经济委员会也答应拨借100万元，又商得导淮委员会同意，从导淮委员会的英庚款董事会中转借200万元。

筹款有了着落，曾养甫即着手物色人才。经多方了解和慎重考虑，决定聘请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桥梁系的茅以升博士来担任建桥主持人。

钱塘江大桥无疑是我国东南的交通枢纽，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而此时日寇正步步进逼，全面抗战一触即发。鉴于此，曾养甫一再要求桥工处加快进度，缩短工期。造桥开始时，遇到种种困难，步履维艰，社会上谣言四起，曾养甫请茅以升去南京，对茅以升说:“我一切相信你，但是，如果桥造不成，你得跳钱塘江，我也跟在你后头跳!”茅以升听了，一言不发，匆匆赶回杭州。他狠下决心，采取许多有力措施，终于克服了困难，使建桥工程得以顺利进行。

大桥开工典礼后各承包商分头筹备、运送工具和材料，耗费了很多时间，正式开工日期延至1935年4月。开工后，各种不测事故纷至沓来，曾养甫不断从中协调，经过千磨百折，在1937年9月建成通车。钱塘江大桥实际施工时间仍是二年半，虽没有实现曾养甫一年半内完工的目标，但这已大大超出当时普通的施工进度，所以后来茅以升回忆说:“幸亏有曾养甫的‘赶’和‘逼’，钱塘江大桥才能真正于二年半内完工，没有耽误大桥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否则二年半还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