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代的精英与群众

二、大革命时代的精英与群众

大革命时代的群众现象的发展演变,是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交互影响中进行的。就巴黎的情况而言,1788年8-9月的动乱仍带有旧制度时代群众现象的一般特征:事情起于高等法院被解散,结束于高等法院被召回,而民众对高等法院的爱戴与支持乃是旧制度时代的一个古老现象,自冉森主义运动直到福隆德运动都一贯如此;而且当时群众斗争的予头仍集中指向政府某些执行镇压措施的个别代理人,它的具体行动仍掺杂着对被认为有罪的政府代理人模拟像的礼仪化的处决;直到最后庆祝胜利的时候,群众仍在高喊着“审判迪布瓦(镇压群众的巡警司令官)”的口号,反映了当时群众的关注中心仍保持着传统的狭隘性。但是人们也注意到,在这场群众骚乱中也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因素,这就是群众通过他们对1788年8月26日国王重新起用内克的热烈欢迎,显示了他们不仅已经了解了上层政治的基本方针,而且已经对政府的某一个别政策发生了兴趣。

这一情况,说明旧制度末年巴黎群众的政治觉悟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究其原因,有两点最引人注目。其一,是1780年以来作为民众自由集会场所的“王宫花园”(又译罗亚尔宫花园)的出现。在此之前,法国的公共空间一直是由专制王权独占的,尽管人民不断地以群众的形式侵入这种空间,而且每次入侵通常都伴随有对王权象征物的捣毁行为,以示其对这种空间的物质和权利双重意义上的“占领”,但这种入侵一旦为王权所挫败,被捣毁的王权象征物就会立即被重新树立起来,群众始终未能在公共空间取得一个持久的立足之地。但是自1780年奥尔良公爵把他拥有的这座王宫转让给他的儿子(即后来的菲利普·平等)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位自由主义倾向严重的公爵随即向公众开放了这座宫殿的花园,使之成为一个人人都可以来此自由发表演讲的公共舆论场所,类似今日英国伦敦的海德公园。尤其意义重大的是,这是一块警察不得入内的特权领地,由此巴黎民众获得了一个可以永久占领,不受王权辖制的公共空间。很快,又有人在花园的拱廊两侧开设了许多咖啡馆,热衷于政治事务的知识精英们便纷纷来到这里,一边呷着咖啡,一边肆无忌惮地大谈国事,无形中使这里成了一座启发民众政治觉悟的大学校。阿瑟·扬曾生动地描述过他在1789年来这里时看到的场景,据称当时这些咖啡馆被人群里里外外挤得水泄不通,演说家们站在椅子或桌子上滔滔不绝,群众则或翘首拥立门边,或屏息趴于窗上,张着嘴巴全神贯注地听着。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无疑曾在这里发生过碰撞、交织,并产生过强烈的共鸣。

其二,便是60年代到70年代的粮食自由贸易试验和由此而来的十年粮食骚动。我们已经谈论过王室和高等法院在这个问题上的相互攻讦,曾怎样地强化过革命时代人们对贵族阴谋的恐惧心态。而这种论战的另一个方面的意义,就是使人民大众第一次产生了这样一种觉悟:在粮食这个重大问题上有意与人民作对的,不仅有囤积居奇的奸商,而且有政府和国王本人,经济的恶化、失业的增加、粮食的匮乏,无疑与政府的以权谋私或渎职行为有重大关系。

由此看来,巴黎群众政治觉悟的提高与精英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实际上,大革命前夕的第三等级精英分子通过撰写小册子和陈情书、作演说、组织选举等等活动进行的一切革命宣传,无不旨在让民众认识到:他们的利益不仅与个别违背社区规范的政治权威代理人相对立,而且与政府本身相对立,因此他们应积极与第三等级认同,共同参与对政府本身的革命改造。这种宣传似乎不无成效:群众在1788年9月间还只是高呼着“内克先生万岁”,在1789年4月的雷维雍工场骚乱中便已经喊出了抽象的“第三等级万岁”的口号。然而人们也看到,对于当时巴黎群众政治觉悟的发展状况还切不可估计过高:由于在这场骚乱中,雷维雍和昂里奥这两个工场主毕竟还只是因违背了社区的道德规范而受到处罚的,整个事件仍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故“第三等级”以及后来的“民族”这些字眼,在当时群众心目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压倒了“社区”的重要性,仍然是很不清楚的。7月的群众运动也同样如此——在这期间,虽然群众的政治觉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表现在内克的被解职和军队的开进使群众更加认清了国王政府反人民的真面目,但群众作出的惩罚反应却仍旧是传统式的,即针对某些具体人的行为,以攻击某些特定的个人的方式来施加报复,如德洛内、弗雷塞尔、富隆及其女婿贝蒂埃等人的被处决。事实上,在法国大革命中群众现象的那些传统特征一直就或部分或全部地顽强存续着,始终也不曾完全消失过。

同7月的群众运动比较起来,10月5-6日巴黎妇女进军凡尔赛的行动显然表现了更高一级的政治觉悟:群众这时似乎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真理,即要想一劳永逸地解除自己的疾苦,就必须越过政治权威的代理人而直接向中央政府施加压力。10月的群众在仍旧保持着很强的传统性的同时,也表现出这样两个非同寻常的新特点:(1)它公然侵入了政府权利的两大中心——王宫和议会,而不再只满足于冲击市政府;(2)它希图通过把“面包坊老板、老板娘和小伙计”(即国王、王后和王子)带回巴黎置于百姓直接监控之下,来使困扰百姓多年的“面包问题”得到永久性的政治解决,而不再只满足于用民众限价和惩罚某些代理人的方法来寻求暂时的解决。

尽管10月群众的行为远没能为日后的群众运动提供一个恒定的模式,传统的羁绊仍牢牢地束缚着群众的手脚,但这次事件对群众心态的影响无疑是重大的:既然王宫和议会都可以“合法”地加以冲击,古老的王权迷信、国家事务的神圣性和神秘性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动摇。“人民起义权”的概念由此在群众心目中被具象化了,它将推动群众在大革命的各个关键时刻一次又一次地诉诸这种手段,从而成为大革命激进化进程的强大而直接的精神动力。

“人民起义权”的思想显然已经是精英文化的东西。应该说,群众在大革命中每一次冲击王宫或国家议会的自觉行动,都显示了群众受精英文化影响而发生的某种程度的理性化,并由此强化了它固有的那种在革命精英看来至关重要的革故鼎新的政治功能。可惜的是这种理性化总显得那么微乎其微,甚或转瞬即逝。群众对整个民族国家政治事务的关心,始终也不曾压倒他们对自身物质利益和本社区道德规范的传统关注。群众在革命时期多次制造的民众限价事件,如1792年1月的“食糖骚乱”、1793年2月的“肥皂骚乱”等等,都因干扰了雅各宾派领袖的政治计划而激起过他们的抱怨和愤怒。马拉和罗伯斯庇尔曾把这种骚乱斥为“一种旨在挑动爱国者斗爱国者的阴谋”。在罗伯斯庇尔看来,人民不应该“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商品”闹事,他们本来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人民应该奋起,但奋起的目的是为了打垮那些匪徒,而不是为了找糖吃。”令精英们对群众深感头疼的,除了它的这种持续不断的传统因素之外,还有它所固有的那种无意识、非理性或易趋极端的品格的“消极面”——即群众的某些在他们看来没有必要而且十分有害的过激行为。由此,他们很自然地意识到了一种处理群众问题的双重必要性,即在对群众灌输政治理智的同时,还需要对群众的那些“不必要的过激行为”加以预防和扼制。

事实上革命精英们从一开始就在力图限制群众过激性格的“消极”影响。如在1789年7月22日,当巴黎市政厅前的群众要求立即处死财政总监富隆的时候,民选的新市长巴伊曾出面劝说群众:对富隆应通过适当的法律程序加以审判,以免错杀无辜;即使有确凿证据表明他罪在必诛,也应讲究个程序。群众暂时被说服了,但他们仍坚持要求选举人任命一个特别法庭从速审理,而且当他们发现这个由精英分子组成的法庭磨磨蹭蹭拖延判决的时候,他们便又怒不可遏地以传统的群众行为方式执行了富隆的死刑。

革命精英为防止群众失控而采取的最早而且也是最主要的手段之一,便是对群众加以组织,由此出现了所谓“有组织的群众”,即那种由某些民众活动分子指挥的、为完成某一特定的革命政治任务而聚集起来的群众。领导这种群众的那些民众活动分子即使还算不上革命精英,也一般都较多地受过精英人物们的革命思想的熏陶,因为他们主要地都是在各俱乐部和各区选举人大会里而不是在街道上接受政治教育的。这种群众的基本形式便是1789年夏在巴黎和外省普遍建立起来的由武装的群众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和以此为骨干的城市区民运动。国民自卫军的建立,一般都是因为当时刚刚夺取各市镇权力的革命精英们感到了控制群众、捍卫秩序的需要。里昂的资产阶级民兵就是为控制本市的动乱而成立的,而且几个星期之后又开赴农村非常野蛮地镇压过农民的夺地斗争。即使在巴黎,选举人建立民兵武装的首要动机也显然是为了维护首都的秩序,而不是为了对付国王的军队。当他们在7月11日向国民议会提出建立一支“资产阶级卫队”的请求时,根据的理由就是王军集结引起了“民众的骚动情绪”。事实上,他们当时之所以同意“拿起武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看到街道上已经到处都是武装的群众,并进而意识到这时选举人的职责就应该是站到“武装公民的岗位上,规劝群众以祖国的名义不要聚众闹事,不要做出粗暴的行为”。7月13日成立的巴黎市“常设委员会”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便是组织民兵压制群众。7月14日上午,巴黎的代表曾不无得意地在国民议会宣布:“资产阶级民兵曾连续解除了一些自行武装者的武器,并迫使他们遵纪守法。”

除了被用以压制群众之外,国民自卫军似乎还是资产阶级精英们阉割、消化群众的一种手段。尽管直到1792年8月10日之前,这种自卫军按条例规定只有积极公民才有资格加入,但它仍吸收了不少下层民众;而到了1792年7月间,实际上所有的成年男性就都可以参加自卫军了,其成份已和一般的自发群众毫无区别。在一般特征上,这种自卫军也同自发的群众一样,都是从不同的日常生活环境中募集成员并赋予他们一种集体的身份,但不同的是作为一种军队,自卫军中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而且军官甚至在1792年之后仍只能由有一定财产的人担任,尤其是它必须听从公共权威的调遣。显而易见,国民自卫军这种有组织的群众,实际上已经成了原来意义上的、自发的群众的对立物。按伏维尔的说法,便是:这种群众既体现了群众现象的“最高形式”,又体现了对群众现象的“否定”。⁽⁶⁾

革命精英对群众实行组织化的做法,突出地反映了他们对于群众的一种既爱又恨、既宠又怕的复杂情感。由于他们的革命少不了群众的支持,而群众又免不了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因而为了扬其长而避其短,就很有必要对群众的行为加以区分,给予“好”或“坏”的定性,即指出哪些群众行为是正确的,有益于革命事业的,哪些则是受到错误导向的,犯罪的,受敌人操纵的,或仅仅是幼稚的。在罗伯斯庇尔看来,最好的群众无疑是有组织的群众,其典型便是在8月10日推翻王政的群众——正因为有了组织,他们在起义中显示了“令人肃然起敬的镇静”,其起义的方式也像他们的动机和目标一样“崇高而庄重”。这是一次有秩序的、成熟的群众行动,没有1789年7月群众的那种目的含糊、行为可怖的品格,也不带任何暴乱群众的特点。

然而组织起来的群众毕竟还是群众,尤其是后来大批加入国民自卫军的又是与大众文化联系最为密切的下层人民,这就使它终究摆脱不了群众现象的一般法则和大众文化传统影响的支配。也就是说,它仍不可避免地保持着同自发群众的深刻的一致性。这一点,曾一再通过它拒绝镇压群众骚乱(或镇压不力)和卷入巴黎的革命运动而表现出来。巴黎各区国民自卫军难于同中央政府保持同心同德的倾向,在1793年表现得尤其严重:他们不仅是雅各宾派推翻吉伦特派统治的主要冲击力量,而且还将继续威胁由他们自己拥立的山岳派政权的稳定。当然,这个时期的国民自卫军也并非脱离了精英的影响,但是,由于精英阶层本身也发生了分裂,其各个派别同无套裤汉的关系亲疏不一,而作为无套裤汉主要精神领袖的忿激派和埃贝尔派因其与无套裤汉关系过密,受其影响过重,又只能在精英阶层的系谱中占据相当次要的位置,故而对于当时革命精英的主流派(6月2日起义之前是吉伦特派,之后便是山岳派或雅各宾派)来说,所谓“有组织的群众”,即主要由无套裤汉组成的各区国民自卫军,始终都仍旧是一种危险的异己势力。这就仍旧需要对他们严加提防和限制,持久的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当一切限制手段都不能奏效,而形势发展又使群众的重要性受到相对削弱的时候,革命精英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最极端的高压政策——这就是共和二年花月和牧月间在巴黎各区发生的事变进程。不过,也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无套裤汉远没有就此被压服,他们仍在顽强地实践着他们自己的民主价值观,只是变换了一下斗争的方式而已。

除了对群众实行组织化之外,革命精英们还尝试过另一些限制群众“消极性”的策略,如:颁布只准许人们以个人名义请愿的法令,以期分散群众;召集群众参加革命节日的庆典,以期转换群众的政治功能(即把对于政府的“批评型”群众变成“捧场型”群众);把有利于革命的群众暴行加以理性化,通过表彰某些个人的英勇事迹,把群众肢解为一个个英雄人物,把他们的行为圣洁化,以期教育和引导今后群众的行为(如制宪议会对662名“巴士底狱征服者”的颁奖授勋活动);最后,还有旨在用较讲究理性的国家暴力取代非理性的群众暴力的恐怖统治的建立——“让我们变得可怕起来,以便让人民变得不可怕”⁽⁷⁾,丹东在倡导恐怖统治时说出的这句名言,就集中地反映了革命精英的这种考虑。

只是所有这些手段,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显得收效甚微。群众依旧是群众,即使在它最富于符合精英要求的革命意识的时候,也难免表现出令精英们困窘的传统品格和过激色彩。事实上,无论是旧制度时代的精英,还是大革命时代的精英,都在内心深处感到了同样一个事实,即在他们与群众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对他们来说,群众天生就具有扰乱秩序、破坏财产的品性,因而绝不可以让它长久地占据公共的政治空间。然而,尽管许多革命精英很早就想把群众从大革命的政治舞台上赶下去,他们却不得不等到1795年才最终实现这一夙愿。人们之所以在这段时期一直无法驱除群众现象这个可怕的幽灵,显然是因为在法国大革命的条件下群众有其独特而不可替代的政治功能。就连最温和的革命派也不能不承认:是群众在1789年保卫了革命。没有4000群众闹议会,恐怕第三等级连“国民议会”都不敢宣布。激进的革命派则由于深信群众还将一再发挥保卫革命的作用,而自觉地同它结成了联盟。大革命任务的艰巨性,使他们对于群众的需要超出了他们对于群众的恐惧。也正是他们对群众的一味忍让和迁就,使大革命中的群众现象得到了意义深远的“超常”发展。同时,革命精英自己常常挂在嘴边的关于“人民主权”的辞令,也阻止了他们采用同旧制度统治者完全一样的眼光看待群众。“人民”一词在他们的辞典里一般具有双重涵义,既可泛指旧特权等级之外的一切人,又可以专指粗鲁卑贱的劳苦大众。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激进的革命派在使用“人民”一词时,他们往往更侧重于拿它指代劳苦大众。例如,当巴黎无套裤汉在1793年9月5日大举闯入国民公会,要求对包括投机商在内的“人民之敌”实施恐怖统治的时候,丹东当即推动议会通过了顺应这一要求的决议,同时还这样对议会里的群众大加恭维:

向你们致敬,高尚的人民!你们体现了坚忍与伟大的结合;你们顽强地争取自由,不惜为自由而忍饥挨饿。你们一定会得到自由!我们决心和你们携手前进,你们的敌人必将灭亡,自由必将属于你们!(议会会场群情鼎沸,欢声雷动)⁽⁸⁾

罗伯斯庇尔也在1793年这样写道:“内部的危险来自资产阶级;为了战胜资产阶级,必须召集人民……必须有连续不断的起义……必须让人民同国民公会站到一起,让国民公会得到人民的帮助。”不难想见,具有这种“人民即下层民众”的潜意识的革命精英们,在这个盛行着“主权在民”观念的时代,是不可能完全无视以下层民众为基本成份的“群众”的参政权利的。

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群众扮演了大革命上升阶段的主力军角色。尤其重要的是,群众基本上一直是按照自己的传统价值观来扮演这个角色的,它行使的主要是自己的主权意志,因此,它是促使大革命激进化的根本动力。在这个意义上,说群众在这个阶段实际上占据了革命政治的主导地位,大概是不为过的。这种主导地位,尽管为时并不很久,却将不可避免地在大革命中形成的政治文化传统上留下深深印记:人民大众从此长期难以忘怀他们为大革命作出的贡献和牺牲,他们当时曾冲在资产阶级的前头,至少曾与资产阶级分享过推翻旧制度的光荣。这种心态因素无疑有助于强化革命后人民大众反对资本统治的斗争,从而强化左翼民主势力。同时,群众在大革命中由于“无个性化”和受压迫状态而作出的种种非理性的狂暴行为,也将因其浩大的规模而大大强化大革命政治斗争的暴烈性,并由此形成另一种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从而对后世人们的政治行为方式发生影响。近代法国政治文化的激进性、分裂性和二元对抗性,大概就是这样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