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恩情终生难忘

党的恩情　终生难忘

我是1948年考入北洋大学的，并于1949年9月在北洋大学参加中国共产党。天津市是1949年1月15日解放的，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天津市的党组织，却是在1949年10月以后，才陆续公开。因为我是在1949年9月14日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所以我入党宣誓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记得当时是在天津市内的女子师范学院的一座主楼的地下室里，为了保密，宣誓仪式是在晚间12点以后的深夜里进行的，监誓人是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的一位负责人谢毓同志。领誓人是当时北洋大学地下党支部的组织委员聂壁初同志(后曾任天津市市长、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在他的带领下，我面向党旗，高举右手，热泪盈框、满怀激情地宣读了庄严的誓词。自此，我成为了北洋大学在天津市解放后发展的首批几个党员之一，我感到十分庆幸。抚今追昔，沒有共产党就沒有新中国，沒有我1949年在北洋大学的入党，就沒有今天我的一切。值此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之际，我的确是感慨万千，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党的恩情终生难忘”。那么，我是怎样在1949年成为北洋大学在天津市解放后首批发展的党员呢?后来，我又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呢?沒有党的指引、培养、教育是不可能的。我之所以能够在当时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来又走上健康成长的道路，党的恩情重如山。今天，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的时候，我想我应该写一篇文章，记述当时我是怎样参加党，后来又是怎样成长起来的过程，重温党在我人生里程的关键时刻对我的恩情，这就是我决定写这篇文章的初衷。

党指引我走向光明

1948年9月，我在天津西沽原北洋大学旧址入学，那时正是天津市解放前夕。我一入学，就为校园中强烈的学生运动气氛所感染。先是一年级新生的“要面粉”、“要公费”(即向政府当局要助学金并将其折算发给面粉实物以防物价飞涨影响);紧接着是“反南迁”(即反对国民党政府让学校南迁);然后，就是“护校”(即反对国民党军队在学校校园里构筑工事，保护校产)。我当时政治觉悟很低，只是从正义感出发，对这些中共地下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都支持，并积极参加，因而被选为大一(大学一年级)学生联合会的执行委员。

1948年11月底，国民党军队在学校校园里构筑工事，学校被迫停课，学生临时搬到天津市内的女师学院，“借教室”、“打地铺”暂住。这时，为了更好地团结广大同学，在地下党领导下，组织了应变护校委员会，开展了多种多样的进步活动。由地下党支部宣传委员魏兆铭同志发起，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并通知我参加。我们常常是在夜深人静时，找个偏僻的角落，点着蜡烛，来学习进步书籍，记得曾读过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论联合政府》及《新民主主义论》等。与此同时，“打地铺”紧挨着我的一位已经是民青组织(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成员的同学，还遵照组织上的意见，引领我白天到图书室里去阅览进步图书，记得曾读过艾思齐著的《大众哲学》和邹韬奋著的《论知识分子改造》等书籍。就这样在党的指引下，我又通过理论学习，一步一步地提高政治觉悟，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理解了为什么共产党比国民党好，开始找到了正确的政治方向。

不仅如此，北洋大学地下党还从组织上引导我。开始是提名我作为应变护校委员会理事会成立的监事会的委员的候选人，并帮助我竞选成功，经全校学生民主投票，被选为监委，为我创造了一个在实践中进一步提高政治思想觉悟的“平台”。其后，又让民青组织同志具体地帮助我，并作为介绍人，引领我参加了民青(中国民主青年同盟，即后来的青年团)组织。至此，我开始有了初步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党指引我，走向了光明。

党培养我成为党员

1949年3月，经过战火的洗礼，北洋大学完成修复工程，正式复课。4月份，北洋大学地下党决定组建天津解放后的第一届学生会，并指派我参加学生会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的竞选。当时，在民青组织的主导下，一年级的部分进步同学组织了一个社团叫做“向群社”，贴“海报(即大字报)”、出壁报(即小字报)专刊、演活报剧等，为我开展竞选宣传等活动，我自己也作过竞选演说。最后，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竞选成功，我被全校学生投票选为北洋大学解放后第一届学生会的执行委员。学生会执委中的党员、民青成员联合组成了一个组(即学生会中党、团员小组)，组长为执委中的地下党员何国模(后曾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同志，这个组直接由北洋大学地下党党支部书记杨启绍同志领导。他有时夜深人静在一个偏僻的房间里，召集我们开会。在昏暗的蜡烛光之下，他给我们讲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让我们要树立公仆意识;还讲党的群众路线，让我们到群众中去，要紧紧地依靠群众。总之，在我担负校学生会执委这段期间，使我有机会更贴近了党。党培养我，使我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有了进一步了解。

1949年暑假期间，天津市团市委举办了天津市大学暑期学园，由市学联出面组织，学园设在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地下党指派我以学生会执委名义，负责组织北洋大学的学生参加。我从在同学中宣传动员，直到租汽车、运行李，最后带队到南开大学报到，作了一些具体工作。建立这个学园的目的是利用暑假使天津市的部分大学生通过较系统的学习，提高政治思想觉悟，着手建立起天津市各大学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为此，学园请了不少京、津的社会名人来讲课，诸如历史学家翦伯赞、侯外芦，哲学家艾思齐、邓初民，文学家贺敬之，中国革命史及中共党史专家胡华教授等等。他们从社会发展史“猴变人”一直讲到唯物史观，从大众哲学一直讲到唯物辩证法，从洪秀全起义一直讲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李大钊一直讲到沒有共产党就沒有新中国，较系统、全面地以马列主义武装了大学生的头脑，从而大大激发了青年大学生对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政治思想的启蒙教育。暑期学园临结束前，在学员们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的基础上，天津市团委适时在学园中公开了民青组织，并宣布所有民青组织成员均转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且张榜公布了各校团支部的领导班子及团员名单。北洋大学团支部(整个学园为团总支部)的书记为李天相(后曾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我为支部组织委员。就这样，我圆满地完成了在天津市各大学建立团组织的任务。总之，一个愉快的、难忘的暑期学园，党培养我成了党的助手青年团组织中的一员，使我更加靠近了党。

1949年暑假结尾，暑期学园结束后，天津市团委立即组织了团员训练班。于是，学园中的全体团员马上从南开大学搬到了天津市女师学院，开始了新的学习。其实，办这个班的目的虽然是要对团员培训提高团员质量，但更重要的是要在团员中发现一些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适时发展党员。团训班上除了学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之外，就是听党课。讲课的有团市委秘书长、团市委大学部部长、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学校支部科负责人以及市委组织部负责人，等等。他们有的讲青年团的历史、团章以及团对党的助手作用等，有的讲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和党章以及党对团的领导作用等。在这次团训班上，我较系统地学习了党纲、党章，使我对党的认识，从感性到理性，得到了进一步“升华”。于是，在团训班临结束前召开的总结收获的全体大会上，我作为自由发言，以控制不住的激情，抒发了我对党的热爱，表达了我要求入党的坚定决心，提出了申请入党。会后，李天相同志(当时，团训班的秘密的党支部的委员之一，支部书记为团市委大学工作部部长黄过同志)找我，送给我一张入党申请表，并让我写一份详细的自传。我写好自传、填好申请表，送回给李天相同志，就等待着党支部审查讨论及上级审批了。总之，团训班的学习，党培养我走进了申请入党的大门。

1949年9月，暑假后开学不久，北洋大学地下党支部的组织委员聂壁初同志找我。他对我说:“祝贺你!你已经由天津市委组织部批准为中共党员了，批准日期是9月14日，你的入党介绍人是李天相、刘平娟两位同志。”就这样，党培养我一步一步地成为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可是，我感到“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的入党只是我的人生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艰巨的任务正在前面等待着我去完成，我要永远不忘党的恩情，不辜负党的期望，为完成党交给我的各项任务而奋斗终生。

党教育我健康成长

党教育我“在战斗中成长”。我入党后不久，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洋大学总支部成立，在团公开时，党分配我担任了团总支组织委员。1950年，因团员人数逐渐增多，于是北洋大学团委会成立，我又担任了团委会组织部长。至1952年，党总支书记雷程远同志找我谈话，又分配我担任了团委会副书记。总之，这一段我在北洋大学学习期间，党一再教育我要“双肩挑”、“两副担子”，不仅要把学生的中心任务———学习搞好，而且要将党分配给的社会工作做好，要学会在繁重的“两副担子”下，努力奋斗，增长才干，在顽强的“战斗中成长”。回想起，大学毕业后，我在多年的工作中，组织工作能力之有所提高，完全与这段大学学习期间“在战斗中”的锻炼是分不开的。

党教育我“向实践学真知”。我入党之后，党组织我们多次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反复地告诫我们“感性认识是第一性，理性认识是第二性”，还让我们要牢牢记住斯大林的名言“脱离了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离开了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1951年，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领导来北洋大学，动员大家学石油，为祖国的薄弱的石油工业作贡献。北洋大学的党组织也号召党员要带头到祖国需要的最艰苦的石油行业中去，我响应号召报名学习了石油机械。但是，当时我所在的机械系对石油机械是一无教师、二无教材，在学校无法学。于是，我们遵照党的教育“向实践学真知”，20位同学经教育部、燃料部批准，到位于“春风不度玉门关”的甘肃省玉门油矿实习一年，在实践中学习石油机械。这一年，我们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如在钻井岗位上“顶岗”时，“三班倒”，夜里12点坐卡车到几十里远的祁连山山腰上的油井上夜班，冬天穿着“老羊皮”，在寒风中萎缩在敞棚卡车上，走在沉睡的一片渺无人烟的戈壁沙难上，在黑暗中只能听到儿声羚羊的饥饿喊叫，在井场吃的是冰冷的干粮，喝的是祁连山雪块融化的水。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我们通过钻井、采油现场“顶岗”和钻机拆装及柴油机检修以及机械厂加工配件等实际操作，不仅学习了有关石油机械的知识与技能，而且受到了工人的优秀品质的教育，为“石油人”的艰苦奋斗精神所感染，深深地亲身经历了一次“实践出真知”的感受。后来，我从陆上石油机械转向海洋石油机械也是这样，我国开始“下海”找油，很少有人懂海洋石油装备，那怎么办?我还是遵照党教导的“向实践学真知”，到实践中去学习。我到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勘探一号”钻井船的设计、建造实践中去，到驻上海安亭探矿机械厂参加设计后并参加工作;我到我国引进国外的第一艘自升式钻井平台“勘探二号”上去，参加在南海万山群岛锚地的自新加坡引进来的首次接船工作;我到我国引进国外的第一艘半潜式钻井平台“南海二号”上去，参加在南海莺歌海锚地的自挪威引进来的首次接船及在南海钻第一口油井的工作。在海洋平台上，我亲身看到了当浪高15米的南海台风袭来时海洋石油工人坚守岗位的忘我的不怕牺牲精神。因此，在这些实践中，不仅使我学到了各型海洋石油装备的专业知识，而且受到了“海洋石油人”的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精神的教育。总之，党的“向实践学真知”的教导，使我增长了才干。

党教育我“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从北洋大学1952年毕业后，开始分配到清华大学石油系做教师，仅一年，即随同全系一起进入刚开始建校的我国建立的第一所石油高校———北京石油学院，以后就一直沒有离开过这所大学。我到清华大学石油系报到后，系里就给我和其他两位年青教师一个任务，让我们在石油系建立起石油矿场机械专业。我们国家过去从沒有过这个专业，怎么办?当时，正值全国高校大规模院系调整，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听说苏联莫斯科石油学院有石油矿场机械专业。于是，我们下决心速成学习俄文，翻译教育部转给的苏联的有关资料，包括石油矿场机械专业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学大纲等等。然后，结合我在玉门油矿了解到的油矿矿场上机械的实际情况，制订了我们的教学计划，并动员学生报名学这个专业，从而我国自己的第一个石油矿场机械专业建立了。建立后，碰到的第一个大难题就是开课。当时，机械系学生转学这个专业的已有高年级，需要开设专业课，如《石油矿场机械》课、《钻井机械》课等。可是，我们既没有教科书，又没有充分备课时间，怎么办?只有“加班加点”、“开三车(早晨、中午、夜间)”，翻译国外苏联书刊，整理在玉门油矿搜集的现场资料，快速编写成活页讲义，自己刻蜡板，赶印出油印讲义，在上课前发给学生。刚离开大学门，沒有讲过课，怎么办?就三个人互相试讲，一个人独自“面壁(自己独自面向墙壁讲)”，还有，早晨在清华园里的“自清亭”(纪念朱自清而建的)中独自默默地“打腹稿”。就这样，我们3个青年教师分别开出了三门专业课。显然，对我来说，成长为一个人民教师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里程就这样开始了。其后，几十年来，我一直是沿着这条“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道路前进，从而成长为一个人民教师、科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作为一名教师，我自助教、讲师、副教授成长至教授，开设过课程共11门，培养出石油矿场机械专业本科生近40届，研究生近40名，出版中文及英文教材和专著共14部。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二等奖10项，发表论文约230篇，其中，国外期刊发表近50篇，为SCI和EI等收录约30篇。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从机械系系主任助理、副系主任、系主任直至成长为石油大学的副校长，为教书育人服务。但是，几十年来，我的这些成长过程，都是党为我摆设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过程。

综观上述，显见，是党指引我走上了光明大道，是党培养我成为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是党教育我沿着健康成长的道路前进。总之，沒有党就沒有我今天的一切，党的恩情终生难忘，这就是我这篇文章的结束语。

难忘的激情

1950年10月19日，我国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北洋大学校团委号召团员及大学生积极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简称参干)。一时，学生中群情激动，自愿报名参干者络绎不绝。当时，我担任团委会组织部长，我与校团委书记雷程远同志同住一个宿舍。到我们宿舍要求报名参干的同学很多，最使我感动的是一位机械系二年级的崔成功同学。1948年天津市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到北洋大学“大逮捕”时，他撤退到了解放区;1949年初天津市解放时，他回到天津参加接管工作;1949年秋，在组织上安排知识青年仍回学校学习时，他又返回到北洋大学。对他来说，虽然又重新获得学习的机会很宝贵，但他要求参干非常坚决，表达自己的决心十分激动。最后，我们团委讨论时，还是为他的诚挚所感动而同意他参干了。这种情况很多，再加上报名的人数太多，我们团委审定时非常花费时间，只能是“开夜车”通宵达旦地讨论。显见，北洋学子的爱国激情。

当时，全校学生是同在一个大饭厅里吃饭。每当开饭时，广播喇叭里播出的同学报名参干的决心书不断，个个都是激情满怀。再加上伴随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雄壮歌声，更是把同学们的这种爱国激情推向了高潮。

当时，参干同学包括傅綺琴、肖传卿、高希白、刘晓军等20多位参干同学。

(口述人:1948年入学北洋大学机械系的校友方华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