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黄诚

我与黄诚

我叫吴承明，1917年1月生于河北滦县;1934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系;194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46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东吴大学教授、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客座教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特约顾问。我的主要著作有《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1955年)、《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1985年)，与许涤新共同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1985、1990、1993年);主要论文有《论广义政治经济学》、《论历史主义》、《论二元经济》、《经济史方法论》等。

我童年在北京，可算个老北京。当时北方小学教育落后于南方，父亲叫我改念私塾，读了两年《四书》和古诗文，后来发现大有好处。不过，这时私塾已有一位女塾师，教英语和算术。一天，这位陶老师悄悄对我说，她是“革命党”。不久，陶老师不见了;接着，北伐军进入北京。

1931年“九一八”事变，全国掀起抗日爱国运动。这时我在以理科著名的北平市立四中高一班。学校的运动是师生联合开展，物理学教师李直钧、化学老师刘伯忠都是领导人。次年春，外部压力日深，老师退出运动，学生秘密筹组学联。学期末，黄诚和我被教务处召见，被客气地告之:“你们赶快离校吧。”这时我想起屈原的话“余既不难夫离别兮”，我含泪向使我们受益良深的李老师、刘老师告别。解放后，两位老师都年已古稀时，被授予特级教师荣誉。

黄诚和我当时都怀有工业救国的理想，便联袂考入了在天津的北洋工学院高中部。北洋是个老牌大学，与京师大学堂齐名。这时虽由教育部改称学院，校内仍自称北洋大学，高中部仍称预科，两年制。又因院长王季绪“绝食抗日”，闻名遐尔。但我们进校后，王已被免职，专任教授。北洋预科已是专任专业基础教育，课程繁重，讲课都用英语。我最感兴趣的是物理学，教授是德籍丹麦人卜德。接着，学校发生了两次“学潮”。“学潮”是报纸上所用名词，实际是抗议日本便衣队制造的“津沽变乱”。那时津沽一带已是日本人天下，北洋学潮，非同小可。学期末，黄诚和我再一次被召见口谕:“准许预科毕业，但不准进入本科。”

于是，1934年夏，黄诚和我再一次联袂转学，考入清华大学，他进工学院，我进理学院。这时已是华北危急，国事日非。1935年夏，黄诚和我都参加了民族武装自卫会，旋爆发“一二·九”运动，成为救国会成员。工业救国已成泡影，我转入经济系。没想到经济学竟成我终生爱好的学科。只是当时奔走救亡运动，甚少读书，辜负了陈岱孙等名师的教导。学期末，学校布告开除四名救国会委员，包括黄诚和我。

1936年夏，我再次转学。那时北京大学只历史系和哲学系招转学生，我考进了历史系。在北大，从师孟森老夫子和钱穆教授，我对史学产生了深厚感情。但仅仅一年“七七事变”爆发，黄诚和我都投笔从戎。黄诚后来牺牲于上饶集中营。我则于1938年末回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联大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的，环境艰苦，而名师如云。这里，我从师陈寅恪、姚从吾、郑天挺等大师学史，兼师刘文典老先生读古典文学。1940年以考据论文毕业。

1944年春我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当时是凯因斯主义当世，哥大则是克拉克学派走势，我的导师又恰是反凯因斯主义的。我对此采取客观态度，而注意各学派演变的轨迹，这也许是受学历史的影响。直到今天，对一些新兴学派如科斯等新制度学派，我还是这样。同时，我比较注意方法论，对那时尚在萌芽状态的经济计量学颇感兴趣，曾以一篇《货币数量分析》获金钥匙奖。这也许是因为受学过一点理工的影响。1946年，我获得哥大硕士学位。

我在求学过程中，遍走了理工文法学院，无所专长，直到年近花甲，才选定了经济史这个专业。再次用屈原的话说:“泊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学习生活的曲折，是当时政治形势使然，但现在想来，也有好处。做学问要眼光开阔，博闻广识，然后求专。我在研究中国经济史时，深感过去的一点理工知识，乃至私塾古文，都常派上用场。再则，正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使我在学校教育之外，较早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1946年我开始业余做些系统研究，就不觉陌生了。

(口述人:吴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