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

回忆我的父亲

一

我父亲杨荫杭(1878—1945)，字补塘，笔名老圃，又名虎头，江苏无锡人，1895年考入北洋大学堂，1897年转入南洋公学，1899年由南洋公学派送日本留学。回国后因鼓吹革命，清廷通缉，筹借了一笔款子，再度出国赴美留学。我是父亲留学回国后出生的，已是第四个女儿。那时候，我父亲不复是鼓吹革命的“激烈派”。他在辛亥革命后做了民国的官，成了卫护“民主法治”的“疯骑士”———因为他不过做了一个省级的高等审判厅长，为了判处一名杀人的恶霸死刑，坚持司法独立，和庇护杀人犯的省长和督军顶牛，直到袁世凯把他调任。他在北京不过是京师高等检察长，却把一位贪污巨款的总长(现称部长)许世英拘捕扣押了一夜，不准保释，直到受“停职”处分。《民国演义》上提到这件事，说杨某其实没错，只是官官相护。据我理解，我父亲的“立宪梦”，辞官之前早已破灭。

我说“理解”，因为都未经证实。我在父母身边的时候，对听到的话不求甚解。有些事只是传闻，也有些是父亲对我讲的，当时似懂非懂，听完又忘了，有些事是旁听父母的谈话而领会的。

我母亲唐须荌也是无锡人。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他们俩同年，1898年结婚。当时我父亲还是学生，从他们的谈话里可以听到父亲学生时代的旧事。他们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诨名，还经常引用典故———典故大多是当时的趣事。不过我们孩子听了不准发问。“大人说话呢，‘老小’(无锡土话，指小孩子)，别插嘴。”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JenadeLa Bruyeere)《人性与世态》(LesCaracteres)。他们的话时断时续，我当时听了也不甚经心。我的领会是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而得。我父亲辞官后做了律师。他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详细向我母亲叙述:为什么事，牵涉什么人等等。他们俩一起分析，一起议论。那些案件，都可补充《人性与世态》作为生动的例证。可是我的理解什么时候开始明确，自己也分辨不清。

例如我五六岁在北京的时候，家里有一张黎元洪的相片，大概是大总统发给每个下属的。那张照片先挂在客厅暗陬，不久贬入吃饭间。照片右下角有一行墨笔字“补塘检察长”。我常搬个凳子，跪在凳上仔细端详。照片上的人明明不是我父亲，怎么又写着我父亲的名字?我始终没敢发问，怕问了惹笑或招骂，我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明白落款不是标签，也不知什么时候知道那人是黎元洪。可是我拿稳自己的理解没错。

我曾问父亲:“爸爸，你小时候是怎么样的?”父亲说:“就和普通孩子一样。”可是我叮着问，他就找出二寸来长一只陶制青底蓝花的小靴子给我，说小时候坐在他爷爷膝上，他爷爷常给他剥一靴子瓜子仁，教他背白居易诗“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那时候，他的祖父在杭州做一个很小的小官。我的祖父也在浙江做过一个小地方的小官。两代都是穷书生，都是小穷官。我祖父病重还乡，下船后不及到家便咽了气。家里有上代传下的住宅，但没有田产。我父亲上学全靠考试选拔而得的公费。

据我二姑母说，我父亲在北洋公学上学时，有部分学生闹风潮。学校掌权的洋人(二姑母称为“洋鬼子”)出来镇压，说闹风潮的一律开除。带头闹的一个广东人就被开除了。“洋鬼子”说，谁跟着一起闹风潮的一起开除。一伙人面面相觑，都默不作声。闹风潮不过是为了伙食，我父亲并没参与，可是他看到那伙人都缩着脑袋，就冒火了，挺身而出说:“还有我!”好得很，他就陪着那个广东同学一起开除，风潮就此平息。那是1897年的事。

当时我父亲是个穷学生。寒素人家的子弟，考入公费学校，境遇该算不错，开除就失去公费。幸亏他从北洋开除后，立即考入南洋公学。我现在还存着一幅1908年8月中国留美学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开代表大会的合影。正中坐的是伍廷芳。前排学生展着一面龙旗。后排正中两个学生扯着一面旗子，大书“北洋”二字。我父亲就站在这一排。他曾指着扯旗的一人说“这是刘麻子”，又指点这人那人是谁，好像都很熟。我记得有一次他满面淘气的笑，双手叉腰说:“我是老北洋。”看来他的开除，在他自己和同学眼里，只是一件滑稽的事。

我大姐从父母的谈话里，知道父亲确曾被学校开除，只是不知细节。我父亲不爱谈他自己，我们也不问。我只记得他偶尔谈起此笑话，都是他年轻时代无聊或不讲理的细事。他有个同房间是松江人，把“书”字读如“须”。父亲往往故意惹他，说要“撒一课‘须’去”(上海话“尿”“书”同音)。松江人怒不可遏。他同班有个胖子，大家笑他胖，胖子生气说:“你们老了都会发胖。”我父亲跟我讲的时候，摩挲着自己发了胖的肚子，忍笑说:“我对他说，我发了胖，就自杀!”胖子气得呼哧呼哧。我不知道父亲那时候是在北洋还是在南洋，只觉得他还未脱顽童时期的幽默。二姑母曾告诉我:“小哥哥(我父亲)捉了一只蛤蟆，对它喷水念咒，把它扣在空花盆底下叫它土遁;过了一星期，记起了那只蛤蟆，翻开花盆一看，蛤蟆还没死，饿成了皮包骨头。”这事我也没有问过父亲，反正他早说过，他就和普通的孩子一样。

二

《中华民国史》上说:“一九○○年春，留日学生成立励志会;一九○○年下半年，会员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创办了《译书汇编》，这是留学生自办的第一个杂志，专门译载欧美政法名著，诸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穆勒的《自由原论》等书，这些译著曾在留学生和国内学生中风行一时。”冯自由的《革命逸史》，也说起《译书汇编》:“江苏人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主持之，以翻译法政名著为宗旨，译笔流丽典雅，于吾国青年思想之进步收效至巨。”我曾听到我父亲说:“与其写空洞无物的文章，不如翻译些外国有价值的作品。”他还说:“翻译大有可为。”我在父亲从国外带回的书里，看到过一本英译的孟德斯鸠《万法精义》和一本原文的达尔文《物种起源》。可是我父亲从没有讲过他自己的翻译，我也从未读过。他也从未鼓励我翻译，也从未看到我的翻译。

据《革命逸史》载:他们和其他各省派送的留日学生初到日本，语言不通。日本文部省特设日华学校，专教中国学生语言及补习科学。“雷奋、杨荫杭、杨廷栋三人租居早稻田附近。即当日雷奋等为《译书汇编》及《国民报》撰文之所。留学生恒假其地作聚会集中点。”那时有某日本舍监偷吃中国留学生的皮蛋，又有个日本下女偷留学生的牙粉搽脸。我听父亲讲过“偷皮蛋舍监尝异味，搽牙粉丑婢卖风流”的趣闻。但从不知道父亲参与译书并为《国民报》撰稿的事。我大姐只知道父亲会骑自行车，因为看见过父亲扶着自行车照的相片，母亲配上小框放在桌上。

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和《中华民国史》都提到留日学生的励志会里有激烈派和稳健派之分，激烈派鄙视稳健派，两派“势如水火”。我父亲属于激烈派，他的一位同窗老友属于稳健派。他们俩的私交却并非“势如水火”。我记得父亲讲他们同班某某是留学生监督的女婿，1900年转送到美国留学。同班学生不服气。我父亲撺掇他那位稳健派朋友提出申请，要求调往美国，理由是同窗杨某(父亲自指)一味鼓吹革命，常和他一起不免受他“邪说”的影响。我不知道那位朋友是否真的提出了要求，反正他们的捣鬼没有成功。

《中华民国史》上说:“江苏地方革命小团体发生最早，一九○一年夏留学生杨荫杭回到家乡无锡，聚集同志，创设了励志学会。他们借讲授新知识之机，宣传排满革命……”据说这段历史没有错，但我不明白他怎么卒业前一年回乡，大概是暑假回乡吧。

我父亲1902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当时称“东京专门学校”)本科卒业。回国后和雷奋、杨廷栋同被派往译书馆译书。最近我有一位朋友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一本我父亲编译的《名学教科书》(1903年再版)，想就是那个时期编译的。孙宝恂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903年)日记里曾提到这部书:“观《名学》，无锡杨荫杭述。余初不解东文哲学书中‘内容’、‘外延’之理，今始知之。”

译书馆因经费支绌，1903年停办。我父回到家乡，和留日学生蔡文森、顾树屏在无锡创办了“理化研究会”，提倡研究理化并学习英语。我母亲形容父亲开夜车学理化，用功得背上生了一个“搭手疽”，吃了多少“六神丸”。我记得父亲晚年，有一次从上海回到苏州，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和我母亲讲“理化会的大成就”。有一个制造“红丸”(即“白面”)的无锡人，当年曾是“理化会”的成员，后来在上海法租界居住，在他家花园的假山洞里制造“红丸”(有法租界巡捕房保护)。他制成的毒品用铅皮密封在木箱里，运到法国海岸边，抛入海里，然后由贩毒商人私运入欧洲。结果，那个人成了大富翁。我父亲慨叹说:“大约那是我们唯一的成绩吧。”

东京《国民报》以英国人“经塞尔”名义发行。“经塞尔”其实是冯自由的父亲冯镜如的外国名字，借此避免清公使馆的干涉。报中文字由某某等执笔，其中有我父亲。后来因资本告罄停版。1902年在上海发行的《大陆月刊》继续鼓吹革命，实际上是《国民报》的变相。我父亲仍然是《大陆月刊》的执笔者。

抗战胜利后，我在上海，陈衡哲先生请我喝茶，会见胡适。他用半上海话对我说:“我认识你的姑母，认识你的叔叔，你老娘家(苏沪土语“尊大人”的意思)是我的先生，据说他那时在中国公学读书。”钟书对我说，胡适决不肯乱认老师，他也不会记错。我想，大概我父亲由译书院回南后在上海工作。我知道他在时事新报馆任编辑，也在上海《苏报》任编辑及撰稿工作并在澄衷学校、务本女校、中国公学教课。听说他暑假回无锡，在俟实中学公开鼓吹草命，又拒绝对祠堂里的祖先叩头，同族某某等曾要驱逐他出族。我记得父亲笑着讲无锡乡绅———驻意大利钦差许钰曾愤然说:“此人(指我父亲)该枪毙。”反正他的“革命邪说”招致清廷通缉，于是他筹借了一笔款子(一半由我外祖父借助)，1906年初再度出国到美国留学。

我大姐说，父亲1906年到美国求学。但据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籍簿，他1906年九月入该校研究科，专研法律;1907年7月毕业，寄寓何处等等都记载分明。料想我父亲在清廷通缉下，潜逃日本是最便捷的途径。早稻田大学本科卒业不授学位;考入研究科，通过论文，便获得法学士学位。随后他就到美国去了。

父亲告诉我，他初到美国，住在校长(不知什么学校)家里学习英语，同住宿的还有几个美国青年。他要问字典上查不到的家常字(如大小便之类)，同学不敢回答，特地问得校长准许，才敢教他。

父亲从未提及他的学位和论文。我只偶尔拣得一张父亲在宾夕法尼业大学1909———1910年的注册证。倒是钟书告诉我，爸爸的硕士论文收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丛书第一辑，书名是《日本商法》(Commercia lCode of Japan)。我只记得大姐讲，父亲归国途中游历欧洲其他各国，还带回好几份印好的论文。我问钟书:“你怎么会知道?”钟书说:“我看见的———爸爸书房里的书橱最高层，一本红皮书。我还问过爸爸，他说是他的硕士论文———现在当然找不到了。”我写信给美国友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李又安(AdeleRickett)教授，托她找找有没有这本书，据她回信，钟书一点也没记错。那本书一找就见，在法学图书馆。承她还为我复制了封面几页和一篇卢易士(DraperLewis)教授写的序文。据那张注册证，他是当时的法学院长。全书319页，我父亲离校后1911年出版。从序文看来，这本书大概是把日本商法和它所依据的德国商法以及它所采用的欧洲大陆系统的商法作比较，指出特殊的地方是为了适合日本的国情，由比较中阐明一般商法的精神。序文对这本书很称赏，不过我最感亲切的是卢易士先生形容我父亲写的英文:“虽然完全正确，却有好些别致的说法;而细读之下，可以看出作者能用最简洁的文字，把日本商法的原则，确切地表达出来。”我想这是用很客气的话，说我父亲写的英文有点中国味道吧!

我猜想，父亲再次出国4年多，脱离了革命，埋头书本，很可能对西方的“民主法治”产生了幻想。他原先的“激烈”，渐渐冷静下来。北伐胜利后，我经常听到父亲对母亲挖苦当时自称的“廉洁政府”。我在高中读书的时候，1927或1928年，我记得父亲曾和我谈过“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得失。他讲得很仔细，可是我不大懂，听完都忘了，只觉得父亲倾向于改良。他的结论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不过父亲和我讲这番话的时候，他的“立宪梦”早已破灭了。我当时在父母的庇荫之下，不像我父亲年轻时候，能看到革命的迫切。我是脱离实际的后知后觉或无知无觉，只凭抽象的了解，觉得救国救民是很复杂的事，推翻一个政权并不解决问题，还得争求一个好的制度，保障一个好的政府。

我不信父亲对清室抱有任何幻想。他称慈禧为祸国殃民的无识“老太婆”。我也从未听他提到光绪有任何可取，他回国后由张謇推荐，在北京一个法政学校教课。那时候，为宣统“辅政”的肃亲王善耆听到我父亲是东西方法律的行家，请他晚上到王府讲授法律课。我父亲的朋友包天笑在一部以清末民初为背景的小说里曾提起这事，钟书看到过，但是记不起书名，可能是《留芳记》。听说这个肃亲王是较为开明而毫无实权的人。我父亲为他讲法律只是为糊口计，因为法政学校的薪水不够维持生活。

辛亥革命前夕，我父亲辞职回南，肃亲王临别和他拉手说:“祝你们成功。”拉手祝贺，只表示他有礼貌，而“你们”两字却很有意思，明白点出东家和西席之间的不同立场。“祝你们成功。”这句话是我父亲着重和我讲的。

我父亲到了上海，在申报馆任编辑，同时也是上海律师公会创始人之一。当律师仍是为糊口计。我是第四个女儿，父母连我就是六人，上面还有祖母。父亲有个大哥在武备学校学习，一次试炮失事，轰然一声，我大伯父就轰得不知去向，遗下大伯母和堂兄堂姊各一。一家生活之外，还有大小孩子的学费。我的二姑母当时和我堂姊同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三姑母在苏州景海女校读书，两位姑母的学费也由我父亲供给。我有个叔叔当时官费在美国留学，还没有学成。整个大家庭的负担全在我父亲一人身上。

三

据我大姐讲，我父亲当律师，一次和会审公堂的法官争辩。法官训斥他不规规矩矩坐着，却跷起了一条腿。我父亲故意把腿跷得高高的，侃侃而辩。第二天上海各报都把这事当作头条新闻报道，有的报上还画一个律师，跷着一条腿。从此我父亲成了“名”律师。不久，由张謇推荐，我父亲做了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驻苏州。我父母亲带了我们姊妹，又添了一个弟弟，搬到苏州。

我不知道父亲和张謇是什么关系，只记得二姑母说，张謇说我父亲是“江南才子”。钟书曾给我看张謇给他父亲的信，称他父亲为“江南才子”。这使我不禁怀疑“江南才子”是否敷衍送人的，或者我特别有缘，从一个“才子”家到又一个“才子”家!我记得我们苏州的住宅落成后，大厅上“安徐堂”的匾额还是张謇的大笔，父亲说那是张謇一生中末一次题的匾。

1913年秋，熊希龄出任国务总理，宣称要组成“第一流经验与第一流人才之内阁”。当时名记者黄远庸在《记新内阁》(民国二年九月十一日)一文里说:“有拟杨荫杭(即老圃者)［长司］法部者，此语亦大似商量饭菜单时语及园圃中绝异之新蔬，虽不必下箸而已津津有味矣。然梁任公即长法部，识者谓次长一席终须此圃。此圃方为江苏法官，不知其以老菜根佳耶，抑上此台盘佳也。”显然我父亲是啃“老菜根”而不上“台盘”的。

我父亲当了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不久国家规定，本省人回避本省的官职，父亲就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驻杭州。恶霸杀人的案件，我从父母的谈话里只听到零星片断。我二姑母曾跟我讲，那恶霸杀人不当一回事，衙门里使些钱就完了，当时的省长屈映光(就是“本省长向不吃饭”的那一位)、督军朱某(据说他和恶霸还有裙带亲)都回护凶犯。督军相当于前清的抚台，省长相当于藩台，高等审判厅长算是相当于臬台，通称“三大宪”;臬台当然是最起码的“大宪”，其实是在督军省长的辖治之下。可是据当时的宪法，三权分立，督军省长不能干预司法。这就造成僵局，三权分立而分裂———至少分裂为二。我父亲坚持司法独立，死不让步。我不知双方僵持多久，约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夕，屈映光到北京晋见袁世凯，我父亲就调任了。

我曾听到父母闲话的时候，惊诧那些走门路的人无孔不入，无缝不钻。我外祖父偶从无锡到杭州探望女儿，立刻就被包围了。我的外祖父是个忠厚的老好人，我不知道他听了谁的调唆，向我父亲说了什么话。我父亲不便得罪老丈人，只默不作声。外祖父后来悄悄问我母亲:“怎么回事?三拳打不出他一个闷屁?”这句话成了父母常引用的“典故”。

我父亲去世以后，浙江兴业银行行长叶景葵先生在上海，郑重其事地召了父亲的子女讲这件恶霸判处死刑的事。大致和我二姑母讲的相同，不过他着重说，那恶霸向来鱼肉乡民，依仗官方的势力横行乡里，判处了死刑大快人心。他说:“你们老人家大概不和你们讲吧?我的同乡父老至今感戴他。你们老人家的为人，做儿女的应该知道。”

屈映光有个秘书屈伯刚先生，上海孤岛时期在圣约翰大学当国文教授，也在振华女中(沪校)兼课，和我同事。屈先生是苏州人，一次他一口纯苏白对我说:“唔笃老太爷直头硬!嗐，直头硬个!”我回家学给父亲听。父亲笑了，可是没讲自己如何“硬”，只感叹说:“朝里无人莫做官。”屈映光晋见袁世凯，告了我父亲一状，说“此人顽固不灵，难与共事”。袁世凯的机要秘书长张一(鹿各)(仲仁)先和恰巧是我父亲在北洋大学的同窗老友，所以我父亲没吃大亏。我父亲告诉我说，袁世凯亲笔批了“此是好人”四字，他就调到北京。

我问父亲:“那坏人后来就放了吗?”父亲说:“地方厅长张××(我忘了名字)是我用的人。案子发回重审，他维持原判。”父亲想起这事，笑着把拳头一攒说:“这是我最得意的事!”

“坏人就杀了?”

父亲摇头说:“关了几时，总统大赦，减为徒刑，过几年就放了。”我暗想:“这还有什么值得得意的呢?证明自己判决得不错?证明自己用的人不错?”这些笨话我都没问，慢慢地自己也领会了。

地方厅长张光生所受的威胁利诱，不会比我父亲所受的轻。当时实行的是“四级三审”制。每个案件经过三审就定案。到高等厅已是第二审，发回重审就是第三审，不能再向大理院上诉。凶犯家属肯定对地方厅长狠加压力。高等厅长已调任，地方厅长如果不屈从当地权势，当然得丢官。张先生维持原判，足见为正义、为公道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的，自有人在!我至今看到报上宣扬的好人好事，常想到默默无闻的好人好事还不知有多少，就记起父亲一攒拳头的得意劲儿，心上总感到振奋———虽然我常在疑虑，甚至悲观。

我想，父亲在北京历任京师高等审判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他准看透了当时的政府。“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他早想辞官不干了。他的“顽固不灵”，不论在杭州，在北京，都会遭到官场的“难与共事”。我记得父母讲到扣押了那位许总长不准保释的那一夜，回忆说:“那一夜的电话没有停，都是上级打来的。”第二天，父亲就被停职了。父亲对我讲过“停职审查”虽然远不如“褫职查办”严重，也是相当重的处分。因为停职就停薪，我家是靠薪水过日子的。

我当时年幼，只记得家里的马车忽然没有了，两匹马都没有了，大马夫、小马夫也走了。想必是停薪的结果。

我父亲在大暑天和一位爱做诗的植物学家同乡黄子年同上百花山去采集标本，去了大约一星期，回家来一张脸晒成了紫赯色，一个多星期后才慢慢退白。父亲对植物学深有兴趣，每次我们孩子到万牲园(现称“动物园”)去看狮子老虎，父亲总一人到植物园去，我不懂植物有什么好看。那次他从百花山回来，把采集的每一棵野花野草的枝枝叶叶，都用极小极整齐的白纸条加固在白而厚的大张橡皮纸上，下面注明什么科(如茄科、菊科、蔷薇科等)植物，什么名字。中文下面是拉丁文。多年后，我又看到过那些标本。父亲做标本的时候，我自始至终一直站在旁边仔仔细细地看着，佩服父亲干活儿利索，剪下的小白纸条那么整齐，写的字那么好看，而且从不写错。每张橡皮纸上都蒙上一张透明的薄纸，积成厚厚的一大叠，就用一对木夹子上下夹住，使劲用脚踩扁，用绳子紧紧捆住。这几捆标本带到无锡，带到上海，又带到苏州，后来有一次家里处理垃圾，给一个中学收买去做教材了。父亲有闲暇做植物标本，想必是在停职期间。

我家租住陈璧的房子。大院南边篱下有一排山桃树。我那年拣桃核的时候，三姐对我说:“别拣了，咱们要回南了。”我不懂什么叫“回南”。姐姐跟我讲了，然后说，母亲的行李限得很严，桃核只能拣最圆整的带几颗。我着急说:“那么我的泥刻子呢?”姐姐说泥刻子南边没用，南边没有黄土。我在箱子间的外间屋里，看见几只整理了一半的网篮，便偷偷儿撒了两把桃核进去，后来那些桃核都不知去向了。从不出游的母亲游了颐和园、香山等名胜，还买了好些北京的名药，如紫金锭、梅花点舌丹之类，绢制的宫花等等，准备带回南方送人的。

据我国近代史料，在1916年5月，许世英受贿被捕。国务会议认为许世英没有犯罪的证据，反要追究检察长杨荫杭的责任;许世英宣告无罪，他随即辞去交通部长的职务。我想，父亲专研法律，主张法治，坚持司法独立;他小小的一个检察长———至多不过是一个“中不溜”的干部，竟胆敢拘捕在职的交通部总长，不准保释，一定是掌握了充分的罪证，也一定明确自己没有逾越职权。他决不会顺从国务会议的“宣告”，不会承认国务会议有判决权。我不知这个案子是如何了结的，可是我料想从1917年到1919年秋，我父亲准是和北京的行政首脑在顶牛。1919年，没等辞职照准他辞职南归。

1919年秋季，我上初小三年级。忽有一天清早，我跟着父母一家人回南了。路上碰见一个并不要好的同学，我恨不能叫她给我捎句话给同学，说我“回南”了，心上很怅然。

火车站上为我父亲送行的有一大堆人———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谁也没有那么多人送行，我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很有自豪感。火车快开了，父亲才上车。有个亲戚末了一分钟赶到，从车窗里送进一蒲包很甜的玫瑰香。可见我们离开北京已是秋天了。

在家里，我们只觉得母亲是万能的。可是到了火车上，母亲晕车呕吐，弱得可怜。父亲却镇定从容地照看着一家大小和许多行李。我自以为第一次坐火车，其实我在北京出生不久就回南到上海，然后我家迁居苏州，又迁居杭州，又回到北京，这次又回南，父亲已经富有旅行的经验了。

几年前我家在上海的时候，大姐、二姐都在上海启明女校上学。她们寄宿学校，只暑假回家。1917年张勋复辟，北京乱糟糟，两个姐姐没能够到北京，只好回到无锡老家去过了一个暑假。姊妹俩想家想得厉害。二姐回校不久得了副伤寒，住在医院里。当时天津大水，火车不通。母亲得知二姐生病，忙乘轮船赶到上海，二姐目光已经失散，看不清母亲的脸，只拉着母亲的手哭，她不久去世，还不到15岁。二姐是我们姊妹里最聪明的一个，我父母失去了她是一生中的大伤心事。我母亲随即带了大姐同回北京，1919年我家离北京南归，我只有大姐和三姐了，下面却添了两个弟弟和我的七妹。我家由北京到天津，住了一二天客栈，搭“新铭”轮船到上海。我父亲亲自抱着七妹，护着一家人，押着大堆行李上船下船。我记得父母吩咐:“上海码头乱得很，‘老小’要听话。”我们很有秩序地下了轮船又上“拖船”。“拖船”是由小火轮拖带的小船，一只火轮船可以拖带一大串的小船。我们家预先包好一只“拖船”，行李堆在后舱，一家人都坐在前舱，晚上把左右两边座位中间的空处搭上木板，就合成一只大床。三姐着急说:“我的脚往哪儿垂呀?”父亲说她:“好讲究!脚还得往下垂吗?”大家都笑。我们孩子觉得全家睡一只大床很好玩。

我父母亲在无锡预先租下房子，不挤到老家去住。那宅子的厨房外面有一座木桥，过了桥才是后门。我可以不出家门，而站在桥上看来往的船只，觉得新奇得很。我父母却对这宅子不满意，只是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

我还是小孩子，不懂得人生疾苦。我父亲正当壮年，也没估计到自己会病得几乎不起。据说租住那所房子的几个住户都得了很重的伤寒症，很可能河水有问题。我父亲不久就病倒了。他地道是那个时期的留学生，只信西医，不信中医。无锡只有一个西医，是外国人。他每次来就抽一点血，拿一点大便，送往上海化验，要一个星期才有结果。检查了两次查不出病因，病人几星期发高烧，神智都昏迷了。我母亲自作主张，请了一位有名的中医来，一把脉就说“伤寒”。西医又过了一星期才诊断是伤寒。父亲已经发烧得只说昏话了。他开始说的昏话还是笑话。他看我母亲提了玻璃溺壶出去，就说:“瞧瞧，她算做了女官了，提着一口印上任去了!”可是昏话渐渐变为鬼话，说满床都是鬼。家里佣人私下说:“不好了，老爷当了壳隍老爷了，成日成夜在判案子呢。”

我记得有一夜已经很晚了，家里好像将出大事，大家都不睡，各屋都亮着灯，许多亲友来来往往。我母亲流着泪求那位名医处方，他摇头断然拒绝。医生不肯处方就是病人全没指望了。我父亲的老友华实甫先生也是有名的中医，当晚也来看望。他答应我母亲的要求“死马当活马医”，开了一个药方。那是最危急的一夜，我父亲居然挣扎过来。我母亲始终把华实甫先生看作救命恩人。西医却认为我父亲自己体力好，在“转换期”(crisis)战胜了病魔。不过无论中医西医，都归功于我母亲的护理。那年大除夕，我父亲病骨支离，勉强能下床行走几步。他一手扶杖，一手按着我的头，慢慢儿走到家人团坐的饭桌边。椅里垫上一条厚被，父亲象征性地和我们同吃了年夜饭。

父亲病情最危急的那一晚，前来探望的人都摇头喟叹说:“唉，要紧人呀!”“要紧人”就是养家人，我们好大一家人全靠父亲抚养。赵叔叔在美国学统计，学成回国，和订婚多年的婶婶结婚，在审计院工作，不久肺病去世，遗下妻女各一。我老家就添了我一位寡婶和一个堂妹。我们小家庭里，父母子女就有8口人。我常想，假如我父亲竟一病不起，我如有亲戚哀怜，照应我读几年书，也许可以做个小学教员。不然，我大概只好去做女工，无锡多的是工厂。

我父亲满以为回南可以另找工作，没想到生了那么一场重病。当时的社会，病人哪有公费治疗呢，连日常生活的薪水都没个着落呀!我父亲病中，经常得到好友陈光甫先生和杨廷栋(翼之)先生的资助。他们并不住在无锡，可是常来看望。父亲病中见了他们便高兴谈笑，他们去后往往病又加重。我虽是孩子，经常听到父母谈到他们，也觉得对他们感激。近代史所调查的问题之一是问到杨廷栋的后人是谁。惭愧得很，我虽然常常听到杨翼之的名字，却从未见过面，更不知他的后人———我实在很想见到他们，表达我们的感激。

四

我父亲病后就到上海申报馆当“主笔”(这是我大姐的话，据日本人编的参考资料我父亲是“上海申报社副编辑长”)。那时候，我已经和三姐跟随大姐同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寄宿在校。老家仍在无锡，我们那个小家1920年秋搬到上海，租居两上两下一宅弄堂房子。暑假里，有一天，我父亲的老友接我们到他家去玩。那位朋友就是和我父亲同窗的“稳健派”，后来参与了和日本人订“二十一条”的章宗祥。我父母讲到“二十一条”的时候，总把这位同窗称为“嘴巴”。据我猜想，大约认为他不是主脑，只起了“嘴巴”的作用(我从没问过，但想来猜得不错)。我记得父亲有一次和我讲到这件事，愤愤地说:“他们喊喊喊喊喊，只瞒我一个!打量我都不知道吗!”我想，“嘴巴”是不愿听我父亲的劝阻或责备吧。我们家最初到北京，和他们家好像来往较多，以后就很疏远了。我记得在上海只到他们家去过一次，以后只我二姑母带着七妹妹去了一次，父母亲没再去过。

他们是用汽车来接我们一家的，父亲母亲带了两三个女儿同去。我还是个小土包子，没坐过汽车。车穿过闹市，开进一个幽静的地区。街道两旁绿树成荫，只听得一声声悠长的“知了”、“知了”。进门就看见大片的绿草地，疏疏落落的大树，中间一座洋房显得矮而小。其实房于并不小，只因为四周的园地很大，衬得房子很小。我看见他们家的女儿在树荫下的草坪上玩，觉得她们真舒服。我父亲平时从不带孩子出去拜访人，只偶尔例外带我。我觉得有些人家尽管比我家讲究得多，都不如这一家的气派。那天回家后，大姐盛称他们家的地毯多厚，沙发多软。父亲意味深长地慨叹一声说:“生活程度(现在所谓‘生活水平’)不能太高的。”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可是这句话我父亲在不同的场合经常反复说，尽管语气不同，表情不同，我知道指的总是同一回事。父亲藏有这位朋友的一张照片，每次看了总点头喟叹说:“绝顶聪明人……”言下无限惋惜。到如今，我看到好些“聪明人”为了追求生活的享受，或个人的利益，不惜出卖自己，也不顾国家的体面，就常想到我父亲对这位老友的感慨和惋惜。

我父亲病后身体渐渐复原，在申报馆当副主编的同时，又重操律师旧业。他承认自己喜欢说偏激的话。他说，这个世界上(指当时社会)只有两种职业可做，一是医生，二是律师(其实是指“自由职业”)。他不能作医生，只好当律师。他嫌上海社会太复杂，决计定居苏州。我们家随即又迁到苏州。可是租赁的房子只能暂时安身，做律师也得有个事务所。我母亲说，我家历年付的房租，足以自己盖一所房子了。可是我父亲自从在北京买了一辆马车，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有了“财产”，“从此多事矣”。他反对置买家产。

可是有些事不由自主。我家急需房子，恰恰有一所破旧的大房子要出卖。那还是明朝房子，都快倒塌了。有一间很高大的厅也已经歪斜，当地人称为“一文厅”。据说魏忠贤当权的时候，有人奏称“五城造反”，苏州城是其中一个。有个“徐大老爷”把“五城”改为“五人”，张溥《五人墓碑记》上并没有“五城”改“五人”之说，也没见“徐大老爷”的名字。张謇题的“安徐堂”匾上有这位“徐大老爷”的官衔和姓名，可惜我忘了。“一文厅”是苏州人感激这位“徐大老爷”而为他建造的，一人一文钱，顷刻募足了款子，所以称为“一文厅”。我自从家里迁居苏州，就在当地的振华女中上学，寄宿在校，周末回家，见过那一大片住满了人的破房子。全宅住有二三十家，有平房，也有楼房。有的人家住得较宽敞，房子也较好。最糟的是“一文厅”，又漏雨，又黑暗，全厅分隔成二排，每排有一个小小的过道和3间房，每间还有楼上楼下。总共就是18间小房，真是一个地道的贫民窟，挑担的小贩常说:“我们挑担子的进了这个宅子，可以转上好半天呢。”

我父亲不精明，买下了这宅没人要的破房子，修葺了一部分，拆掉许多小破房子，扩大了后园，添种了花树，一面直说:“从此多事矣!”据他告诉我，买房子花掉了他的一笔人寿保险费，修建是靠他做律师的收入。因为买房以后，祖母去世，大伯母一家基本上能自立，无锡老家的负担已逐渐减轻。房子费了两年左右才修建完毕。

我常挂念原先的二三十户人家到哪里去了。最近，有个亲戚偶来看我，说他去看了我们苏州的房子(我们已献给公家)，现在里面住了五十来户。我大为惊诧，因为许多小破房子全都拆了，哪来那么多房间呢?不过小房子既能拆掉，也能一间间再搭上。一条宽走廊就能隔成几间房呢。许多小户合成一个大宅，一个大宅又分成许多小户，也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势”。

我父亲反对置买家产不仅是图省事，他还有一套原则。对本人来说，经营家产耗费精力，甚至把自己降为家产的奴隶;对子女来说，家产是个大害。他常说，某家少爷假如没有家产，可以有所作为，现成可“吃家当”，使他成了废物，也使他不图上进。所以我父亲明明白白地说过:“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我现在常想，靠了家产不图上进的大少爷即使还有，也不多了，可是捧着铁饭碗吃大锅饭而不求上进的却有那么多;“吃家当”是不行了，可是吃国家的财产却有多种方式。我父亲知道了又将如何感慨。

我在中学的时候，听父亲讲到同乡一位姓陆的朋友有两个在交通大学读书的儿子，那两个孩子倒是有志气的，逃出去做了共产党。我弟弟在上海同济读书的时候，带了一个同学到我家来。我听弟弟转述那人的议论，很像共产主义的进步思想。我父亲说那孩子是“有志气的”。但妙的是弟弟忽然私下对我说:“你觉得吗，咱们爸爸很腐朽。”我断定这是他那位朋友的话，因为他称我弟弟为“安徐堂”的“少爷”。在他眼里，我父亲是一个大律师，住一宅宽廊大院的大宅子，当然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我没有拌嘴，只觉得很滑稽，因为“腐朽的爸爸”有一套言论，和共产主义的口号很相近，我常怀疑是否偶合。例如我父亲主张自食其力，不能不劳而食。这和“不劳动者不得食”不是很相近吗?

我们搬入新居———只是房主自己住的一套较好的房子略加修葺，前前后后的破房子还没拆尽，到处都是鼻涕虫和蜘蛛。阴湿的院子里，只要扳起一块砖，砖下密密麻麻的爬满了鼻涕虫。父亲要孩子干活儿，悬下赏格，鼻涕虫一个铜板一个，小蜘蛛一个铜板三个，大蜘蛛三个铜板一个。这种“劳动教育”其实是美国式的鼓励孩子赚钱，不是教育“劳动光荣”。我周末回家，发现弟弟妹妹连因病休学在家的三姐都在“赚钱”。小弟弟捉得最多，一百条鼻涕虫硬要一块钱(那时的一元银币值270至290铜板)。我听见母亲对父亲说:“不好了，你把‘老小’教育得唯利是图了。”可是物质刺激很有效，不多久，弟弟妹妹把鼻涕虫和蜘蛛都捉尽了。母亲对“唯利是图”的孩子也有办法。钱都存在她手里，十几元也罢，几十元也罢，过些时候，存户忘了讨账，“银行”也忘了付款，糊涂账渐渐化为乌有，就像我们历年的压岁钱一样。因为我们不必有私产，需钱的时候可以向母亲要。

假如我们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父亲常常也只说一句话:“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争取”。也许这又是一项“劳动教育”，可是我觉得更像鼓吹“个人奋斗”。我私下的反应是:“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你能样样都有吗?”

我父亲又喜欢自称“穷人”。他经常来往的几个朋友一是“老人”，一是“苦人”(因为他开口就有说不尽的苦事)，一是“忙人”(因为他活动较多)，一是父亲自称的“穷人”。我从父母的谈话里听来，总觉得“穷人”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反抗性的自诩，仿佛是说:“我是穷人，可是不羡慕你们富人。”所谓“穷”，无非指不置家产，“自食其力”。不过我父亲似乎没有计较到当时社会上，“自食其力”是没有保障的;不仅病不得，老不得，也没有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干自己喜爱或专长的事。

我父亲不爱做律师。他当初学法律，并不是为了做律师。律师的“光荣任务”是保卫孤弱者的权益，可是父亲只说是“帮人吵架”。民事诉讼十之八九是争夺财产。即便是婚姻问题，底子里十之八九还是为了财产。我父亲有时忘了自己是律师而当起法官来，有时忘了自己是律师而成了当事人。

一次有老友介绍来一个30来岁的人，要求我父亲设法对付他异母庶出的小妹妹，不让她承袭遗产。那妹妹还在中学读书。我记得父亲怒冲冲告诉母亲说:“那么个又高又大的大男人，有脸说出这种话来!”要帮着欺负那个小妹妹也容易，或者可以拒不受理这种案件，可是我父亲硬把那人训了一顿，指出他不能胜诉(其实不是“不能”而是“不该”)，结果父亲主持了他们分家。

有时候我父亲为当事人气愤不平，自己成了当事人，躺在床上还撇不开。他每一张状子都自己动笔，悉心策划，受理的案件一般都能胜诉。如果自己这一方有弱点，就和对方律师劝双方和解，父亲常说，“女太太”最奇怪，打赢了官司或者和解得称心，就好像全是辩护律师的恩惠。父亲认为那不过是按理应得的解决罢了。有许多委任他做辩护律师的当事人，事后就像我家的亲戚朋友一样，经常来往。有两个年轻太太曾一片至诚对我母亲叩头表示感谢，多年后还对我们姊妹像姊妹一样。

有些事不论报酬多高，我父亲决不受理。我记得那时候有个驻某国领事高瑛私贩烟土出国的大案件，那领事的亲信再三上门，父亲推说不受理刑事案。其实那是假话。我祖母的丫头的儿子，酒后自称“革命军总指挥”，法院咬定他是共产党，父亲出尽力还是判了一年徒刑。我记得一次大热天父亲为这事出庭回家，长衫汗湿了中截，里面的夏布短褂子汗湿得滴出水来。父亲已经开始患高血压症，我接过那件沉甸甸的湿衣，心上也同样的沉重。他有时到上海出庭，一次回来说，又揽了一件刑事案。某银行保险库失窃。父亲说，明明是经理监守自盗，却冤枉两个管库的老师傅。那两人叹气说:“我们哪有钱请大律师呢?”父亲自告奋勇为他们义务辩护。我听侦探小说似的听他向我母亲分析案情，觉得真是一篇小说的材料。可惜我到清华上学了，不知事情是怎样了结的。

那时苏州的法院贿赂盛行。有的律师公然索取“运动费”(就是代当事人纳贿的钱)。“两支雪茄”就是200元。“一记耳光”就是500元。如果当事人没钱，可以等打赢了官司大家分肥，这叫作“树上开花”。有个“诗酒糊涂”的法官开庭带着一把小茶壶，壶里是酒。父亲的好友“忙人”也是律师，我记得他们经过仔细商量，合写了一个呈文给当时的司法总长(父亲从前的同学或朋友)。这时，地方法院调来一个新院长。有人说，这人在美国坐过牢。父亲说:“坐牢的也许是政治犯———爱国志士。”可是经调查证实，那人是伪造支票而犯罪的。我记得父亲长叹一声，没话可说，在贪污腐败的势力前面，我父亲始终是个失败者。

他有时伏案不是为当事人写状子。我偶尔听到父亲告诉母亲说:“我今天放了一个‘屁’，或‘一个大臭屁’或‘恶毒毒的大臭屁’。”过一二天，母亲就用大剪子从《申报》或《时报》上剪下这个“屁”。我只看见一个“评”字，上面或许还有一个“时”字吧。父亲很明显地不喜欢我们看，所以我从没敢偷读过。母亲把剪下的纸粘连成长条，卷成一大卷，放在父亲案头的红木大笔筒里。日寇占领苏州以后，我们回家，案上的大笔筒都没有了。那些“评”或许有“老圃”的签名，可是我还无缘到旧报纸上去查看。

五

我父亲凝重有威，我们孩子都怕他，尽管他从不打骂。如果我们乖，父亲只会叫急，喊母亲把淘气的孩子提溜出去训斥。钟书初见我父亲也有点怕，后来他对我说爸爸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我们怕虽怕，却和父亲很亲近。他喜欢饭后孩子围绕着一起吃点甜食，常要母亲买点好吃的东西“放放焰口”。我十一岁的暑假，在上海，看见路上牵着草绳，绳上挂满了纸做的小衣小裤，听人家说“今天是盂兰盆会，放焰口”，我大惊小怪，回家告诉父母，惹得他们都笑了。可是“放焰口”还是我家常用的词儿，不论吃的、用的、玩的，都可以要求爸爸，“放焰口”!

我家孩子多，母亲好像从没有空闲的时候。我们唱的儿歌都是母亲教的，可是她很少时间陪我们玩。我记得自己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在小木碗里剥了一堆瓜子仁，拉住母亲求她“真的吃”———因为往常她只做个姿势假吃，那一次她真吃了，我到今忘不了当时的惊喜和得意，料想她是看了我那一脸的快活而为我吃尽的。我8岁的冬天，有一次晚饭后，外面忽然刮起大风来。母亲说:“啊呀，阿季的新棉裤还没拿出来。”她叫人点上个洋灯，穿过后院到箱子间去开箱子。我在温暖的屋里，背灯站着，几乎要哭，却不懂自己为什么要哭。这也是我忘不了的“别是一番滋味”。

我父亲有个偏见，认为女孩子身体娇弱，不宜用功。据说和他同在美国留学的女学生个个短寿，都是用功过度，伤了身体。他常对我说，他班上某某每门功课100分，“他是个低能!”反正我很少100分，不怕父亲嘲笑。我在高中还不会辨平仄声。父亲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有一天我果然四声部能分辨了，父亲晚上常踱过廊前，敲窗考我某字什么声。我考对了他高兴而笑，考倒了他也高兴而笑。父亲的教育理论是孔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呜”。我对什么书表示兴趣，父亲就把那部书放在我书桌上，有时他得爬梯到书橱高处去拿。假如我长期不读，那部书就不见了———这就等于谴责。父亲为我买的书多半是诗词小说，都是我喜爱的。

对有些事父亲却严厉得很。我16岁，正念高中。那时北伐已经胜利，学生运动很多，常要游行、开群众大会等。一次学生会要各校学生上街宣传———找一条板凳，站上向街上行人演讲。我也被推选去宣传。可是我16岁看来只像14岁，一着急就涨红了脸。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人很会欺负女孩子。如果我站上板凳，他们只准会看猴儿似的拢上来看，甚至还会耍猴儿。我料想不会有人好好儿听。学校里有些古板人家的“小姐”，只要说“家里不赞成”，就能豁免一切开会、游行、当代表等等。我周末回家就向父亲求救，问能不能也说“家里不赞成”。父亲一口拒绝。他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我说:“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呀。”父亲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在你。”可是我的理实在难说，我能说自己的脸皮比别人薄吗?

父亲特向我讲了一个他自己的笑话。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的时候，张勋不知打败了哪位军阀胜利入京。江苏士绅联名登报拥戴欢迎。父亲在欢迎者名单里忽然发现了自己的名字。那是他属下某某擅自干的，以为名字既已见报，我父亲不愿意也只好罢了。可是我父亲怎么也不肯欢迎那位“辫帅”，他说“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立即在报上登上一条大字的启事，申明自己没有欢迎。他对我讲的时候自己失笑，因为深知这番声明太不通世故了。他学着一位朋友的话说:“唉，补塘，声明也可以不必了。”但是父亲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tosayno!你敢吗?”

我苦着脸说:“敢!”敢，可惜不是为了什么伟大的目标，只是一个爱面子的女孩子不肯上街出丑罢了。所以我到校实在说不出一个充分的理由，只坚持“我不赞成，我不去”。这当然成了“岂有此理”。同学向校长告状，校长传我去狠狠训斥了一顿。我还是不肯，没去宣传。被推选的其他3人比我年长些，也老练些。她们才宣传了半天，就有个自称团长的国民党军官大加欣赏，接她们第二天到留园去宣传，实际上是请她们去游园吃饭。校长事后知道了大吃一惊，不许她们再出去宣传。我的“岂有此理”也就变为“很有道理”。

我父亲爱读诗，最爱杜甫诗。他过一时会对我说“我又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可是他不作诗。我记得他有一次悄悄对我说:“你知道吗?谁都作诗!连××(我们父女认为绝不能做诗的某亲戚)都在作诗呢!”父亲钻研的是音韵学，把各时代的韵书一字字推敲。我常取笑说:“爸爸读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书。”抗战时期，我和钟书有时在父亲那边。父亲忽发现钟书读字典，大乐，对我说:“哼哼，阿季，还有个人也在读一个字、一个字的书呢!”其实钟书读的不是一个个的字，而是一串串的字，但父亲得意，我就没有分辩。

有时候父亲教我什么“合口呼”、“撮口呼”，我不感兴趣，父亲说我“喜欢词章之学”，从不强我学他的一套。每晚临睡，他朗声读诗，我常站在他身边，看着他的书旁听。

自从我家迁居苏州，我就在苏州上学，多半时候住校，中间也有二三年走读。我记忆里或心理上，好像经常在父母身边，一回家就像小狗跟主人似的跟着父亲或母亲。我母亲管着全家里里外外的杂事，佣人经常从前院到后园找“太太”，她总有什么事在某处绊住了脚。她难得有闲静静地坐在屋里，做一回针线，然后从搁针线活儿的藤匾里拿出一卷《缀白裘》边看边笑，消遣一会儿。她的卧房和父亲的卧房相连，两只大床中间隔着一个永远小关的小门。她床头有父亲特为她买的大字抄本八十回《石头记》，床角还放着一只台灯。她每晚临睡爱看看《石头记》或《聊斋》等小说，她也看过好些新小说。一次她看了几页绿漪女士的《绿天》，说:“这个人也学着苏梅的调儿。”我说:“她就是苏梅呀。”很佩服母亲怎能从许多女作家里辨别“苏梅的调儿”。

我跟着父亲的时候居多。他除非有客，或出庭辩护，一上午总伏案写稿子，书案上常放着一叠裁得整整齐齐的竹帘纸、完稿纸备用，我常拣他写秃的长锋羊毫去练字。每晨早饭后，我给父亲泡一碗酽酽的盖碗茶。父亲饭后吃水果，我专司剥皮;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干果，我专司剥壳。中午饭后，“放焰口”完毕，我们“小鬼”往往一哄而散，让父亲歇午。一次父亲叫住我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我常陪在旁边看书。冬天只我父亲屋里生个火炉，我们大家用煨炭结子的手炉和脚炉。火炉里过一时就需添煤，我到时轻轻夹上一块。姐姐和弟弟妹妹常佩服我能加煤不出声。

有一次寒假里，父亲歇午，我们在火炉里偷烤一大块年糕。不小心，火夹子掉在炉盘里，年糕掉在火炉里，乒乒乓乓闹得好响。我们闯了祸不顾后果，一溜烟都跑了。过些时偷偷回来张望，父亲没事人似的坐着工作。我们满处找那块年糕不见，却不敢问。因为刚刚饭后，远不到吃点心的时候呢。父亲在忍笑，却虎着脸。年糕原来给扔在纸篓里了。母亲知道了准会怪我们闹了爸爸，可是父亲并没有戳穿我们干的坏事。他有时还帮我们淘气呢。记得有一次也是大冬天，金鱼缸里的水几乎连底冻了。一只只半埋在泥里的金鱼缸旁边都堆积着凿下的冰块。我们就想做冰淇淋，和父亲商量———因为母亲肯定不赞成大冬天做冰淇淋。父亲说:“你们自己会做，就做去。”我家有一只旧式的做冰淇淋的桶，我常插一手帮着做，所以也会，只是没有材料。我们胡乱偷些东西做了半桶，在“旱船”(后园的厅)南廊的太阳里摇了半天。木桶里的冰块总也不化，铁桶里的冰淇淋总也不凝，白赔了许多盐。我们只好向父亲求主意。父亲说有三个办法:一是冰上淋一勺开水;二是到厨房的灶仓里去做，那就瞒不过母亲了;三是到父亲房间里的火炉边摇去。我们采用了第三个办法，居然做成。只是用的材料太差，味道不好。父亲助兴尝了一点点，母亲事后知道也就没说什么。

一次，我们听父亲讲叫化子偷了鸡怎么做“叫化鸡”，我和弟弟妹妹就偷了一个鸡蛋，又在冻冰的咸菜缸里偷些菜叶裹上，涂了泥做成一个“叫化蛋”。这个泥蛋我们不敢在火炉子里烤，又不敢在厨房大灶的火灰里烤，只好在后园冒着冷风，拣些枯枝生个火，把蛋放在火里烧。我们给烟熏出来的眼泪险些冻冰。“叫化蛋”倒是大成功，有腌菜香。可惜一个蛋四人分吃，一口两口就吃光了，吃完才后悔没让父母亲分尝。

我父亲晚年常失眠。我们夏天为他把帐子里的蚊子捉尽。从前有一种捕蚊灯，只要一凑上，蚊子就吸进去烧死了。那时我最小的妹妹杨必已有八九岁，她和我七妹两个是捉蚊子的先锋，我是末后把关的。珠罗纱的蚊帐看不清蚊子在里在外，尤其那种半透明的瘦蚊子。我得目光四扫，把帐子的五面和空中都巡看好几遍，保证帐子里没一只蚊子。

家里孩子逐渐长大，就不觉热闹而渐趋冷清。我大姐在上海启明教书，她是校长姆姆(修女)宠爱的高足，一直留校教法文等课。我三姐最美而身体最弱，结婚较早，在上海居住。我和两个弟弟和七妹挨次只差一岁半，最小的八妹小我11岁。他们好像都比我小得多。我已经不贪玩而贪看书了。父亲一次问我:“阿季，3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我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我说:“一星期都白活了。”父亲笑说:“我也这样。”我觉得自己升做父亲的朋友了。暑假里，乘凉的时候，门房每天给我送进几封信来。父亲一次说:“我年轻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他长吟“敌人笑比中庭树，一日秋风一日疏”，我忽然发现我的父亲老了，虽然常有朋友来往，我觉得他很疲劳，也很寂寞。父亲50岁以后，一次对我说:“阿季，你说一个人有退休的时候吗?———我现在想通了，要退就退，不必等哪年哪月。”我知道父亲自觉体力渐渐不支，他的血压在升高，降压灵之类的药只当一时。父亲又不信中药，血压高了就无法叫它下降。他所谓“退休”，无非减少些工作，加添些娱乐，每日黄昏，和朋友出去买点旧书、古董或小玩意儿。他每次买了好版子的旧书，自己把蜷曲或破残的书角补好，叫我用预备的白丝线双线重订。他爱整齐，双线只许平行，不许交叉，结子也不准外露。父亲的小玩意儿玩腻了就收在一只红木笔盒里，我常去翻弄。我说:“爸爸，这又打入‘冷宫’了?给我吧。”我得的玩意儿最多。小弟弟有点羡慕，就建议“放焰口”，大家就各有所得。

父亲曾花一笔钱买一整套古钱，每一种都有配就的垫子和红木或楠木盒子。一次父亲病了，觉得天旋地转，不能起床，就叫我把古钱一盒盒搬到床上玩弄，一面教我名称。我却爱用自己的外行名字如“铲刀钱”、“裤子钱”之类。我心不在焉，只想怎样能替掉些父亲的心力。

我考大学的时候，清华大学刚收女生，但是不到南方来招生。我就近考入东吴大学。上了一年，大学得分科，老师们认为我有条件读理科。因为我有点像我父亲嘲笑的“低能”，虽然不是每门功课100分，却都平均发展，并无特长。我在融洽而优裕的环境里生长，全不知世事。可是我很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该”学什么。所谓“该”，指最有益于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我知道这个“该”是很夸大的，所以羞于解释。父亲说，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我却不放心。只问自己的喜欢，对吗?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父亲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我半信不信，只怕父亲是纵容我。可是我终究不顾老师的惋惜和劝导，文理科之间选了文科。我上的那个大学没有文学系，较好的是法预科和政治系。我选读法预，打算做我父亲的帮手，借此接触到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积累了经验，可以写小说。我父亲虽说随我自己选择，却竭力反对我学法律。他自己不爱律师这个职业，坚决不要我做帮手，况且我能帮他干什么呢?我想父亲准看透我不配———也不能当女律师(在当时的社会上，女律师还是一件稀罕物儿)。我就改入政治系。我对政治学毫无兴趣，功课敷衍过去，课余只在图书馆胡乱看书，渐渐了解最喜欢的学科并不就是最容易的。我在中学背熟的古文“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还深印在脑里。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无知，老而无成，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汗自笑。不过这也足以证明，一个人没有经验，没有学问，没有天才，也会有要好、向上的心———尽管有志无成。

那时候的社会风尚，把留学看得很重，好比“宝塔尖顶”，不出国留学就是功亏一篑———这种风尚好像现在又恢复了。父亲有时跟我讲，某某亲友自费送孩子出国，全力以赴，供不应求，好比孩子给强徒掳去作了人质，由人勒索，因为做父母的总舍不得孩子在国外穷困。父亲常说，只有咱们中国的文明，才有“清贫”之称。外国人不懂什么“清贫”，穷人就是下等人，就是坏人。要赚外国人的钱，得受尽他们的欺侮。我暗想这又是父亲的偏见，难道只许有钱人出国，父亲自己不就是穷学生吗?也许是他自己的经验或亲眼目睹的情况吧。孩子留学等于做人质的说法，只道出父母竭力供应的苦心罢了。我在大学三年的时候，我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为我请得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据章程，自备路费之外，每年还需二倍于学费的钱，作假期间的费用和日常的零用。但是那位校长告诉我，用不了那么多。我父母说，我如果愿意，可以去。可是我有两个原因不愿去。一是记起“做人质”的话，不忍添我父亲的负担。二是我对留学自有一套看法。我系里的老师个个都是留学生，而且都有学位。我不觉得一个洋学位有什么了不起。我想，如果到美国去读政治学(我得继续本大学的课程)，宁可在本国较好的大学里攻读文学。我告诉父母亲我不想出国读政治，只想考清华研究院攻读文学。后来我考上了，父母亲都很高兴。母亲常取笑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可是我离家一学期，就想家想得厉害，每个寒假暑假都回家。第一个暑假回去，高兴热闹之后，清静下来，父亲和我对坐的时候说:“阿季，爸爸新近闹个笑话。”我一听口气，不像笑话。原来父亲一次出庭忽然说不出话了。全院静静地等着等着，他只是开不出口，只好延期开庭。这不是小小的中风吗?我只觉口角抽搐，像小娃娃将哭未哭的模样，忙用两手捂住眼，也说不出话，只怕一出声会掉下泪来。我只自幸放弃了美国的奖学金，没有出国。

父亲回身搬了许多大字典给我看。印地文的、缅甸文的、印尼文的，父亲大约是要把邻近民族的文字和我国文字———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文字相比较。他说他都能识字了。我说学这些天书顶费脑筋。父亲说一点不费心。其实自己觉得不费心，费了心自己也不知道。母亲就那么说。

我父亲忙的时候，状子多，书记来不及抄，就叫我抄。我得工楷录写，而且不许抄错一个字。我的墨笔字非常恶劣，心上愈紧张，错字愈多，只好想出种种方法来弥补。我不能方方正正贴补一块，只好把纸摘去不整不齐的一星星，背后再贴上不整不齐的一小块，看来好像是状纸的毛病。这当然逃不过我父亲的眼睛，而我的错字往往逃过我自己的眼睛。父亲看了我抄的状子就要冒火发怒，我就急得流泪———这也是先发制人，父亲就不好再责怪我。有一次我索性撒赖不肯抄了。我说:“爸爸要‘火冒’(无锡话‘发怒’)的。”父亲说:“谁叫你抄错?”我说没法儿不错。父亲教我交了卷就躲到后园去。我往往在后园躲了好一会儿回屋，看看父亲脸上还余怒未消。但是他见了我那副做贼心虚的样儿，忍不住就笑了。我才放了心又哭又笑。

父亲那次出庭不能开口之后，就结束了他的律师事务。他说还有一个案件未了，叫我代笔写个状子。他口述了大意，我就写成稿子，父亲的火气已经消尽。我准备他“火冒”，他却一句活没说，只动笔改了几个字，就交给书记抄写。这是我唯一一次做了父亲的帮手。

我父亲当律师，连自己的权益也不会保障。据他告诉我，该得的公费，三分之一是赖掉了。父亲说，也好，那种人将来打官司的事还多着呢，一次赖了我的，下次就不敢上门了。我觉得这是“酸葡萄”论，而且父亲也太低估了“那种人”的老面皮。我有个小学同班，经我大姐介绍，委任我父亲帮她上诉争遗产。她赢了官司，得到一千多亩良田，立即从一个穷学生变为阔小姐，可是她没出一文钱的公费。20年后，抗战期间，我又碰见她。她通过我又请教我父亲一个法律问题。我父亲以君子之心度人，以为她从前年纪小，不懂事，以后觉得惭愧，所以借端又来请教，也许这番该送些谢意了。她果然送了。她把我拉到她家，请我吃一碗五个汤团。我不爱吃，她殷勤相劝，硬逼我吃下两个。那就是她送我父亲的酬劳。

我常奇怪，为什么有人得了我父亲的帮助，感激得向我母亲叩头，终身不忘。为什么有人由我父亲的帮助得了一千多亩好田，20年后居然没忘记她所得的便宜。不顾我父亲老病穷困，还来剥削他的脑力，然后用两个汤团来表达她的谢意。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竟这么大?

我们无锡人称“马大哈”为“哈鼓鼓”，称“化整为零”式的花钱为“摘狗肝”。我父亲笑说自己“哈鼓鼓”(如修建那大而无当的住宅，又如让人赖掉公费等)，又爱“摘狗肝”(如买古钱、古玩、善本书之类)。假如他精明些，贪狠些，至少能减少三分之二的消耗，增添三分之一的收入。但是他只作总结，并无悔改之意。他只管偷工夫钻研自己喜爱的学问。

我家的人口已大为减少。1930年，我的大弟17岁，肺病转脑膜炎去世。我家有两位脾气怪僻的姑太太———我的二姑母和三姑母，她们先后搬入自己的住宅。小弟弟在上海同济上学。我在清华大学研究院肄业。1935年钟书考取英庚款赴英留学，我不等毕业，打算结了婚一同出国，那年我只有一门功课需大考，和老师商量后也用论文代替，我就提早一个月回家。

我立即收拾行李动身，不及写信通知家里。我带回的箱子铺盖都得结票，火车到苏州略过午时，但还要等货车卸下行李，领取后才雇车回去，到家已是3点左右。我把行李撇在门口，如飞地冲入父亲屋里。父亲像在等待。他“哦”了一声，一掀帐子下床说:“可不是来了!”他说，午睡刚合眼，忽觉得我回家了。听听却没有声息，以为在母亲房里呢，跑去一看，阒无一人，想是怕搅扰他午睡，躲到母亲做活儿的房间里去了，跑到那里，只见我母亲一人在做活。父亲说:“阿季呢?”母亲说:“哪来阿季?”父亲说:“她不是回来了吗?”母亲说:“这会子怎会回来。”父亲又回去午睡，左睡右睡睡不着。父亲得意地说:“真有心血来潮这回事。”我笑说:“一下火车，心已经飞回家来了。”父亲说:“曾母啮指，曾子心痛，我现在相信了。”父亲说那是第六觉，有科学根据。

我出国前乘火车从无锡出发，经过苏州，火车停在月台旁，我忽然泪下不能抑制，父亲又该说是第六觉了吧。———感觉到父母正在想我，而我不能跳下火车，跑回家去再见他们一面。有个迷信的说法，那是预兆，因为我从此没能再见到母亲。

六

有一次，我旁观父母亲说笑着互相推让。他们的话不知是怎么引起的，我只听见母亲说:“我死在你头里。”父亲说:“我死在你头里。”我母亲后来想了一想，当仁不让说:“还是让你死在我头里吧，我先死了，你怎么办呢。”当时他们好像两人说定就可以算数的。我在一旁听着也漠然无动，好像那还是很遥远的事。

日寇第一次空袭苏州，一架日机只顾在我们的大厅上空盘旋，大概因为比一般民房高大，怀疑是什么机构的建筑。那时候法币不断跌价，父母亲就把银行存款结成外汇，应弟弟的要求，打发他出国学医。七妹在国专上学，也学国画，她刚在上海结婚。家里只有父母亲和大姐姐小妹妹。她们扶着母亲从前院躲到后园，从后园又躲回前院。小妹妹后来告诉我说:“真奇怪，害怕了会泻肚子。”她们都泻肚子，什么也吃不下。第二天，我父母亲带着大姐姐小妹妹和两个姑母，逃避到香山一个曾委任我父亲为辩护律师的当事人家里去。深秋天，我母亲得了“恶性疟疾”———不同一般疟疾，高烧不退。苏州失陷后，香山那一带准备抗战，我父母借住的房子前面挖了战壕，那宅房子正在炮火线里。邻近人家已逃避一空。母亲病危，奄奄一息，父亲和大姐打算守着病人同归于尽。小妹妹才15岁，父亲叫她跟着两个姑母逃难。可是小妹妹怎么也不肯离开，所以她也留下了。香山失陷的前夕，我母亲去世。父亲事先用几担白米换得一具棺材，第二天，父女3个把母亲入殓，找人在蒙蒙阴雨中把棺材送到借来的坟地上。那边我国军队正在撤退，母亲的棺材在兵队中穿过。当天想尽方法，请人在棺材外边砌一座小屋，厝在坟地上。据大姐讲，我父亲在荒野里失声恸哭，又在棺木上、瓦上、砖上、周围的树木上、地下的砖头石块上———凡是可以写字的地方写满自己的名字。这就算连天兵火中留下的一线连系，免得抛下了母亲找不回来。然后，他不得不舍下40年患难与共的老伴儿，带了两个女儿到别处逃生。

他们东逃西逃，有的地方是强盗土匪的世界，有的已被敌军占领，无处安身，只好冒险又逃回苏州。苏州已是一座死城，街上还有死尸。家里却灯火通明，很热闹。我大姐姐说，看房子的两人(我大弟的奶妈家人)正伙同他们的乡亲“各取所需”呢。主人回来，出于意外，想必不受欢迎。那时家里有存米，可吃白饭。看房子的两人有时白天出去，伺敌军抢劫后，拾些劫余。一次某酱园被劫，他们就提回一桶酱菜，一家人下饭吃。日本兵每日黄昏吹号归队以后，就挨户找“花姑娘”。姐姐和妹妹在乡下的时候已经剃了光头，改成男装。家里还有一个跟着逃难的女佣。每人往往是吃晚饭的时候，日本兵就接二连二的来打门。父亲会日语，单独到门口应付。姐姐和妹妹就躲入柴堆，连饭碗筷一起藏起来。那女佣也一起躲藏。她愈害怕呼吸愈重，声如打鼾。大姐说，假如敌人进屋，准把她们从柴堆里拉出来。那时苏州成立了维持会，原为我父亲抄写状子的一个书记在里面谋得了小小的差使。父亲由他设法，传递了一个消息给上海的三姐。三姐和姐夫由一位企业界知名人士的帮助，把父亲和大姐姐小妹妹接到上海，三人由苏州逃出，只有随身的破衣服和一个小小的手中包。

1938年10月，我回国到上海，父亲的长须已经剃去，大姐姐小妹妹也已经回复旧时的装束。我回国后父亲开始戒掉安眠药，神色渐渐清朗，不久便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一门《诗经》，聊当消遣。不过他挂心的是母亲的棺材还未安葬。他拿定厝棺的地方只他一人记得，别人谁也找不到。那时候乡间很不安宁，有一种盗匪专掳人勒赎，称为“接财神”。父亲买得灵岩山“绣谷公墓”的一块墓地，便到香山去找我母亲的棺材。有一位曾对我母亲磕头的当事人特到上海来接我父亲到苏州，然后由她家人陪我父亲挤上公共汽车下乡。父亲摘掉眼镜，穿上一件破棉袍，戴上一顶破毡帽。事后听陪去的人笑说，化装得一点不像，一望而知是知识分子，而且像个知识分子。父亲完成了任务，平安回来。母亲的棺材已送到公墓的礼堂去上漆了。

1939年秋，我弟弟回国。父亲带了我们姐妹和弟弟同回苏州。我二姑母买的住宅贴近我家后园，有小门可通。我们到苏州，因火车误点，天已经很晚。我们免得二姑母为我们备晚饭，路过一家菜馆，想进去吃点东西，可是已过营业时间。店家却认识我们，说我家以前请客办酒席都是他们店里承应的，殷勤招待我们上楼。我们虽然是老主顾，却从未亲身上过那家馆子。我们胡乱各吃一碗面条，不胜今昔之感。

我们在二姑母家过了一宵，天微亮，就由她家小门到我家后园。后园已经完全改了样。钟书那时在昆明。他在昆明曾寄我《昆明舍馆》七绝四首。第三首:“苦爱君家好苍坊，无多岁月已沧桑，绿槐恰在朱栏外，想发浓荫覆旧房。”他当时还没见到我们劫后的家。

我家房子刚修建完毕，母亲应我的要求，在大杏树下建起一个很高的秋千架，悬着两个秋千。旁边还有个荡木架，可是荡木用的木材太顸，下圆上平，铁箍铁链又太笨重，只可充小孩子的荡船用。我常常坐在荡木上看书，或躺在木上，仰看“天澹云闲”。春天，闭上眼只听见四周蜜蜂嗡嗡，睁眼能看到花草间蝴蝶乱飞。杏子熟了，接下等着吃樱桃、枇杷、桃子、石榴等。橙子黄了，橘子正绿。钟书吃过我母亲做的橙皮果酱，我还叫他等着吃熟透的脱核杏儿，等着吃树上现摘的桃儿。可是想不到父亲添种的20棵桃树全都没了。因为那片地曾选作邻近人家共用的防空洞，平了地却未及挖坑。秋千、荡木连架子都不知去向。玉兰、紫薇、海棠等花树多年未经修剪，都变得不成模样。篱边的玫瑰、蔷薇都干死了。紫藤架也歪斜了，山石旁边的芭蕉也不见了。记得有一年，3棵大芭蕉各开一朵“甘露花”。据说吃了“甘露”可以长寿。我们几个孩子每天清早爬上“香梯”(有架子能独立的梯)去搞那一叶含有“甘露”的花瓣，“献”给母亲进补———因为母亲肯“应酬”我们，父亲却不屑吃那一滴甜汁。我家原有许多好品种的金鱼。幸亏已及早送人了，干涸的金鱼缸里都是落叶和尘土。我父亲得意的一丛方竹已经枯瘁，一部分已变成圆竹。反正绿树已失却绿意，朱栏也无复朱颜。“旱船”廊下的琴桌和细瓷鼓凳一无遗留，里面的摆设也全都没有了。我们从荒芜的后园穿过月洞门，穿过梧桐树大院，转入内室。每间屋里，满地都是凌乱的衣物，深可没膝。所有的抽屉都抽出原位，颠横倒竖，半埋在什物下。我把母亲房里的抽屉一一归纳原处，地下还拣出许多零星东西，小钥匙、小宝石、小象牙梳子之类。母亲整理的一小网篮古瓷器，因为放在旧网篮里，居然平平安安躲在母亲床下。堆箱子的楼上，一大箱古钱居然也平平安安躲在箱子堆里，因为箱子是旧网的，也没上锁，打开只看见一只只半旧的木盒。凡是上锁的箱子都由背后划开，里面全是空的。我们各处看了一遍，大件的家具还在，陈设一无留存。书房里的善本书丢了一部分，普通书多半还在。天黑之后，全宅漆黑，据说电线年久失修，供电局已切断电源。

父亲看了这个劫后的家，舒了一口气说，幸亏母亲不在了，她只怕还想不开，看到这个破败的家不免伤心呢。我们在公墓的礼堂上，看到的只是漆得乌光锃亮的棺材。我们姐妹只能隔着棺木抚摸，各用小手绢把棺上每一点灰尘都拂拭干净。想不到棺材放入水泥槽，倒下一筐筐的石灰，棺材全埋在石灰里，随后就用水泥封上。父亲对我说，水泥最好。因为打破了没有用处，别看石板结实，如逢乱世，会给人撬走。这句话，父亲大概没和别人讲。胜利前夕我父亲突然在苏州中风去世，我们夫妇、我弟弟和小妹妹事后才从上海赶回苏州，葬事都是我大妹夫经管的。父亲的棺材放入母亲墓旁同样的水泥槽里，而上面盖的却是两块大石板。临时决定不能改用水泥。我没说什么，只深深内疚，没有及早把父亲的话告诉别人。我也一再想到父母的戏言:“我死在你头里。”父亲周密地安葬了我母亲，我们儿女却是漫不经心。多谢红卫兵已经把墓碑都砸了。但愿我的父母隐藏在灵岩山谷里早日化土，从此和山岩树木一起，安静地随着地球运转。

七

自从我回国，父亲就租下两间房，和大姐姐小妹妹同住。我有时住钱家，有时住父亲那边。钟书探亲回上海，也曾住在我父亲那边。三姐姐和七妹妹经常回娘家。父亲高兴地说:“现在反倒挤在一处了!”不像在苏州一家人分散几处。我在钱家住的时候，也几乎每天到父亲那里去转一下。我们不论有多少劳瘁辛苦，一回家都会从说笑中消散。抗战末期，日子更艰苦了。钟书兼做补习老师，得了什么好吃的，总先往父亲那儿送，因为他的父母都不在上海了。父亲常得意说，“爱妻敬丈人”。有时我们姊妹回家，向父亲诉苦:“爸爸，肚子饿。”因为虽然塞满了仍觉得空虚。父亲就带了我们到邻近的锦江饭店去吃点心。其实我们可以请父亲吃，不用父亲再“放焰口”。不过他带了我们出去，自己心上高兴，我们心理上也能饱上好多天。抗战胜利前夕父亲特回苏州去卖掉了普通版的旧书，把书款向我们“放焰口”———那是最末一遭的“放焰口”。

父亲在上海的朋友渐渐减少。他一次到公园散步回家说，谣传杨某(父亲自指)眼睛瞎掉了。我吃惊问怎会有这种谣言。原来父亲碰到一个新做了汉奸的熟人，没招呼他，那人生气，骂我父亲眼里无人。有一次我问父亲，某人为什么好久不来。父亲说他“没脸来了”，因为他也“下海”了。可是抗战的那几年，我父亲心情还是很愉快的，因为愈是在艰苦中，愈见到自己孩子对他的心意。他身边还有许多疼爱的孙儿女———父亲不许称“外孙”或“外孙女”，他说，没什么“内孙”“外孙”，他也不爱“外公”之称。我的女儿是父亲偏宠的孙女之一，父亲教她称自己为“公”而不许称“外公”，缺憾是母亲不在，而这又是唯一的安慰，母亲可以不用再操心或劳累。有时碰到些事，父亲不在意，母亲料想不会高兴，父亲就说，幸亏母亲不在了。

我们安葬了母亲之后，有同乡借住我家的房子。我们不收租，他们自己修葺房子，并接通电线。那位乡绅有好几房姨太太，上辈还有老姨太，恰好把我们的房子住满。我父亲曾带了大姐和我到苏州故居去办手续。晚上，房客招待我们在他卧房里闲谈。那间房子以前是我的卧房。他的床恰恰设在我原先的床位上。电灯也在原处。吃饭间里，我母亲设计制造的方桌、圆桌都在———桌子中间有个可开可合的圆孔，下面可以放煤油炉，汤锅炖在炉上，和桌上的碗碟一般高低，不突出碍手。我们的菜橱也还在原处。我们却从主人变成了客人，恍然如在梦中。

这家搬走后，家里进驻了军队，耗掉了不知多少度的电，我们家还不起，电源又切断了。胜利前夕，上海有遭到“地毯轰炸”的危险，小妹妹还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上学，父亲把她托给我，他自己带着大姐和三姐的全家到苏州小住。自从钟书沦陷在上海，父亲把他在震旦教课的钟点让了给钟书，自己就专心著书。他曾高兴地对我说:“我书题都想定了，就叫《诗骚体韵》。阿季，传给你!”他回苏州是带了所需的书走的。

父亲去世后，我最末一次到苏州旧宅。大厅上全堂红木家具都已不知去向。空荡荡的大厅上，停着我父亲的棺材。前面搭着个白布幔，挂着父亲的遗容，幔前有一张小破桌子。我像往常那样到厨下去泡一碗酽酽的盖碗茶，放在桌上，自己坐在门槛上傻哭，我们姐妹弟弟一个个凄凄惶惶地跑来，都只有门槛可坐。

开吊前，搭丧棚的人来缠结白布。大厅的柱子很顸，远不止一抱。缠结白布的人得从高梯上爬下，把白布绕过柱子，再爬上梯去。这使我想起我结婚时缠结红绿彩绸也那么麻烦，联想起三姐结婚时的盛况，联想起新屋落成、装修完毕那天，全厅油漆一新，陈设得很漂亮。厅上悬着三盏百支光的扁圆大灯，父亲高兴，叫把全宅前前后后大大小小的灯都开亮。苏州供电有限，全宅亮了灯，所有的灯光立即减暗了。母亲说，快别害了人家;忙关掉一部分。我现在回想，盛衰的交替，也就是那么一刹那间，我算是亲眼看见了。

我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姐妹曾在霞飞路(现淮海路)一家珠宝店的橱窗里看见父亲书案上的一个竹根雕成的陈抟老祖像。那是工艺品，面貌特殊，父亲常用“棕老虎”(棕制圆形硬刷)给陈抟刷头皮。我们都看熟了，决不会看错。有一次，在这条路上另一家珠宝店里看到另一件父亲的玩物，隔着橱窗里陈设的珠钻看不真切，很有“是耶非耶”之感。我们忍不住在一家家珠宝店的橱窗里寻找那些玩物的伴侣，可是找到了又怎样呢?我们家许多大铜佛给大弟奶妈家当金佛偷走，结果奶妈给强盗拷打火烫，以致病死，偷去的东西大多给抢掉，应了俗语所谓“汤里来，水里去”。父亲留着一箱古钱，准备充小妹妹留学的费用。可是她并没有留学，日寇和家贼劫余的古瓷、古钱和善本书籍，经过红卫兵的“抄”，一概散失，不留痕迹。财物的聚散，我也亲眼见到了。

我父亲根本没有积累家产的观念，身外之物，人得人失，也不值得挂念。我只伤心父亲答应传给我的《诗骚体韵》遍寻无着，找到的只是些撕成小块的旧稿。我一遍比一遍找得仔细，咽下大量拌足尘土的眼泪，只找出旧日记一捆。我想从最新的日记本上找些线索，只见父亲还在上海的时候，记着“阿×来，馈××”。我以为他从不知道我们送了什么东西去，因为我们只悄悄地给父亲装在瓶儿罐儿里，从来不说。我惊诧地坐在乱书乱纸堆里，发了好一会儿呆。我常希望梦见父亲，可是我只梦见自己蹲在他的床头柜旁，拣看里面的瓶儿罐儿。我知道什么是他爱吃而不吃的，什么是不爱吃而不吃的。我又一次梦见的是我末一次送他回苏州，车站上跟在背后走，看着他长袍的一角在掀动。父亲的脸和那部《诗骚体韵》的稿子，同样消失无踪了。

我父亲在上海经常晤面的一位老友有挽词五首和附识一篇，我附在后面，因为读了他的“附识”，可约略知道《诗骚体韵》的内容。

读他的挽词，似乎惋惜我父亲的子女不肖，不能继续父学;他读了我的回信，更会叹恨我们子女无知，把父亲的遗稿都丢失了。“附识”中提到的《释面》、《释笑》等类小文一定还有，可是我连题目都不知道。父亲不但自己不提，而且显然不要我看，我也从未违反他没有明说的意思。《诗骚体韵》书，父亲准是自己不满意而毁了，因为我记得他曾说过，他还想读什么什么书而不可得。假如他的著作已经誊清，他一定会写信告诉我。毁掉稿子当是在去世前不久，他给我的信上一字未提起他的书，我两个姐姐都一无所知。父亲毁掉自己的著作，罪过还在我们子女。一个人精力有限，为子女的成长教育消耗太多，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来。

我读了《堂吉诃德》，总觉得最伤心的是他临终清醒以后的话:“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善人吉哈诺。”我曾代替父亲说:“我不是堂吉河德，我只是《诗骚体韵》的作者。”我如今只能替我父亲说:“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你们的爸爸。”

我有时梦想中对父亲说:“爸爸，假如你和我同样年龄，《诗骚体韵》准可以写成出版。”但是我能看到父亲虎着脸说:“我只求出版自己几部著作吗?”

像我父亲那样的知识分子虽然不很普遍，却也并不少。所以我试图尽我的理解，写下有关我父亲的这一份资料。

(撰稿人:杨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