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观的变化

一、中国观的变化

对日本来说，在诸多国家中，中国有着重要的存在意义。第一，地理上是近邻。从东京到北京，乘飞机只需三个多小时，北京和上海的街道情景和行人的表情与日本无甚大差异。而且，中国是不可忽略的大国，其国土辽阔，相当整个欧洲(扣除意大利半岛)，大约13亿人口，世界人口中，五个人里有一个中国人。第二，文化上有密切联系。自古以来，日本属于中国文化圈，日本文字基本是从中国传来的，有着难以估计的深刻影响。近年，中国在产业、技术、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中，呈现出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景象。第三，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现在日、中两国处于密切的关系中。中国加入了WTO，2008年举行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成为日本的重要战略合作国家。

但是，日本曾侵略过这个国家。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算起，15年间，侵略不断。从1939年7月7日日本以卢沟桥事变为借口向中国全面进攻算起，中国称之为“八年抗战”。而近年日本逐渐形成一个说法，就是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的“日中15年战争”。我比较赞成这个说法。日本通过“九一八事变”向中国东北发起进攻，并在这里建立垄断的殖民地，接着发起卢沟桥事变，进一步引起国际性摩擦，直至酿成所谓的“大东亚战争”。因而，对于日本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轴心在与中国的战争，“日中15年战争”的说法是再明白不过了。

日本近代化进程与侵略中国是分不开的。在这个进程中，日本对战争不作充分的批判，因为日本有亚洲主义和“兴亚”思想的问题。就此略谈自己的观点。

落后欧美各国向近代化迈进的日本，借用福泽谕吉的话来说，即采取“脱亚入欧”的路线。与其说“脱亚”，倒不如说形成了一种心理，而另一方面日本受到欧美先进国家的压力，希望亚洲各民族团结一致，抗衡这种压力，又酿成了“亲亚”、“兴亚”的心理。近代化的基本思想是建立在一边“脱亚”，一边提出对抗欧美的“兴亚”关系上。“脱亚”心理和“兴亚”心理看起来是两个极端、截然不同，可无论是时代潮流，还是个人精神方面，两者微妙地交织在一起，难以分隔。

甲午战争之后(1894年)，日本向中国侵犯并发展为战争，直到“二战”结束(1945年)。其间，日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侮蔑意识在民众中扩展。具有象征性的例子可以说是无视宣战手续。自甲午战争后，没有事实证明日本作为国家正式向中国宣过战。事实上战事都发生在中国本土，无论是杀害许多中国人的“日俄战争”，还是“九一八事变”、“中日战争”，日本都没有正式向中国发出过宣战书。这说明日本不承认中国为国家，将战争解释为“解放”，一直发展到所谓实现“解放东亚”的“大东亚战争”。于是，侮蔑和侵略被“兴亚”心理所笼罩，并合理化。

在这种状态下，虽然战争时期高喊与中国“亲善”，但自清末以来却不顾中国为近代文化建设而奋斗的现实，也不作这方面的研究。例如，在优等教育中，外语只限于英语、法语、德语等欧洲各国的语言，在战争时期，中文在学校的教育中就没有被列出过，唯早稻田大学例外。在大隈重信的主导下，早稻田大学很早就设置了中文和中国研究的科目。有关其历史和实际情况，见本书各章所述。

然而，在日本整体的学术、教育的动态中，并没有形成广泛的趋势。我认为从中汲取宝贵的传统经验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工作。战争结束时，过去“兴亚”的心理受挫，国民对中国的关心一下子低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以及亚洲发生新转机的重大事件，本应给日本人的中国观带来变化，可当时在美国的占领政策下，大陆的信息得不到传递。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变化是在至后的二三年，尤其在文化、学术交流方面显得姗姗来迟。早稻田大学为中日文化、学术方面的交流开了先例，带来了变化。担任其主角的是早稻田大学的校长大浜信泉先生。1955年12月1日，以郭沫若先生为团长的15人访日学术代表团来到日本。这是由日本学术会议邀请，新中国成立后首次访日的正式学术代表团。可是，当时文部省指示各国立大学不能给予接待。大浜校长却将代表团请到了早稻田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