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亚经济研究所的设立的分析

兴亚经济研究所的设立

我们可以通过《早稻田大学百年史》(早稻田大学出版)的第三卷第七节《战争与和平》的详细记载，了解战争时期的早稻田大学。尤其是第八章的《日中战争的应对》、第九章的《附属研究所的设置》、第十一章的《太平洋战争中的学苑》和第十二章的《学苑的苦难》与本章节有直接的关系。第八章的内容充分反映了战时的私立学校早稻田所处的地位。“由于日中战争爆发，学苑作为培养国民的场所，支撑战争的完成，学校的经营方针在课程内容、学生的日常生活等方面，仔细地接受政府的指导监督，不得不调整对战时国策的合作体制。事实上，后来学苑在政府有力的教育行政管理下不得已出现了对国策合作的明显倾斜现象，可在战时举国一致的体制下，不只是处于暂时被动的合作，而率先支持政府的文教政策，并成为其他大学的模范，采取了积极的对应措施。在此意义上，这个时期是学苑百年历史中最充满苦恼、最为痛恨的时期。同时，意味着私立学校要继续面对必须更加发挥积极性的局面。”［41］

以上文字写得详细，深中肯綮。私立学校面对时局率先垂范是出于政府和军部的压力，而且还直接牵涉经费问题，利用时局之便是不得已为之的苦涩。特别是1943年学生出征之后，学费收入骤减，经营惨淡艰辛。第一章第三项中涉及专职教员大量革职的问题，具体措施是否得当，暂且不论，作为生存“策略”可以说是不可为而为之。

为适应时局出现了两大事情。一是1940年(昭和15年)成立了学生训练部，赋予全体学生进行一定时间的集训，二是设立了兴亚经济研究所。这里主要讲一下兴亚经济研究所。

此前有一个试行的过程。1938年(昭和13年)4月，开设了一个称之为特设东亚专业学科的夜间讲座。“面对即将到来的日、满、支三者共荣的新形势，培育青年学生致力于东亚文化的开发”［42］，讲座的对象是在校学生、毕业生和东亚留学生。该讲座仅开了第一期，估计听讲的人数不多，于当年的12月结束。听说东亚的留学生一个也没有参加。同年10月，商学部的校舍里开设了东亚经济资料室，目的是“使广大学生认识到经济形势的现状，提供研究的资料”。老校友市吉崇浩受田中穗积校长的邀请，当了东亚专业学科的主任［43］，讲授“支那经济状况”，目的是收集“有关各类企业状况的统计、记录、研究资料或调查报告”等“活信息”。在这个基础上，利用“东亚经济资料室”的设施，于1940年(昭和15年)9月商学部成立了兴亚经济研究所，校长田中穗积为顾问，商学部教授北泽新次郎任理事长。不久综合了政治经济学部、法学部的教授的资源，成为全校的组织，当年11月1日举行了研究所成立仪式。创办后还做了相应的准备工作，翌年5月宣布了全校整合的一些组织。基本网罗了当时有实力的教授(不见在职的青柳笃恒的名字):有顾问田中穗积(校长、商学)、盐泽昌贞(商学)，理事长北泽新次郎(商学)，常任理事小林新(商学)，理事寺尾元彦(法学)、北泽新次郎(商学)、小林行昌(商学)、中野登美雄(政治学)、久保田明光(政治学)、岛田孝一(商学)、小林新(商学)、内田繁雄(政治学)、大浜信泉(法学)、上坂西藏(商学)、末高信(商学)、时子山常三郎(政治学)、中村佐一(政治学)、中村宗雄(法学)、长谷川安兵卫(商学)。这些理事被分到政治关系研究部、经济关系研究部、商业关系研究部、法律关系研究部、编辑部、图书资料室等六个部门负责。

兴亚经济研究所出版了《兴亚政治经济研究》四册(千仓书房)、《兴亚经济研究所纪要》一册(早大出版社)。遗憾的是《北支那的配给机构的研究》、《东亚共同体的政治学之考察》、《旧法币的货币性质》等有实力教授的论文无一经得起批评。理事长北泽新次郎战后说过:曾考虑成立“像满铁调查部那样的研究机构”［44］。该研究所既不如满铁调查部，也没有对“国策”的实行起到太大作用。让北泽新次郎做了第一任理事长这一点，大学方面是有过慎重考虑的。北泽被大家认为是进步教授，或许出于政治意图，当时的发言明显适合时局。另一方面，《兴亚政治经济研究》第三辑《卷头语》中写道:“回顾起来，在过去的支那研究中，真正有科学分析的力作，大凡出自欧美的大学教授和中华民国的年轻人之手。这在新亚洲领导的日本眼里看来，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必须立刻改变这种现状，通过日本人的手，不断发表各种研究成果，远远超过他们。不得不让人痛感这是一个何等迫在眉睫的任务。在这种时候，日本要在文化上能真正、完全地领导新中华民国的民众。”这个“中华民国”是指的汪兆铭政权，只是一个委婉的表达。事实上，也许北泽正确地把握了形势。

1941年初(昭和16年)，法学部设立了“东亚法制研究所”，从事“满洲国”的法制研究。在这前一年，政治经济学部成立了“世界政治研究所”。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战争期间存在学部“割据”的现象。1944年(昭和19年)7月，这三个研究所受到整合，直接承袭了“兴亚经济研究所”的框架，成立了“早稻田大学兴亚人文科学研究所”。战败后，去掉“兴亚”二字，成为“人文科学研究所”，不久又改为“社会科学研究所”，最后改为“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