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期间的汉语教育的分析介绍

战争期间的汉语教育

在成立兴亚经济研究所的问题上，理事长北泽新次郎写出了“在过去的支那研究中，真正有科学分析的力作，大凡出自欧美的大学教授和中华民国的年轻人之手”的思考。可以说击中了要害。只要去协助侵略中国的“国策”，就不可能有“科学性”的研究，因为只有站在批判的立场上，研究才能成立。仅从“调查”的角度看，因为都是满铁调查部以及国策机关所收集的资料，不可能落入民间的他人之手。大学方面对现实中国的研究和调查可以说是很不够的。从社会科学领域来说，其背景与辛亥革命后的早稻田大学的学者们激烈论争的时代相比，已大相径庭。

虽然社会科学方面已经如此，但是人文科学方面有一个很例外的活跃人物，就是上述的早稻田第二高等学院教授实藤惠秀。当时的《早稻田学报》上每一期都登有他有关协助“国策”言辞的文章。1939年(昭和14年)11月发刊的《早稻田学报》上登载了一篇题为《今后的支那研究和文化工作》的文章，而实藤惠秀的这篇文章与其他文章截然不同。实藤惠秀说:“日本连综合研究支那的资料都没有。古代的方面虽有不少，而同样重要的近代资料却格外的缺乏。”“在古代支那的研究方面有了很好的成果”，可“现代支那”的研究也同样的重要。必须关注五四运动以来的知识阶级的“民族意识、爱国意识的产生和变化”。“我(从去支那的日本人那里)听到这样的议论:知识阶级爱讲道理，所以不予理睬，需要唤起支那的多数农民作为我们的伙伴。我认为这是忽视近二十年历史的近视眼的思考。”议论的焦点是以这种观点“去完成对支那的科学性研究”。顾虑到当时内务省的检查，文章中不乏有时局的描述，但整体上对“国策”毫无妥协，是适用于当今形势的文章。

实藤惠秀从这个立场出发，写了《中国人日本留学生史稿》(日华学会，1937年)，以此为发端，出版了《日本文化对支那的影响》(萤雪书院，1939年)等其他很多的研究专著、翻译、评论集。他此前教授“汉语”，尤其是自中国回国后，将授课的重点转移到汉语方面，给早稻田的汉语教育带来了一大革新。

上述文字是我结束在北京的海外研究生活之后不久写就的。

早稻田拥有先于其他大学在明治时代就开设汉语课程的辉煌历史。但是，选修的学生人数很少，我入第一高等学院的时期(昭和9年，1934年)处在最低潮。政治经济学的班级里，包括我才3名学生，商学部的班级里12名，其他学部为零。450名学生中，选修汉语的学生共计15名，教师合并授课。政治经济学部开设了汉语特殊研究的讲座，由青柳笃恒担任主讲，商学部将汉语设为第二外语，可无人讲课，由青柳笃恒和渡俊治去授课。其他学部一概没有开设汉语。后来，选修汉语的人逐年增多，1938年(昭和13年)进一步增加，第二高等学院编了两个班，一直到战争结束都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唯有政治经济学部是正式挂在学部的，后来商学部也实现了正规化，1938年(昭和13年)，台湾出身的吴主惠从第二高等学院转到商学部做了副教授。在法学部和文学部想学习汉语都找不到接收的地方。

战争期间，汉语学习者急剧增加，无疑反映了日本人明治以来的中国观。这个时期，各地的专科学校、大学预科或中学增加了汉语学习的设施。然而，非但不能端正学生们的中国观，而且利用时局形势，从内容和水平看，可谓相当不正规的教育横行于社会。恰好这个时期，早稻田高等学院积累了多年的经验发挥了它的特长，新的汉语教育获得了成果。战争期间，早稻田将鲁迅、郭沫若、巴金等人的作品作为教材使用。现在看来，很少有学校敢上这种挨批判的正式课程。战争后期，我们在动员劳动的工厂里都没有中断这些课程［45］。

如第一章第三部分所述，长期担任汉语教育的是政治经济学部的青柳笃恒教授和第一高等学院的渡俊治教授。两人都在第一、第二高等学院、商学部、高等师范部等地方讲授过汉语。两位学者有着深厚的古典修养，但是汉语方面承袭了明治以来善邻书院所给予的旧式教育方法。当时中国正提倡民族主义，在这个背景下开展了“国语运动”，国民政府制定的注音符号传到日本。1867年，英国的妥玛斯·威德出版了问答体的课本《语言自迩集》，采用了威妥玛-罗马字标音法。与之相比，注音符号更适合了解汉语的音韵体系。然而，青柳笃恒和渡俊治坚决不使用注音符号，固守老式的威妥玛-罗马字标音法。

当然，以实藤惠秀为首的汉语教育新尝试是从使用注音符号开始的。使用注音符号是对1930年中国发生的“知识阶级”的新动向的一种理解，也是对从一定空间来观察战争破坏这个成就的现实的理解。所以，不使用威妥玛-罗马字标音法，不仅对老先生们教学方式，而且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正面的冲突。这在当时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直属第二高等学院的实藤惠秀、吴主惠、阵内宜男，郭明昆等一直使用注音符号，一边向老先生们妥协，一边去改变过去早稻田汉语教育的面貌。

在《中国研究与汉语》的章节中已经说过，京都帝国大学的学院式汉学中出现了新的动向，仓石武四郎教授(战后转为东京大学教授)四处呼吁汉语教育改革的需要［46］。旧制的官立高等学校(分文科和理科)主张除英文(称之文甲·理甲)、德文(称之文乙·理乙)、法文(称之文丙)外，设置汉语文科(试称文丁)，仓石武四郎策划出版了旧制高等学校三年的教材。不用说从注音符号到五四运动以来的近代文学作品，还考虑到编写现代汉语教材便于古汉文的学习，同时编写了有文化品位的会话书，由弘文堂书房出版发行。眼睛只盯着学院式教育的仓石武四郎，感叹他那精心的策划没能在“官立”的学校里得以实施。其实，在他不知道的地方，全面地实现了仓石的模式。私立大学早稻田的第一、第二高等学院就完全采用了这种方式。

当时，有一位台湾出生的郭明昆，他配合实藤惠秀的工作，也非常活跃。台湾当时是日本的殖民地，因而他加入了日本籍。1905年(明治38年)他生于台南，1925年(大正14年)进入早稻田第二高等学院，1931年(昭和6年)毕业于文学部哲学学科社会哲学专业，在台南第二中学做了两年教员，后回到研究生院，师从津田左右吉，撰写了《礼仪丧服考》的论文。1934年(昭和9年)，他作为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留学生去了北京。留学期间，访华的田中穂积校长会见胡适时，他做翻译。从此被校方发现，1936年(昭和11年)一回国就当了第二高等学院的专职讲师，教授汉语。他常坚持中华民族自尊，即使在战争期间，他照旧穿着中国民族服装，飘舞着长衫在校园中行走。1943年(昭和18年)2月，夫人突然去世，4月他作为台湾出生的教师第一个当了高等学院的教授。11月，他打算将夫人的遗骨及子女送回台湾，然后只身返回东京，结果船在海上遭美国潜水艇的攻击，殁于西南海域，一家人丧身大海。据说书籍在其他船上，安然运到了日本［47］。

郭明昆成果颇丰，汉语方面有出色的《华语的形态观念》［48］。他在论文中列举一本书、一条狗等，用陪伴词(或数词)的解释，说明汉语有特有的形态观念，深入推进论点，触及中国“科学的不发达”的本质。弄清陪伴词的“形态观念”，说明他有锐利的观察。虽然该论文是一篇不朽之作，可现在看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形态观念”里有中国人思维的潜在合理性。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他努力去发现被沦为殖民地的民族弱点的身影，我同样能感到他出生在殖民地台湾的卓越的才智，还有一点不容否定的是他受到恩师津田左右吉“科学主义”浓厚色彩的影响。

津田左右吉^[5]出身早稻田，如前面第一章第一段所说，他拜白鸟库吉为恩师，开始了东方学者的生涯。最初就职于早稻田的清国留学生部，后来做了文学部教授，在日本古代史、思想史、中国古代思想史领域建立了很大的研究业绩，尤其对儒教和孔子的思想有颇深的研究(但是，《儒教和孔子的思想》在战后1946年才由岩波书店出版)。还有《支那思想与日本》(岩波书店，1938年)是当时广泛受到知识层青睐的新书，被看做名著。这也说明津田左右吉作为早稻田的代表人物，在古代中国的研究领域有着巨大的存在意义。

津田左右吉受邀请承担1939年度(昭和14年)的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东方思想史的讲座，以“先秦政治思想史”为题，做了六次特别讲座。为此被视为“不敬”的“大逆不道的思想”，成了右翼瞄准的靶子，发生了所谓的“津田事件”。右翼攻击《支那思想与日本》的内容违反了“东亚新秩序”的精神。结果，翌年1月，津田左右吉不得不辞去早稻田大学的职务。然而，事件并没为此而停息，日本政府以违反出版法为由，要起诉津田左右吉，审判工作一直拖到日本临近战败。1941年(昭和16年)3月进行审判。文学部副教授、第一高等学院教授、日本史学者京口元吉因“自由主义的嫌疑”，被驱逐出早稻田［49］。

津田左右吉在《支那思想与日本》中批判了战时的汉语热潮，这样写道:“有人将支那的现代语作为普通教育的课程，可以说是荒谬的。因为学习现代支那语对于日本人来说，无助于修养。要求掌握关于支那的特殊知识和研究它的特殊学问，只有到支那去，与支那人亲密接触才能做到。虽然这个方法有必要，但是有特殊的机构能学习到这种知识就够了。就接触支那人来说，如果我们知道日本人和日本文化有着真正的影响力，支那人能通过它受益，那么支那人应该学习日本语。”

从当时汉语教育的实情看，这种说法有其妥当的一面，并非不理解作者抗拒“东洋主义”潮流横行的心情。因此这本书广泛受到知识层的欢迎。津田左右吉是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但我们可以从这个文章中读到他对于现实中国，尤其是1930年的中国怀有一种不理解和难以自拔的蔑视。另外一点是没想到这个文章在中国古代社会与现实社会的研究上表现出明显的断层。因为我从郭明昆的论点中看到他恩师津田左右吉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