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孙文的“书简”的分析介绍

一、关于孙文的“书简”

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收藏着两件与近代中国有关系的珍贵文献，即《鸿迹帖》和孙文“书简”。

早稻田大学自1905年(明治38年)设立了“清国留学生部”，历时5年。因为早稻田大学当初就反对对中国留学生进行“速成教育”的世风，实施正规教育，所以使早稻田大学迄今在中国有很高的声誉。其清国留学生部让每期毕业生写诗文、书画留作纪念，并将这些留学生的诗文、书画连同当时访问早稻田的清朝来宾的签名装订成册。这便是七册《鸿迹帖》的由来。

实藤惠秀先生将《鸿迹帖》作为资料之一，研究中国人日本留学史，出了很多成果，继实藤先生的开拓性研究之后，也有一些研究成果问世。唯有《鸿迹帖》中记载着名字的人物与其后的经历的跟踪调查工作至今尚缺，有待今后研究完成。

孙文“书简”却与《鸿迹帖》不同，几乎完全未用于研究。1914年5月(大正3年5月)，孙文(号中山)写给大隈重信的书简手迹，是历史上的珍贵资料，被裱装后珍藏保管。由于是秘藏珍品，自然在中国出版的《孙中山全集》等出版物中不见，故也就没有研究。

每当中国的重要人物来访，大学方面必定展示这些文献。几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刘大年先生来访时，给刘先生看过“书简”。因为刘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我的“老朋友”，他说“这是珍贵的资料”，并希望能复印一份，我当时是在职教授，便向刘先生赠送了影印件。1999年，刘先生谢世了，生前未闻利用过这一资料。据悉，1998年11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大隈讲堂给学生演讲之后，看到这些文献时，提出想要“书简”复印件，大学方面也呈送了影印件。或许它收藏于中国某处了，但没听说任何形式的信息发表。

唯一介绍了“书简”全文的书籍是渡边几治郎写的《从文书看大隈重信侯爵》(故大隈侯爵国民敬慕会，昭和7年4月)。著者渡边几治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是一位著名的明治史研究学者，长期担任东大史料编纂所的编修负责人，战后受早稻田大学的委托，负责整理大隈文书。“故大隈侯爵的国民敬慕会”是以原图书馆馆长市岛谦吉(号春城)为会长的组织，该书得到市岛先生的介绍和帮助才得以出版。

该书在《第二次大隈内阁的对支外交》的章节中，用日文读音方式引用了孙文“书简”的全文，接着作了这样的论述:“不愧为外交国的巨人，其言辞何等巧妙(在此介绍‘书简’的要点之后)。虽说言辞华丽，但其要点却让人感到日支两国相依互利，维护东亚和平，与侯爵所持对支那见解皆同。虽是20年前的事，但奉行孙文遗嘱的支那若不忘其精神，或许不会发生现在的日支纷争。我读其文而长叹久矣。”(该书221页)

我们从以上的引言中不难看出，著者对“书简”的介绍夹杂着个人的感言，并未涉及孙文当时为何要给大隈写这样的“书简”，而且引用“书简”的文体是日文训读体，既难读又有若干不确切之处。为此，我对“书简”的背景做了一点尝试性的考察，并在末尾附录了我对“书简”全文的现代文翻译。将流利的文言式的文章译成现代文，从汉字的特质上讲，如渡边所说，原文言辞华丽，而现代文反倒有损原文。我的译文并非没有这种嫌疑，可我认为读者基本能从中读解其原意。

“书简”是流畅的墨迹。一般认为文章最后的“孙文”署名是孙文的亲自签名，但文章却是他人代笔。然而，从孙文这个时期前后所写的其他文章看，“书简”的语言逻辑和表达形式完全一致，或是孙文拟过草稿，或是口述。当然，此文应收录到孙文的著作中去。

另外一点，译文中出现的“支那”一词，是直接援引了原文的表达。清朝末期，受革命思想影响的青年不喜欢使用“清”的国名，大多来日的中国留学生都称之为“支那”。实藤惠秀在《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中有这样的记载:“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汇集毕业生的挥毫以作纪念，制成数册《鸿迹帖》。查看其中的第4册(1907年的一部分)，共有95人执笔提名。其中只写姓名而不记籍贯的33名，从剩下的62名记录籍贯的方式看，写支那的18名，写清国的12名，写中国(含中华)的7名，未记国名的25名。这个时期，使用‘支那’是为了否定满洲族的‘清’，具有革命的意义。”(《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第219页)由这些留学生构成主要成员，1905年(明治38年)在东京成立了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推戴来日的孙文为“总理”。孙文当时在日本也频繁使用了“支那”一词。

1911年10月，以中国同盟会为主的革命运动获得成功，发起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成立了“中华民国”。之后，如我们在孙文的“书简”中所看到的，凡与日本相关的地方，中国人自己也都使用“支那”一词。不过，因为它与日本人所使用的“支那”一词不同，不含蔑视的意味。这一称谓开始具有侮蔑的含义，使中国人对这一说法开始忌讳，大概是“伴随着‘二十一条’要求、出兵西伯利亚、巴黎和平会议等，日本不断显露出野心”(《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第227页)之后，尤其是从“二十一条”要求以后到五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