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书简”的执笔时间介绍

二、孙文“书简”的执笔时间

孙文“书简”最后记载的是“大正三年(民国三年)五月十一日”、“大隈重信伯爵首相阁下”、“密呈”。大隈重信受命担任首相是这一年(1914年)的4月13日(16日成立内阁)，也就是说“书简”是在大隈组阁后不久书写的。如本书后面所述，究竟是孙文受袁世凯驱逐，流亡日本后所写寄出的，还是委托官方或私人递交的，不甚清楚。或许是托人转交的。

此后，大隈正值“喜寿”(虚岁77)^[1]，在位期间由伯爵升为侯爵。大隈内阁在历史上被称为“第二届大隈内阁”。第一届任期是1898年(明治31年)6月到11月，以宪政党为中心的内阁，因它帮助板垣退助，故俗称“隈板内阁”。“第二届大隈内阁”期间，出现了所谓“二十一条”要求的问题，可以说孙文的“书简”是向重新担任政局大任的大隈申述自己的想法，高屋建瓴地表明了一种控制令人担忧的外交政策的意向。为此，必然要谈到当时的孙文，但在此之前先简要地了解一下孙文的经历。

孙文(号中山。流亡日本期间，自称中山)生于1866年(同治五年，日本庆应2年)，而大隈是1838年(天宝9年)出生，即大隈比孙文年长28岁，广东出身的孙文在夏威夷、香港求学，后当了医生，年轻时就立志推翻清朝，在革命运动中起到了先驱的作用。1897年(明治30年)，结束英国、美国的流亡生活，来到日本与留日学生联系，推进革命运动，1905年(明治38年)在东京组建了中国同盟会。它后来成为革命运动的主体力量。其间，孙文以日本为根据地，周游东南亚、欧洲和美国，开展革命运动。他在日本结识了支那浪人宫崎滔天，并结为终生之交。大隈重信是宫崎滔天的资助者，关系非凡，经滔天介绍，大隈与孙文见过几次面。如文章后面所述，革命成功后，大隈在早稻田的宅邸接待了孙文，并致欢迎词说:“我辈与孙君已是20年来的旧友。”(《大隈侯爵八十五年史》，第三卷，第88页)滔天除了大隈重信外，还把犬养毅、头山满等介绍给孙文，使犬养毅和孙文在其后的日子里发生了各种关系。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成功，清朝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相当于大正元年)，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然而，因革命派力量较弱，历经了各种复杂局面，由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就任第一任大总统。革命派对袁世凯提出了遵守民主“约法”(临时宪法)，迁都南京等各种要求，袁世凯都接受了，但上任后不久就废除了，自己一心想当皇帝。这样一来，辛亥革命之后，出现了军阀混战的局面。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时，孙文在下面担任了全国铁路督办(相当于国铁总裁)。原本无甚权利欲的孙文考虑的是，发展全国交通网，上涨地价，积蓄财富，能实现自己提出的“地权平均”的理想，不计较个人得失，协助中华民国政府。然而，袁世凯却与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俄罗斯五国签订贷款合同，筹集镇压孙文等革命派组织起来的国民党。在这种状态下，1913年2月10日，孙文来日本商谈铺建铁路的贷款问题。这时，他不是作为以前的民国革命家的身份，而是以一名中华民国政府当局者的身份来日的。据说在新桥车站欢迎的人达两千多人。孙文在红叶馆与政友会总裁犬养毅会见后，于1913年2月23日，在早稻田的大隈宅邸受到大隈的接待。前面所说的大隈重信的致辞就是这次接待孙文的欢迎词的开头语。《大隈侯爵八十五年史》第三卷(第85页)中这样记载着，“那天，雨雪将至，寒气袭人”，“孙逸仙(孙文，字逸仙)率戴天仇等人，正午过后来到国君(指大隈)宅邸。国君与孙逸仙握手，然后将他领入暖室，在花卉丛中和悦交谈，并拍了纪念照。之后，陪孙逸仙到广书院就餐，广书院这天作为就餐食堂。餐桌上摆着红白牡丹花，和气满堂。陪同就餐的中国人有胡瑛、汪大燮、刘崇杰、许崇智等，日本方面陪同就餐的有涩泽荣一、中野武营、山座圆次郎、寺尾亨、埴原正直等人。其他参加的还有早稻田大学教授、同仁会员、报纸杂志记者，列席者达百余人。”席间，大隈从“旧友”称呼开头，接着说:“孙君此次支那革命中，获得我等出乎意料的巨大成功，为此欣喜。回顾前后20余年，孙君鼓吹革命思想，备受艰辛，特别是受满洲政府之迫害，在本国无置身之所，周游世界，普观欧美。其间，势必观之世界大局，终于获得今日之成功，可喜可贺。孙君猛然自我奋起，救危难之支那，建立新国家，其功甚大。不啻东洋，而于世界人类也可谓有其大功。为此，我辈衷心欢迎孙君。”

辛亥革命期间，山县有朋等日本政要一般对中国建立共和政体表示不安，而且反对革命的意见居多。大隈重信和早稻田大学诸多学者却明确地表示积极支持革命的观点。以上的欢迎词中已鲜明地反映出这种观点。对此，其他章节另论(见本书所收的《早稻田大学和中国研究》第二章〈辛亥革命和早稻田学者们的态度〉)。

孙文及其他同仁出访日本期间，对袁世凯来说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最佳时机。在东京成立的中国同盟会为完成辛亥革命的事业，在北京与其他各派联合，组建了国民党，推举孙文为理事长，在袁世凯政权下，谋图开展议会政党的活动。袁世凯为限制这些活动，采取了各种手段。在孙文等人回国(1913年3月27日到达上海)一周前的3月20日，派人到上海暗杀宋教仁(3月22日遇害)。宋教仁是忠实执行国民党原则的实力派人物。袁世凯4月无视国会的意见，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代表缔结贷款协议。对此，孙文等一部分国民党员在7月起兵“讨袁”。11月，袁世凯发布国民党解散令，一时间，国会解散，所有议员停职，全面实行大总统独裁制。

孙文流亡日本之后，1913年6月，为继承和重振中国同盟会的精神，组织中华革命党，在日本开展革命运动。该年4月，“第二届大隈内阁”诞生。大隈重信与袁世凯互通书信，并派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教授、国际法学家有贺长雄做大总统府的法制顾问(作为随员同行的还有青柳笃恒教授)。因此，孙文感到外交政策有危机，于是5月11日向大隈呈送了“书简”。在经过这一切之后，又发生了“二十一条”要求的问题。不久，孙文回上海，在本国领导革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