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条”的问题的分析介绍

三、“二十一条”的问题

如前所述，1914年4月16日，“第二届大隈内阁”诞生。由于涉及内务大臣大浦兼武受贿的问题，中间经过内阁改组，终于1916年(大正5年)10月5日内阁总辞职(后由寺内正毅接任首相)，执政时间大约两年半。大隈组阁后，立即发布了有关10项内容的“政纲”，即(1)整改外交，(2)根除诸弊，(3)严肃官纪，(4)修改官制，(5)建设国防，(6)言论自由，(7)产业奖励制，(8)修改选举法，(9)改革教育，(10)整顿财政和税制。各项的详细介绍从略。仅从这10项的“宪政常规”可窥视到大隈想法之一端。可以说这里面反映出当时的舆论倾向，连山县有朋等元老不得不改变想法，促使大隈出马。

大隈内阁当时需要认真面对的或不得不面对的政治课题中，需要解决的难题很多，包括增设两个师团等问题，但可以说最大的难题还是外交问题，即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对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的两大问题。从中日关系的角度看，这两大问题全然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通过事实经过，便可一目了然。

1914年(大正5年)8月23日，日本站在同盟国一边，向德国宣战。仅仅10天之后，日本出兵中国的山东省。山东半岛的南端、胶州湾突出地带的青岛，是1898年德国从中国分割的租借地。因德国在那里筑建有要塞，日本以攻击德国海军基地为借口，占领了青岛。接着，日本军从青岛推进，控制青岛与济南之间的胶济铁道线，继而占领济南。济南是山东省的省会，华北地区的交通要冲。日本军以德国资本建设的铁路为借口，占领了胶济铁路，但它名义上毕竟是中国的。用先进武器武装起来的三千士兵占领了山东省的中枢，不能不说是对中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知识分子和民众呼吁“山东危难”，不久，因各种因素发展为1919年的五四运动。

1915年1月，也就是日本出兵山东的第二年，在武力背景下，日本向袁世凯提出要获得利权的要求，也就是“二十一条”要求。其内容摘录如下:(1)将山东省纳入日本势力范围;(2)扩大日本在“满洲”的各种权益;(3)武汉钢铁厂与日本合营;(4)日本在福建省拥有特权;(5)在军事、警察、税收方面，聘请日本人做顾问。这些是将中国推向殖民地化的内容，袁世凯政府作了顽强的抵抗。于是，日本用增加武力的方式施加压力，除第五条删除外，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袁世凯最终被迫就范。中国舆论哗然，日本在国际上也受到严厉指责。中国将“二战”前接受最后通牒的6月9日作为“国耻纪念日”，降了半旗。这些都完全显示出日本对中国的帝国主义面目。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当时国际趋势影响下爆发的，日本参战也是在所难免的，并不一定是大隈内阁所主导的结果，即使其他人执政，也一定会卷入其中;“二十一条”要求的问题也是如此，虽不能说内容完全一样，但会导致类似的结果。从当时元老们以及军部的动向看，参战欧洲、出兵中国难以避免，一旦出兵，“最后通牒”就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其间，若是让内阁辞职，恐怕就另当别论，不过，也会与元老们边冲突，边妥协来维持政权，恐难改变其结果。

我之所以说“虽不能说内容完全一样”，是因为它与“参战”不同，在对中关系上，由于大隈是首相，所以使事件发生的过程会有所不同。大隈重信起用加藤高明为外相，不一定都遵循元老们的意见，力图将一切谈判诉诸外交手段来解决(其经过，木村时夫在《鲜为人知的大隈重信》集英社，2000年12月，第183页以后有详细记载)。大隈和加藤两人与袁世凯过从甚密，但又对袁世凯改变态度而感到棘手。为此，决断需要时间，也颇有周折。不仅是元老和军部，而且以犬养毅为首的在野党都批判其“优柔寡断”。从谈判的过程看，大隈的确不少踌躇不决，最终大隈自己的主张渐渐地挪向了批评者所要求的方向。本书《早稻田大学和中国研究》中有记载。

最终，1915年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9日中方接受条件。在日本元老们看来，虽给大隈内阁施加压力费了一些周折，但达到了目的。正因为是大隈内阁才会如此，只有标榜“宪政常规”、以广泛民意为宗旨的大隈内阁，才使得日本强有力地打进了中国。从大隈内阁到后来的原敬内阁的整个大正前半期，是大正民主主义思潮最盛的时期，其中包括拥护宪政运动和自由主义运动等等，但同时也是日本巩固了帝国主义国家地位的时期。这个时期，欧洲各国因为战争，在中国的力量削弱，日本乘机强行向中国进军，取代了过去的英帝国主义，成为中国正面之政敌。大隈内阁一边伴随着苦涩和犹豫，一边促使形势往这个方面发展。日中关系最后走向了一个悲剧的结局。为了了解这个过程，我认为研究大正前半期所包含的各种矛盾和可能性是很重要的。不仅将为政者，而且还应把民心的动向纳入研究视野。这对于研究日中关系史来说是有必要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大正前半期显得极为重要，而且有必要全面审视“第二届大隈内阁”的功绩和大隈重信的思想。此类问题，另作阐述。

孙文在大隈执政后，立即注视到大隈的《文明论》，并以“书简”的方式投了一个牵制球。当时，日本与英国结盟，从1902年到1922年，日英同盟条约修改过两次。孙文在“书简”里表明日本若支持“民党”，则日本可一跃而跻于英国之地位。渡边几治郎将它誉之为“华丽言词”，而我更感到其政治家的“狡智”。然而，孙文的希望未能如愿，“二十一条”要求走向实施，事态发展到“最后通牒”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