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信爱学舍的生活
李大钊选择早大的第三大理由是来日后立即进入了“信爱学舍”(后来的称呼)。
与早稻田相关的人都知道，信爱学舍与早稻田大学部较近的早稻田奉仕园(现在是Bridal Hall)毗邻。据李大钊的学籍簿记载，他居住在“牛込区下户塚町五二〇基督教青年会内”，即后来的信爱学舍。
据实藤惠秀的研究记载［12］，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的母体发起于1906年(明治39年)，不久就诞生了早稻田分会。我们很难从现有的文献中考证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是否与信爱学舍在同一地点，但是有一部分学者从其他相关资料考证认为是同一地点［13］。
基督教青年会(YMCA)在与中国留学生的寄宿等相关生活中扮演了活跃角色。在我这个战前与中国留学生接触颇多的人看来［14］，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也发挥了重大作用。日本YMCA和中国YMCA以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为平台进行的交流，作为日中关系史的一大课题，有必要在今后深入研究。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在YMCA的协助下创会，自此两者间关系日益紧密。
1907年(明治40年)2月，美国浸礼派传教士H.B.贝宁霍夫来到日本，在牛込区左内町的浸礼派教堂以及东京学院传教，同时被聘为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讲师。他在自己的宅邸向早大的学生教授英文版圣经和英语会话，大隈重信建议H.B.贝宁霍夫为早稻田学生建一个常规的教学设施，因此他找到政治经济学部同事、平易近人的基督徒安部矶雄商量。正好，学生们也在与安部矶雄商量此事。于是最后决定建学生寄宿舍，将早稻田鹤卷町的东京基督教青年会宿舍转让过来，于1908年11月，开设了友爱学舍。
友爱学舍于1911年(明治44年)10月，搬到牛込区弁天町91号。在浸礼会教士们及大隈重信的帮助下，建了一个拥有网球场的30间房间的三层木楼［15］。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李大钊居住的基督教青年会寄宿舍里记载“由于辛亥革命，中华民国的学生全部撤回……”这里所说的辛亥革命大概是1915和1916年发生的“二十一条”的讹误［16］。据其他记载，“大正2、3年间，日俄酣战之际，留学生人数颇多，至少有五六千人”［17］。辛亥革命期间留学生人数一时下降，民国初年再度回升。
李大钊的宿舍，位于北神保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馆的下户塚分会。在这里，李大钊留下了身着和服、与众多寄宿生一起拍摄的照片。从之后的经历可以推测，他们与附近的友爱学舍建立了姐妹关系，联络频繁。
友爱学舍的寄宿生几乎来自早大，深得安部矶雄教导。不难想象，安部矶雄偶尔也会造访下户塚的中国留学生宿舍。实际上英语教师W.A.罗宾逊经常往来于双方宿舍。另外，根据早稻田服务园誊写版印刷资料显示，1913年至1914年秋，宋庆龄、宋蔼龄在友爱学舍教授英语，可以想象她们也曾教授过下户塚的学生。由此可以推断，宋庆龄女士与李大钊有可能接触过。李大钊曾提到“与二三位友人一起求学日本”［18］，这指的是李培藩、张润之，他们两位也一同住进了下户塚的宿舍，求学于早稻田大学［19］。
李大钊回国后，1916年(大正5年)8月，下户塚的宿舍被取消，友爱学舍取而代之，更名为信爱学舍。如前所述，向谷容堂的《贝宁霍夫博士与早稻田奉仕园》做了如下记载:“看似与友爱学舍毫无关系，实则无法切断纽带。这就是位于户塚520号的早稻田大学基督教青年会馆，即信爱学舍——非常新式的钢筋水泥四层洋楼。大正5年(1916年)8月，友爱学舍的生小出正吾和沖中恒幸在贝宁霍夫的指导下，通过大学青年会接手了被取消的原留日中华民国基督教青年会寄宿舍，成立信爱学舍。信爱学舍作为友爱学舍的盟弟，可以说是因传教提携而成，不幸的是，战败前夕遭遇强制遣散的命运而被拆毁。”
据小出正吾《从友爱到信爱——开设信爱学舍》［20］记载:“大正5年暑假前期，神田YMCA本部开始就早稻田大学YMCA无偿使用被捐赠的位于户塚的中华民国YMCA寄宿舍事宜进行交涉。(中略)因此早大YMCA从友爱学舍中独立出来，将该建筑物作为活动场所，并改造成YMCA寄宿舍。土地和建筑物所有权归神田YMCA本部所有，早大YMCA被允许无偿使用。”
以上两篇文章有分歧，需要考证，不过日本和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有着密切联系是无法否定的事实。以此为起点，创办了早稻田奉仕园，不久还修建了Scot Hall，安部矶雄任早稻田奉仕园理事会(1911年设立)的第一任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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