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郁夫先生和中国问题的分析

一、大山郁夫先生和中国问题

这里所要书写的不过是单纯的感想。若是认真地追求大山先生的著述，或许能获得先生关于中国观的某种轨迹，可现在却似乎还不能如愿。战后发行的《大山郁夫全集》只是先生著作的一部分，没有收罗著作的全部。仅是先生对政治学的学问评价，就给今后的研究课题留下很多的东西。我是外行，不能说大话，但是，除了蜡山政道的《日本的近代政治学之发展》(1949年)之外和极少部分，我觉得可以这样评价。

我认为先生最早研究中国问题的论文是1915年12月著的《支那国体问题变更及五国劝告》。它登载于早稻田大学课外演讲部刊行的《早稻田演讲》(大正5年1月号)。该论文是批判袁世凯帝制企图的。赞成袁世凯恢复帝制的人说共和制不适合中国人。对此，先生这样反驳道:“国家社会是一种意志团体，内部意志和外部现象同样有力量决定其发达进化之方向。由此，国民性情乃至政治能力若得到正确引导，吾确信有希望发展和提高。”并接着说:“持有这种信念，吾等为现在极不完善的日本宪政之进步，抱着辉煌的希望而为之努力。同样的道理，丑态百出的支那共和制仅只有4年之经验，便绝望废止，应当说为时过早。”

当时，日本政府以及列强政府对袁世凯的企图表示了担忧。它不是对中国的共和制寄予希望，只不过担心袁的企图会引发“混乱”。先生的主张与吉野作造的想法一样，是将中国政情放在进化的过程中来把握的。其论点认为:“所有的政治现象应作为社会进化过程的产物来对待。”我们可以看到后来所著的《现代日本的政治过程》(大正14年)的观点非常明确。

先生在论文里，批判了作为袁世凯的顾问、为实现帝制起到作用的美国的古德诺博士的论调。文中说:“在支那，属于神话领土的三代之过去到今天接收西洋思想试行共和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并不建立在伦理基础上，而大体建立在广义的权力基础上。用政治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所谓的Mschtverh－ltniss。”这在当时实为卓见，因为当时一般汉学的解释是将中国古代政治作为伦理政治考虑的。

先生关于中国政治的这种思考是受到早稻田大学政治学会的青柳笃恒教授演讲的启示。青柳教授说过:“在支那人民中，‘孝’的观念非常盛行，而‘忠’的观念极为稀薄或绝无。”大山先生着眼这一点，判断说:“支那统治者的君主与被统治者的人民之间的关系，不是伦理关系，而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换言之，是权力的关系。”

该论文论述了袁世凯的“国体变更”“作为日本问题”会产生何等波及效应，但只停留在中国的“混乱”有损于世界和平，进而关系到日本安危。倒不如说，他赞成日本政府“为保全支那领土，为保全在支那的我同胞的身体生命之安全，为保证我国在支那拥有的现在及将来的通商和利权”对中国政府提出劝告的态度。该论文完成的那年1月正值大隈内阁向支那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却对此毫无提及。在这点上，吉野作造既对五四运动表示全面赞成，又同意“二十一条”要求。两者如出一辙。

关于大山先生后来的思想进步，自不待言。先生所著的《斗争的轨迹》(1928年)是老农党“辉煌委员长”时代的纪录。书中收录了许多抗议日本和列强对中国革命横加干涉的声明。如1927年2月4日的劳动农民党本部发出的《对支那国民革命运动态度的声明》中，这样写道:“(支那无产阶级的)运动正是对以支那资源支撑自己奄奄一息的列强和走狗军阀的决死宣战，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先驱。”而且先生在声明之后附了注:“昭和二年初以来，劳动农民党所不懈要求的是解散议会，对支那不予干涉的要求。”并且将它与日本的“解放运动”联系起来，表明支持“拥护支那革命”。

众所周知，大山先生在这次运动之后，逃往美国。对于我们这些从日中战争到太平洋战争度过了青春时代的人来说，大山郁夫先生的名声和猪俣津南雄先生的名声已经消失在神话中。这样的先生存在于早稻田政治经济学部犹如梦幻一般。

1947年秋，大山先生回国，立即恢复了早稻田大学的教授职务。那时，我还是旧制早稻田高等学院的教师，兼政治经济学部的讲师，担任“特殊研究”科目的中文原文讲读课程，先生讲课的第一天，在学部教员休息室见到先生。恰好先生的课程与我的在同一时间段。不管怎么说，先生是当时的活跃人物，办公室的职员纷纷进来让先生签名。先生和蔼可亲地对待每一个人。我也在旁边，先生问道:“你是教什么的?”“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担任中文原文讲读课。”我回答说。先生说:“太好了。今后中国极为重要，从现在开始，世界会发生变化。”我对先生的了解不多，没想到先生会说这些，不免有点意外。接着，先生问用的什么教材，我回答用原文读孙文的《三民主义》。先生说:“原来这样，很好嘛。《三民主义》是统一的象征，从这里会有很多事物发生变化的。”从此，每当上课在休息室与先生见面是我的一大乐趣。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两年，我使用《三民主义》作为教材并不是自觉意识。但是，我想先生在美国一定得到一些中国解放区的信息，或读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知道《三民主义》的作用。我是从斯诺和史沫特莱的事迹来推论的。应该对在美国时代的先生进行研究。

1951年3月，先生从早稻田退休了。两年后，1953年5月，73岁时，途经法国，出席布达佩斯的世界和平评议大会，随后“代表日本青年”(先生回国欢迎会上的语言)参加了布加勒斯特的第三世界青年大会。之后，访问了中国，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会谈。据说廖承志以中国和平委员会副主席的资格陪同在座，赵安博做的翻译。廖承志在早稻田第一高等学院读书时，大山先生已经是著名的教授，所以廖承志兴致勃勃地回忆早稻田的生活。10月1日，先生参加国庆节典礼之后，走访了中国的主要城市，半年之后，同年12月回国。先生在日本各地的报告会上说:中国的政治“不是强迫的政治，是建立在完全理解之上的政治”(回国后的报告)，让我深受感动。先生走过了这样动荡的生涯，演讲时手势很大，很有感染力，可先生在平时的交际中似乎很温和。例如，在《早稻田演讲》中的论文里，严厉地批判了古德诺的论点，但对有贺长雄博士却一字未提。以《国法学》《国家学》著书知名的有贺博士与先生是政治经济学部的同行，曾经与古德诺博士一同做过袁世凯的顾问。青柳笃恒教授曾随有贺博士参加过袁的顾问团。在论文里，先生评价课外演讲部部长青柳教授是“真正意义上的支那通”，并表示敬意。后来，1923年5月，早稻田大学发生了有名的军事研究团事件。学生浅沼稻次郎、稻村隆一等充当了急先锋，在教授里，大山先生站在了前列。军事研究团的学生推举青柳先生为会长，就这样青柳先生作为日本学生运动以及解放斗争史上的反派角色出场，可是大山先生明知道我是接任青柳先生课程的，只言怀念与青柳先生的交情，从不表露一句类似批评之语。青柳先生也同样如此。我在学生时代，青柳先生上课时，滑稽可笑地讲了军事研究团事件当天的情况，但对大山先生只有尊敬之言，不曾耳闻非难之词。

战后，先生重返早稻田大学的讲台之后，其影响力极大，感觉大学难以容纳其身。对于先生退休后未当上名誉教授的经过，以及言而未尽的话题甚多。因有悖主题，篇幅所限，在此仅作为杂乱感想而已(丸山真男等著《大山郁夫——评传·回想》所收，新评论，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