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陇南民间美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浅谈陇南民间美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_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论文卷

浅谈陇南民间美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以白马文化为例

刘吉平

摘　要：陇南地处陕甘川交界之处，是秦文化、氐羌文化与巴蜀文化的交汇地区，民间美术的文化内蕴与艺术风格更是有着各自鲜明的特色。文县白马人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随着工业化进程和民族地区原住居民的迁徙，白马民族民间文化正逐渐消亡，通过对民间美术地域特征、时代的特性的研究；加强地方民间美术教育，提高全民保护民间美术的意识，营造民间美术良好的生存环境与艺术创造空间，建立民间文化保护的合理机制，使民间美术成为丰富广大人民生活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民间美术　创作状态　文化传承　白马文化

陇南地处陕甘川交界之处，是秦文化、氐羌文化与巴蜀文化的交汇地区，县区之间的文化的差异性十分明显，民间美术的文化内蕴与艺术风格更是有着各自鲜明的特色。

从陇南各县所处的地理位置来进行分析，形成了三个文化区域板块，以宕昌、礼县西部、西和西部、武都西北部代表的氐羌文化体系，以武都、文县、康县南部为代表的川蜀文化体系、以礼县东部、徽县、两当、成县、康县东部为代表的秦文化体系以及文县独特的白马藏族风情；这些体系之间界限不是十分明显而是互相影响，构成相对独立的陇南民间艺术体系。

近年来，各县区十分重视民间文化的研究与发掘，礼县的先秦文化、西和的仇池文化、“乞巧文化”、宕昌的氐羌文化、文县的“白马文化”都在不同程度地进行整理研究和发掘；西和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中国乞巧文化之乡”，宕昌也在努力打造属于自己的民间风情旅游品牌。其中，文县白马人的民间文化体系最为独特。

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和民族地区原住居民的迁徙，白马民族民间文化正逐渐消亡，怎样让这些民间珍贵的文化继续传承下去，是我们陇南每一个文艺工作者深思的一个重要问题，仅仅靠民间旅游资源的开发来拯救濒临危绝的民间文化是远远不够的。

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关系到国家的文化安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血脉传承，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濒危、失传的危机，抢救和保护工作刻不容缓。”对濒临灭绝的，要及时收集抢救；对有些还认识不到其价值的，要发掘整理。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遗产面临各种困难是必然的，我们所能做的是尽量给它们营造一个生存的环境，将其中重要的有价值的保护下来，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一、陇南民间美术的创作状态和传承方式

白马民间工艺美术主要有面具、沙嘎帽、五彩服、头饰、花彩带、腰带、蛙鞋、绣花鞋等；“池哥昼”是白马人的面具舞，“池哥”被当地人理解为“兄弟”，象征着他们对先人达嘎的儿子们的尊崇和纪念，是白马人从先祖的信仰和崇拜里继承至今的一种民族舞蹈和传统祭祀活动，跳“池哥昼”旨在为村民除恶驱邪，祈求吉祥，整个场面古朴豪放，仪式感极强，充满了神秘的气氛。

陇南民间有一句俗语“马王爷三只眼”，而文县白马人，带的三眼神面具则称为“鬼面子”，是白马人的神灵，“鬼面子”多为三个到六个，根据地方的风俗不同，数量不等，其中有两具是女性——被称为“池母”。“池哥昼”所戴面具都是本部图腾或宗神的形象。面具选用直径五十厘左右的质细柔韧的锻木、麻柳，锯成四十五厘米长，再从中劈开，半块雕一个面具，面具古朴、粗犷，雕刻前，先要对备用之料顶礼膜拜，方能请开工，刻艺人画稿在胸，先用斧子劈成雏形，然后精雕细琢，旧时用矿物质作染料，如藤黄、储石等，现在多用油漆彩绘，有狰狞怒目的三眼神和美丽动人的女神。这些面具的制作者必须是民间艺人，“艺人”是民间的能工巧匠，是民间的艺术家。“艺人”是极受人尊重的，“艺人”的创作一般是全方位的艺术创作，画、塑、剪、糊等样样精通，而且大多在创作时不用拟定草稿，而是信手拈来一次成型。

“言传身教”是“艺人”工艺技能传授的主要手段，言传在民间所承担的技艺传播作用，体现在以家庭为中心的技艺传承环境中，是师徒、父子、母女关系直接传授的方式，他们大多没有受过“文人文化”的教育，基本上没有识字和读书的机会，一些技术性的经验不可能采用文字记录下来传给后代，艺人之间的交流只能通过言语这一原始的、朴素的传授方式，将其工艺技术的规律、经验介绍给接受者，从而一代代地流传下来，这种言传所继承的技艺，虽然是一些借物达意或采用顺口溜的口诀来表达，但它积淀着不知多少代人对某种技术性制作的经验总结。这种民间艺术的创作带有很强的程式化技艺性，其方式是以个体的独立生产（例如：“赵泥匠”、“李画匠”、“泥人张”等）或地方产业化的方式进行的，白马藏族的面具、沙嘎帽的制作也是如此。白马人的服饰十分独特，男女都喜欢带用羊毛制作的毡帽，这种毡帽他们自己称其为“沙嘎”，其形状和色彩各地略有不同，有黑有白，形状有盆形，圆顶、卷边和盘形、圆顶、荷叶边等形状，但是无论帽子形状如何，每个人都要在帽顶上作些装饰，并在帽顶侧面插上一只或几只白色雄鸡的尾羽作饰物。这种独特的帽子制作艺相当复杂，而制作这种帽子的“艺人”往往几个村寨才有一个；除沙嘎帽外还有某些金属佩饰的制作，都需要当地的“艺人”去完成。

就陇南九县市而言，每个县都有当地的民间艺术家名人，部分村庄都有自己特色的“产业”，这些“产业”多数都以家庭作坊的生产方式进行民间美术作品的制作，这种作坊有强烈的地域特色，形成一定的地方文化产业，具有商业的和文化娱乐的性质，制作者是当地的村民，作品多是在岁时节令出售，为地方或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这种带有强烈地域性特征的创作形式的技艺传授受到族权和封建家长制的制约，往往是秘密传授的，是保守的。对外族或外村人是绝不能传授的，他们通过“父子相传、师徒相授”这样世代传承的途径实现的，这是陇南民间美术的又一重要特征。

另一种形式是大众化创作形式，这种大众化的创作，主要是民间服饰艺术和饮食艺术。佩饰是构成白马人服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胸饰，腰饰等。佩饰是一个家庭财富的象征。这些佩饰制作者主要是家庭妇女，这种没有固定造型却有约定俗成概念的民间艺术样式每个家庭妇女都会制作，和这种艺术样式相近的还有枕头顶、鞋垫、刺绣、鞋帽、编结、剪花、玩具等，虽然说每个家庭或者每个妇女做工的精细程度和艺术性有很大差异，但是在封建社会是每个家庭妇女必备的技能，是衡量一个女性家庭生活能力的标准，这些被称为“女红”的技巧从过去到现在都是由母女、婆媳世代传袭而来，因此又可称为“母亲的艺术”；白马人劳动时的穿戴与闲暇时的穿戴有很大的区别。劳动时的穿戴用土布制成，图案简洁明快，色调以黑白二色为主，袖口短而窄，适于山区的劳动环境。节日的盛装则是由上好的羊毛线织成，质地细密、色彩艳丽、图案精美细腻、形制多样，是每个白马妇女必须具备的技艺。文县白马人有一个独特的风俗，母亲在女儿出嫁之时须亲手制作一套美丽细腻的“百褶裙”送给女儿，如此世代相传，然而现在绝大多数女人的“百褶裙”是从四川平武购买的，这种“传女不传男”的风俗已经开始淡化。现在许多具有白马民间特征的服饰只有在民俗活动中出现，且往往变得面目全非，有许多男子的服饰是买来的藏族服饰，已经很少有人用手工制作本民族的服饰。随着现代经济、文化和信息的发展，这种艺术创作形式在逐渐的消亡，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机器大规模流水化的生产，在作品大量繁殖的同时，也失去了民间美术创作过程中的文化内涵。

二、陇南民间美术的生存现状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传统文化开始复苏，人们从尘封的记忆中寻找民俗文化的原始韵味。

依靠着高山密林里半隐居的生活，人数不多的白马人将自己的传统文化保存了近2000年之久，但这一文化在今天却面临着消亡的威胁。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白马人也逐渐的富裕起来，他们走出大山，走进现代文明；同样由于信息技术的普及，山外的现代意识也逐步渗透到山里人的思想当中。如今的白马人说的是汉族话，吃的是汉族饭，穿的是跟汉族一样的服装，住的是与汉族一样的房子。白马人已很少再穿本民族的长袍长裙了。因为与外界的经济交往越来越多，跟汉人交往就得说普通话，现在白马人的年轻人之间也很少以本民族语言对话了。在这种现代文明意识的影响下，白马人独特的民间艺术正在逐渐衰落，具有强烈民族风情的白马面具舞面临后继乏人的困境。民族服饰的制作已不再是每个家庭妇女必备的技艺，会制作传统民族服饰的妇女已寥寥无几，甚至一个或几个村子也很难找出能够全方位制作白马民族服饰的能工巧匠了。

正如冯骥才所言：“曾经代表我们民族生存形态的东西已经黯然消逝……无数的民间老艺人在无声无息地逝去，作为文化的携带者，他们的走，是一种中国民间艺术的断绝！”^[1]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政府的倡导和支持，民间文化活动再度成为人们的精神追求，但是，由于人们在思想意识、经济基础、文化氛围等方面的原因，民间美术活动仍然面临消亡的危险。

陇南市九县区，由于各自地域的不同，各县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民间美术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同时也导致了民俗活动生存状态和发展的不平衡，在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的川坝地区，现代工业文明进入每个家庭，一些原先民间的道具、服饰、建筑、家具等正在逐渐消失。

以民间建筑为例：文县白马人的踏板房、四合院式的阁楼建筑基本上已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与汉族院落一样的，象征阴阳、主次、尊卑、长幼观念的民间建筑，房屋内的装饰不再是被赋予祯祥寓意的雕刻，而是现代的装潢。伴随着房屋建筑结构的改变和发展，民俗活动的消失，白马人独具特色的“深柜”、马扎、纺车、水桶等民间家具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

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丰富使劳动人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人）对民间艺术的需求热情降低，各类书报、影视作品、网络、娱乐场所等都不断冲击着人们的生活，劳动妇女可以借用电话甚至网络，以解对远方亲人的思念之情，而在过去她们只能将这种感情寄托于绣鞋垫、做佩饰、织腰带等形式之中，豪华的席梦思床上，“炕头花”贴在哪里呢？艺术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更是一种社会形态的产物。

白马人的服饰制作带有强烈的感情交流，在此次调查中，笔者见到一件制作十分精美的刺绣服饰，亭台轩榭、人物、花鸟、山水等无不栩栩如生，而这件服饰已经通过“传女不传男”的方式传承了好几代人，但到“80后”的一代，女儿不再愿意将这件“宝贝”带走，传承从此断裂了，这种现象不是个案，而是普遍现象。民间美术作品有其强烈的情感性特征，这种特征一旦破坏，民间艺术作品的也就失去了生命的活性源头和文化的内涵。社会的开放、交通信息的便捷，使得白马人受时代影响，看不惯自己的作品，为了适应社会而改变风格或题材，丢掉了原本质朴、稚拙的民间艺术风格和情感的交流，转而向现代靠拢；采取现代化的机器设备批量的制作所谓的民间“手工艺品”，在这种商品经济利益的促使下，就出现大量呆板、僵化、毫无艺术性可言的粗制滥造的伪劣民间艺术品，制造者采用新材料（材料的更新并不等于艺术上的飞跃）、新工艺创造所谓的新题材，作品风格随之改变，真正具有白马民间文化意味的作品则早已面目全非。

随着市场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剧，民间艺人的经济收入、创作思想、“言传身教”的传授方式受到极大的冲击，价廉的塑料玩具、智能玩具、网络游戏等成为儿童的娱乐新宠；农家房屋的装饰、屋内的家具、案头的摆设换成了精美的现代化工业产品；民间艺人失去了市场，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民间艺术最珍贵的是情感的宣泄与传达，但当我们把民间艺术作品转化为商品的时候，民间艺术的原始含义也随之消失。白马人是能歌善舞的民族，以他们的民歌而言，有敬酒歌、耕地歌、纺线歌等，包括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用特定的语义传达或宣泄自身强烈的情感。每年的正月十四到正月十八，是白马人最欢乐的时间。他们穿着节日的盛装，戴着“池哥”面具跳火圈舞（文县白马语称为“池哥昼”），“猴子”引导“池哥、池母”逐家逐户登门唱歌拜年，祝福主人家庭幸福、和睦美满。主人则唱着“敬酒歌”毕恭毕敬地将自家酿制的美酒敬献给“池哥”。白马人的歌曲调子苍凉浑厚，“池哥”面具粗犷豪放，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感觉。据当地的白马人说，每年正月，儿子要跪着给父辈唱歌敬酒，歌词传达了父辈的辛酸往事，饱含着儿子对父辈养育之情的感激，唱到动人之处甚至老泪纵横。如此强烈的情感，民间文化旅游是无法开发出来，因此民间文化艺术旅游的开发须慎之又慎。现在，由于交通的便利、信息的畅通、经济的发展，年轻人的歌声已不再苍凉，而带有某种欢快的旋律，对于传统的白马歌曲已不能完整的唱下去，白马人的语言词汇逐渐在缩减。地方政府对民间美术“重申报、重开发，轻保护、轻管理”的现象比较普遍，少数地方对民间美术进行超负荷利用和破坏性开发，存在商业化、人工化和城镇化倾向，甚至借继承创新之名随意篡改民俗艺术，极大地损害了民间美术作品的原真性，原生态民间美术生存的土壤渐渐缩小以至消失，一些主要存在于广大偏远农村的民间艺术正面临绝迹，很多民间工艺也后继无人，其中不乏许多优秀的地方民间美术。

三、陇南当代民间美术的传承与发展

进入21世纪世纪以来，“民俗热”、“民间美术热”、“民间文化旅游”等各种形式的词汇频频出现在各种媒体报道中，但这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利用某个地方名胜或土产资源吸引外资的做法，对于民间艺术来说仍然是急功近利的。

陇南也利用各种节会和大力的广告宣传极力打造“民间文化”的品牌，挖掘、整理、保护陇南丰富精深的民俗文化资源，弘扬陇南民俗文化，通过文化建设和文化宣传，提升陇南的人文地位和层次，提高陇南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并借此发展陇南经济。

（1）保持民间美术地域特征，赋予时代的特性。“就本质而言，民间艺术与其他的精神活动、精神生产一样，是一种符号的创制、解读和传播……它归根到底是一种具有精神性质的符号，其性质是这样，其功能也是这样，民众创造的是这样一种精神符号，欣赏的是这样一种精神符号，人们消费购买的也是这样一种精神符号。”^[2]民间美术的符号性语言特质，使得民间美术以依附的生存（生活）形态存在，只要传统节日文化的社会需求存在，文化信仰的仪式存在，相应的民间美术类型便会延续下去。

陇南传统民俗无论是受先秦文化还是受氐羌文化、巴蜀文化的影响，地域性特色十分鲜明，礼县的“说春”习俗，西和的“乞巧”习俗，文县的“池哥昼”面具舞，宕昌的“羌巴舞”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春牛图、云肩戏装、“池哥昼”面具、傩面具等都是依附或派生在这些民俗活动中的民间美术。民俗中包含着社会性、历史性，既不是个人主义的创造，也不是纯粹当下的创造，而是在社会的语境中、历史的语境中的创造。近年来，陇南市委、市政府着力打造“文化陇南”的品牌效应，推动地方经济快速向前发展，“西狭文化节”、“核桃节”、“陇南民间社火调演”、“西和乞巧文化节”、“白马人民俗文化研讨会”等与民间艺术相关的活动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被赋予新的寓意，人们重新认识和审视地方文化遗产，民间美术在民俗活动的推动下焕发出勃勃生机，作品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任何艺术形式，如果墨守成规，最终将会走入消亡的境地。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民间美术作为民族文化积淀的产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随着时代的审美和材质语言的变化发生流变，如西和的乞巧、礼县的木雕家具、成县的核桃工艺品等。将当地的经济依托于地方民间美术，既保护了民间美术的地域性，又从经济角度上解决了地方民间美术存续的根本，不仅避免了优秀民间美术的消失，还为地方经济的腾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见，对于不同地域的同类民间艺术形式的保护，也应该做到保持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地域特性的差异。

民间美术独特的艺术魅力还表现在其神秘的文化符号上，这种神秘的符号有本民族的象征性、保密性、承传性，是用语言无法描述的、破解的。而正是这些神秘感，使得民间艺术生命力得以延续。

白马人的“池哥昼”傩面具必须是寨子里专门负责制作的“艺人”才有资格制作，任何人是不能随意制作的。跳“池哥昼”时，扮演者先净手净脸，再点燃柏树枝熏遍全身以及“池哥昼”面具，最后才毕恭毕敬地戴上傩面具。跳完“池哥昼”后，要用红布将面具盖起来，放在屋内最干净、最恭敬的地方。

民间艺术来自于生活，根植于人民大众的肥土沃壤，是属于人民群众的艺术，民间美术作品是有“灵气”的，所谓的“灵气”就是在作品的制作过程中作者的创作思想和创作状态，民间美术作品的制作重在手工，民间艺术家在悠扬的歌声或絮絮叨叨说教中完成了对作品的诠释。在建设“文化陇南”的新的历史时期，要使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就必须不仅要重视对其“原生态”形式的发掘、整理和保护，又要善于将其蕴含的文化精髓传承、发扬，并融入与时俱进的当代文化发展的长河中来，使其成为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成为活跃人们的生活、激励人们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的精神动力之一。

“在人类全球化、国际化的时代，文化不会顺着走，相反会反过来走向本土化，向着本土化发展，就是说：越是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越是全球本土化。”^[3]保护民间文化，发掘民间文化，对于推进“生态陇南、文化陇南、和谐陇南、富庶陇南”的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2）建立民间文化保护的合理机制，提高全民保护民间美术的意识。民间艺术多是依靠口头传授与家族传承，一旦断代，便很可能无法恢复，而现代化机器流水线的生产方式将民间艺术家抛弃，没有了创作意图和创作过程的民间美术作品便失去了原有的祯祥意义。

文县白马人的服饰十分独特，男女穿戴都有季节之分，农忙和农闲以及节日时的穿戴完全不一样，而今我们已很难看到那种农忙时穿的白色服饰了。即使是我们见到的白马人节日的盛装，也大多是从四川平武购买过来的，本地会做本民族服装的已寥寥无几，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方圆几个村寨，只有一个还在做白马人标志性的服饰，腰带、花边等都是从“外边”进来的货。“沙嘎”帽的制作者也后继无人，我们见到的“民间艺人”大多已经年过花甲。

陇南很多民间艺术家和民间美术作品都处于濒危状态，而对于民间艺术的挖掘与整理只是在商业利益的促使下对民间美术作品进行包装或者改革，使本来民间特征极为鲜明的民间艺术品失去了原有的神韵。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人们已不满足于游览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更加喜欢深入民间,体验民俗生活,感受民间艺术，然而由于旅游品生产脱离了原本的民俗生活，所以产品在种类、造型形式、风格特点上都有发生极大的变化，民族民间艺术品失去了原有的的精神灵魂，许多对民间艺术的保护措施尚未实施，地方政府对非物质遗产的转移保护重视不够，必将造成不可弥补的后果。

陇南民间对民间艺术的认识还不够深刻，总以为当地的民间艺术是陈旧落后的，甚至将原本具有浓厚的民间艺术思想的艺术作品修改的面目全非。“多民族传统的保护目标，首先是通过对民间美术传统的认知，去记录、整理下来不同民族文化传统的文化记忆和文化特征，以及作为人类学、民族（民俗）学、美学等的文化艺术内涵价值，在这个目标上，民间美术即是通向民族心灵的重要桥梁和文化基因库，没有这个目标，就会停留在物的层面，而失去了精神的记忆，失去了对以人为本的文化创造本质的理解。”^[4]要建立民间文化保护的合理机制，首先要提高民间美术保护的意识。信息化、网络化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因此，提高全民保护民间美术的意识，可充分发挥各种媒体的作用，尤其是要发挥主流媒体的作用，近期由市委宣传部和市文化局、广电局、市摄影家协会等单位具体实施，编撰出版《陇南民俗文化》丛书，这是建立民间文化保护的合理机制，提高全民保护民间美术意识的一个重要举措。

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是政府的责任，应该建立财政保护机制来扶持。要为文化遗产的继承创建一个好的环境，比如通过演出等方式使其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上来。2007年由陇南师专和成州矿业集团公司联合编排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陇南风》，以人文始祖伏羲为开篇，用史诗般的音乐、恢弘古朴的场景和舞蹈场面，充分展现了陇南特有的伏羲文化、氐羌文化、白马文化以及先秦文化的渊源和历史，表现了中原文化和巴蜀文化交汇形成的陇南独有的地域文化特点，凸显出陇南文化鲜明的边缘性和多元化特征。陇南的历史、陇南的人文、陇南的山水、陇南的精神，全部融化在或舒缓或昂扬或婉转或清幽的乐章当中。对原生态本土音乐的提升与表现，在陇南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陇南风》演出的圆满成功就是陇南民间艺术发掘的一个典型范例。先秦文化、仇池文化、氐羌文化、白马文化等具有强烈民族特色和历史价值的民间文化艺术的保护应形成系统的保护机制，营造一个宽松舒适的大环境生存空间，尽快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使它们的传承获得政策保障和物质保障。

民间美术的保护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民间艺术家的挖掘与保护。民间艺术家是民间艺术的主要传承人，民间文化中的大部分项目是靠传承人的存在而存在的，20年来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带来的审美观，尤其是价值观的改变，使许多民间艺术家不愿意继承先辈的技艺，导致了民间艺术的传承呈萎缩趋势，除了文本的流失，最应引起重视的是人才的流失，人走艺绝，我们不仅要保护技艺、文本，防止民间文化遗产继续流失和被掠夺，更要保护我们的民间艺术家，保护承载民间文化的传承人，只有传承人代代相传，才是民间艺术能够保存下来的基础，民间文化才会生生不息。

（3）加强民间传统文化教育，提高审美意识。有了政府的重视、全民的共识以及法律法规的保障，才能切实保障民间艺术。“民间美术既是艺术之源，又是艺术之流，它的过去是珍贵的民族艺术遗产；它的现在是丰富多彩的群众生活，是民族艺术的活的传统，它以自发性而产生，以自娱性而存在，以情真质朴和淳美深厚而见长。”^[5]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形成了重自我、重感情的造物观，对于民间美术的传承，我们也应首先侧重对中国古代传统的整体造物观念的继承和发展。

陇南民间美术具有强烈的“成教化、助人伦”的教育意识，将儒家伦理道德融入庙宇建筑中，庙宇中的“二十四孝图”、“地狱变相”，白马人“池哥昼”风俗中的各种仪式和服饰道具，“社火”脸谱，以及结婚仪式当中的装饰，丧葬礼俗中的“纸扎”，岁时节令当中的荷包、窗花等，或要求人们孝敬父母，或教育妇女儿童勤俭节约，或表达了人们辞旧迎新的喜悦之情，或祈盼来年风调雨顺的美好愿望，虽然说在这些民间美术作品的命题中存在着一些封建糟粕，然而于广大的劳动人民来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最通俗的注解，而这种注解又是必要的、适合的。在各种利益的诱惑下，人们对传统文化、传统美德的认识已经渐渐淡漠，通过民间艺术活动加强民间传统文化教育，提高审美意识是提高国民素质的有效途径。

民间美术随着时代的变迁与现代艺术相融合，民间美术品逐渐商品化，民俗活动在传统的基础上增添新的内容和色彩，形成新民俗，民间美术作为民俗活动的必要工具，也会更加多姿多彩。作为民众精神需求和审美意识的一种物化与寄托，其中包含的观念性、主观性的内涵已越发重要，而其直接功能则逐渐式微，甚至慢慢退出历史，民间美术的传承的侧重点已经逐步转向于人文感性方面，传承的核心也将是一种观念、一种思想、一种文化情怀和审美功能。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观念会受各种文化的影响，但只要民间的民俗生活继续存在，民间美术的活动仍在继续，民间的美术作品依然是民族的、地方的，民间美术品的内容、题材、样式会随着创作者的观念变化和民俗的更新而发生变化，但民间美术的基本特征不会改变，民间美术有着更加美好的前景。

四、结语

近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贯彻党的文艺方针，积极投身陇南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的火热生活，植根于陇南这块文艺创作的沃土，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汲取丰厚的养分，在日新月异、不断前进的社会变革中寻找创作的源泉，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艺术地再现陇南大地正在发生着的巨大变化，使陇南文化事业不断发展，文学、戏剧、舞蹈、美术、摄影、书法和民间文艺等各个艺术门类佳作纷呈，形成百花争妍的繁荣景象^[6]，他们以民间旅游文化为载体，把民间文化同经济建设联系起来，建设和谐陇南、文化陇南、生态陇南，已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为了抢救、保护、发掘白马民族民间文化，首先应着手对白马人原生态生产、活动、民俗歌舞等资源进行保护性规划和抢救性收集、整理、发掘，通过影像拍摄、动态记录他们的生产，生活等情况。才能将白马民族民间非物资文化遗产传承下去，促进陇南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文县白马人的民间艺术需要我们精心去呵护，精心去研究，精心去挖掘，使之成为陇南文化旅游的一个亮点。

鲁迅先生曾指出：“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思考当代民间美术发展的出路，首先应当充分关注地域性特征对于民间美术的重要性，并将其放在民间美术传承和发展中的首要位置，同时，美术工作者、理论工作者也应该“回到民间、重新认识民间美术，从中汲取大量营养，让民间美术成为一种精神渗透到现代美术的创作中去，同时，在美术理论界也对民间工艺美术做出更准确的界定，恢复它应有的历史地位”。在各地加强地方民间美术教育，深入研究民间美术的自身属性及其发展的基本规律，为本土优秀的民间艺术营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与艺术创造空间，并不断在广大城市中培养和发展时代的民间艺术，根本解决民间美术地域性危机，激发民众自发传承和创新，使民间美术成为丰富广大人民生活的重要途径，唯有这样，民间美术才能亘久，永远美在民间、美在大众。

参考文献：

[1]《首届中国木版年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编，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2]李砚祖：《作为文化工业的当代民间艺术》，《美术观察》，2003年第12期，第79页

[3]张道一、廉晓春编著：《民间美术文集》，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87年，第4页

[4]乔晓光：《文化的记忆：民间美术保护的文化原则》，《美术观察》，2007年第11期，第17页

[5]冯骥才主编：《守望民间——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西苑出版社,2002年，第5页

[6]《甘肃日报》2004年6月21日第一版

（作者简介：刘吉平，男，1970年生，甘肃礼县人，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美术系讲师，主要从事水彩画教学和艺术理论教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