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马人”

论“白马人”_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论文卷

论“白马人”

——兼及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中一些亟待解决的认识问题

蒲向明

摘　要：什么是“白马人”？这是一个为许多人所忽视，然而却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应当说是认识“白马人”民俗文化的前提，也是开展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保护和研究的理论依据。“白马人”就是一个自周秦以来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即白马语，共同地域即西汉水流域至白水江流域居住地，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音乐、舞蹈、宗教崇拜、丧葬、婚俗等文化，生理和心理素质特别而又稳定的共同体。“白马人”已经具备现代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特点。对与“白马人”相异的诸多概念进行考察、辨析，有利于廓清与“白马人”概念相关的一些意义外延，提高人们对“白马人”概念的认识程度。在此基础上，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中一些认识问题亟待解决。

关键词：“白马人”　陇南　民俗文化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最近，甘肃陇南市认识到了研究境内文县“白马人”民俗文化的重要性，成立了由有关市领导任会长的专门研究组织——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会（《陇南日报》2008年12月24日），逐步加大了调查、整理这种文化的人力投入，在对其中一些基层研究人员的培训和基本材料的清理过程中，我们忽然发现有一个为许多人所忽视然而却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即什么是“白马人”？这个问题，应当说是认识“白马人”民俗文化的前提，也是开展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保护和研究的理论依据。20世纪70年代费孝通先生把“平武藏人”或“白马藏族”作为民族识别工作遗留问题的典型予以介绍^[1]，而引起国内外关注，但众多人研究该民族识别问题时，并未直接提出“白马人”的概念。真正首次提到“白马人”，应该是孙宏开先生追溯“白马人”族属的文章《历史上的氐族和川甘地区的白马人——白马人族属初探》^[2]，但该文重点探讨了氐族和白马人的关系，以及白马人的族属，至于对“白马人”概念的界定，相对还是比较模糊的。此后的20世纪80年代，钟利戡、谭昌吉、向远木等人开始运用“白马人”概念展开研究工作^①，但学界交替使用“白马藏族”、“白马人”、“白马氐族”、“白马氐”等不同概念的情况较为普遍，其中有人界定“白马人”概念时说：

在四川省平武县、南坪县和甘肃省文县交界处，居住着一支一万余人的民族，这支民族在历史文化、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心理素质、丧葬制度等方面都有别于其他任何民族，史学界把这支民族称为白马人。^[3]

这种说法虽然较其他进了一步，但如此界定还是失之于宽泛。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白马人”概念的界说如雪印鸿爪，隐现之间。近年所见如：

白马人是一个语言、文化形态相对独立的少数族群，今天在聚居地生活的白马族群共有2万多人。^[4]

白马人是一个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解放初期被暂定名为藏族，定名的主要根据是由于他们与甘南、阿坝藏民生活区毗邻。^[5]

但还是没有超过孙宏开在20世纪初的界定：

白马人分布在中国四川省的平武、九寨沟、松潘等县和甘肃省的文县，在这崇山峻岭的交界地带，共有1万～1.2万白马人世居于此。新中国成立以后，白马人多次要求政府承认他们为一个独立的民族。1979年以来，学术界对白马人的族属进行了多次识别鉴定，历史学家们认为，白马人是历史上氐族的后裔；语言学家们认为，白马语是接受了藏语很大影响，但是是藏语支里的一个独立的语言；人类学家们认为，白马人有自己独特的不同于藏族的婚丧嫁娶等方面的特点；音乐家们认为，白马音乐有与藏族不同的许多曲调和曲目；DNA专家们测试，白马人的基因与羌族接近而与藏族稍远……^[6]

这个界定增加了很多内涵，而且涉及“白马人”在不同学科领域里研究的进展情况，令人有洞开新见之感，但简洁不够，而且不符合定义“白马人”概念的逻辑规定。既然如此，我们有必要对“白马人”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做一个细致的考察研究，看看它是一个怎样的概念，“白马人”属于一个什么性质的人们共同体，是否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民族。长期以来，研究界从未认真讨论过这个问题，偶与相关研究人员提及这个问题，很多人显示出一脸的疑惑，表示从未顾及此论，甚至觉得自然地就应该称“白马人”，没必要追究根底。难道这真是一个可以置之不理的问题吗？当然不是。这个问题涉及有关“白马人”文化及其相关历史传承研究的一些根本问题。事实上，由于“白马人”概念的廓清不够，已经造成了人们对这个民族及其文化研究的诸多误会，我们实在有必要把“白马人”概念弄清楚。

二、“白马人”概念问题商兑和探讨

什么是“白马人”？是现代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吗？答曰，须慎辨之。目前通行称“××人”，大致说来不外乎四种意义能指：一是指不同籍贯、国籍、时空、单位等不同归属的人，如“陇南人”、“甘肃人”、“中国人”、“美国人”、“外星人”、“海尔人”、“欧洲人”等，这个意义强调的是地域或时空所属的一类人，没有区别民族的作用；二是人类学之分类学上指人类里不同肤色、人种的人，如“白人”、“黑人”、“黄种人”等，这个意义强调的是人类多地起源说，也没有强调民族的作用；三是民族学上“××人”与“民族”互训，如“腓尼基人是历史上一个古老的民族，自称为闪美特人，又称闪族人”，“蒙古人是东北亚主要民族之一，也是蒙古国的主体民族”等，这个意义强调民族的属性，但同时申明要符合主流话语、学术界和相关国家政府的认同；四是在社会学层面指特色鲜明的居民，如“腓力斯人，亦译‘腓力士人’或‘腓力斯丁人’，地中海东南沿岸的古代居民，被称为‘海上居民’”^[7]，“印第安人，美洲（北极地区除外）土著居民”^[8]等，这个意义强调居民的特色。

比较而言，“白马人”主要居住在白水江支流白马河流域和其他地区^①，以之相称，本无可厚非，但这样就淡化了它固有的民族色彩，也会使这个概念的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内涵大打折扣。如果从人类多地起源上看，历史上在川甘一带鲜见“白马”地属或行政辖区，仅平武与文县一带，尚有白马岭、白马关、白马峪等地名，倒是在河南有白马县、山东有白马驿，还有山西、陕西白马城，河南白马山、白马寺，且均沿时久远。据史料，战国魏白马本春秋时卫漕邑地，秦置白马县，故城在今河南省滑县境。《汉书·地理志》载西汉兖州刺史部东郡有22个县，白马县是其中之一县，“东郡，秦置……县二十二：濮阳……聊城，顿丘……白马……”汉代白马县也是在今河南省滑县境。《三国志》载，汉末袁绍遣颜良攻东郡太守于白马，颜良被关羽所斩的地方就在白马县。东汉白马县亦隶兖州刺史部东郡，三国魏白马县隶东郡。晋白马县隶兖州濮阳国。南朝齐隶东郡。隋隶东郡，为东郡治。唐隶河南道滑州，为滑州治。宋代仍保留有白马县，北宋隶京西北路滑州，为滑州治。金隶大名滑州为滑州治。元隶大名路滑州，为滑州治。白马县至明废。战国韩平阳白马城，在今山西省临汾市西南。这里的“白马”得名，非白色战马之因，而是因为“白马”蕃落兵。《宋史·兵志》：“蕃兵者，具籍塞外内诸部落，团结以为藩篱之兵也。”说明这些兵士非中原汉民，而是来自于“塞外诸部落”，至于“结为藩篱之兵”称“蕃兵”，只是当时撰史者望文生义罢了。这些历史上的“白马”蕃兵、白马辖地和历史上白马氐的联系，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此白马氐，古代西南地区氐族的一部分，殷周至南北朝时分布在今陕西、甘肃、四川等省”^[9]。

如果从民族学意义看“白马人”概念是指一个民族，那么它是一个什么民族？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对此定义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0]关于“白马人”的历史族源，学界目前有氐族说、藏族说、羌族说、羌氐和其他族说五类。费孝通最早指出“平武藏人”或“白马藏族”（意指与今“白马人”同）和藏族有较大差异是在语言方面：“他们的语言和藏语之间的差别超过了藏语各方言之间的差别，语法范畴及表达语法范畴的手段上有似于羌、普米等语的地方。”^[11]以后学者徐中舒、缪钺、邓子琴、李绍明、黄英等认为“白马藏人”是历史上古老氐族的后裔；藏族学者桑木旦、索朗多吉等认为是藏族；任乃强教授等则认为是古代“宕昌羌”的后裔；王家祐先生认为是格萨尔王的后裔。^①诸种说法中，多数研究者以为“白马人”为古氐族的后裔。“白马人”自己也这样认为，他们有武都国得名仇池国白马氐王太子之名，“仇池”一词源出白马语，意为“高大圣洁的祭坛”之种种传说（文县白马人学者余流源语，笔者记2009）。^②虽然如此，我们还面临“白马人”在历史上形成过程中，作为中国古代氐人后裔在唐以来的断档问题和现在已经被认定为“白马藏族”的现实问题。

在我国秦汉时期的各种历史记载中，白马氐是较为明确记录下来的氐类之一。最早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之“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至此以降，《汉书》、《后汉书》、《北史》等记载氐人活动的内容比较多，其发展历史一直是比较连贯的，尤其是《三国志·魏书》裴松之的注引《魏略·西戎传》的几百字记载氐人（白马氐）很清楚。但经过魏晋南北朝民族的大融合以后，史书记载氐人活动的情况大为减少，特别是唐以后，史书中有关氐人的记载就更少了，古代氐人的历史在后续发展中几乎出现了断档。这个问题，最早由费孝通先生注意到。^[12]可喜的是古代氐人发展中的断档问题，随着文献史料的开掘，找到了证明非断档的依据。唐杜佑《通典》载：“武都郡武州，古白马氏（氐）之国，西戎之别种也。”“同谷郡成州，古白马氏（氐）国。”“顺政郡兴州，战国时为白马氐之东境。”^[13]唐代的武州、成州接境，在汉时皆为武都郡地，在今西和县、成县境内，属于西汉水流域。宋元以来至近现代，白马氐活动的史料记录情况黄英女士纪录甚详^[14]，无须赘述。

比较起来，在数量上有关氐人活动的史料记载，特别是唐以后，较之汉以前的确大大减少了。一方面汉化和氐人内迁（前文所述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有白马氐活动的历史纪录）加深了氐人本族内部的分化，冲击了其聚族而居的状态，增强了与汉族社会的多方面的结合。氐人之被融合，比其他族要迅速得多。另一方面，唐代吐蕃兴起，逐步占领了氐人居住的地区，加速了氐人的蕃化。氐人势衰，活动减少，不再引人注目，史家笼统地称之为“番”或“西番”而见之于史册，如《宋史·兵志》（卷198）“马政”条云：“宋初……招马惟吐蕃、回纥、党项、藏牙族，白马、鼻家、保家、名市族诸蕃。”即为一例。明清史书延续传统，不称白马氐而称白马番者，已成惯例。《武阶备志·蕃夷》（卷20）云：“其（指吐蕃人）在阶、文等州者，皆与氐羌杂处，自分部族。中朝人总以西蕃名之，不复别其汉种、唐种也。”《读史方舆纪要·四川八》“白马寨”条日：“（龙安）府北三百里，番寨也。《志》云：‘白马番北通阶、文，西抵漳、腊。’”这些资料表明，自唐以后，随着古白马氏（氐）的汉化和蕃化，白马民族地位下降，规模变小，史书区别汉人笼统称“白马番”，造成了白马氐消失的假象。实际上“白马人”作为中国古代氐族后裔的历史传承一直在延续。

“白马人”的共同语言，目前学术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藏语支的一种独立语言，另一种认为是藏语。前一种意见以孙宏开为代表。他的观点详见于《白马人的语言》、《历史上的氐族和川甘地区的白马人》、《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试论我国的双语现象》、《试论中国境内藏缅语的谱系分类》、《白马语是藏语的一个方言或土语吗?》等论文和他与西田龙雄合著的《白马译语的研究》一书。^①孙宏开对白马话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认为：“从语音系统来看，白马语与羌语、普米语相近似而与藏语稍远。”词汇方面，“选择2000多个常用词和藏语进行比较，同源词有500多个，占比较词汇总数的27%多，异源词占720个，大大超过了藏语各方言土语之间的差别”；“白马人使用的语言有自己的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虽然有与藏语相同或相似的一些特点，但它们之间的差别已远远超过了藏语内部各方言之间的差别，因此说白马话是一种独立的语言是完全有根据的”。认为白马话是藏语的有曾文琼的《试论“达布人”的族属问题》、桑木旦的《谈谈“达布人”的族别问题》、《再谈“达布人”的族别问题》、阿旺措成与王建民的《白马藏区语言调查纪实》等文章^①。但前几篇只是举例性地谈到白马话有若干基本词与古藏语相同，后一篇虽较详细，但语音部分只列出8条白马话与藏语的对应关系，词汇部分只比较了150个基本词，不足以说服孙宏开等学者的观点。需要值得一提的是，黄布凡提出“白马人”的“底层”说：“白马人最早使用的语言可能是氐语，这种语言虽然已经消失了，但它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失败的语言总是要在胜利了的语言中留下一些踪迹和影响，成为所转用语言的‘底层’”。“从现在白马话的情况来看，与藏语相同部分为其主体，与藏语相异部分所占比例小，是原有语言的底层。”^[15]此说虽运用梅耶的历史语言学中比较方法研究白马语，认为其属于藏语，但提出了古代氐语作为“底层”存留在今白马语的情况，实际也是承认了“白马人”语言历史延续性的存在，对它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确认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白马人独立语言”说影响较大，被不少人所接受、所引用，例如费孝通在《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一文中说：“他们（白马人）的语言和藏语之间的差别超过了藏语各方言之间的差别。”戴庆厦在《中国藏缅语描写语言学的现状及展望》一文中说：“就目前所知，（藏缅语族）已确定为独立语言的有35种”，其中就包括“白马语”^[16]。

据此，应该可以说“白马人”拥有历史传承的、独立的共同语言问题，学术界已经解决了主要问题，争论肯定还会有，但主体认识的方向应该不会再有更大的改变。

“白马人”的共同地域，学术界至目前有人认为在今武都至文县、平武、九寨沟、松潘一带是其祖先古白马部落的聚居地：“据考，白马原指地名，古白马部落原在甘肃文县西北占自水上游。”^[17]“白马人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其祖先可以上溯至先秦时期的氐羌人。在秦汉时期，今天白马人生活的四川平武、九寨沟、松潘和甘肃文县一带就是氐羌人生活的区域”^[18]……实际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顾颉刚先生就指出：“武都本是白马氐的大本营，那边有一座大山，在今甘肃成县的西面。……这座山有田百顷，故名百顷山；又因上有大池，可以煮盐，亦名仇池山。这是氐人的形势险要之地，每有军事，就据险自守。”^[19]说明白马人的发祥地在今西汉水上游流域，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古籍记载为此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支持。21世纪初，赵逵夫先生认为西汉水上游氐羌族远古渊源是刑天，系炎帝族系，“武都，乃氐人自称其地、其国之名也”^[20]，这又和白马人关于武都国名的由来传说相符。其实，比上述学者所论更早的商周时期，氐羌的源族西戎，就活动在西汉水上游流域。赵化成先生认为该地域发现的寺洼文化的族属就是历史上的西戎——氐羌戎的遗存^[21]。关于这一点，在最近考古发现中也得到了证实：“在西汉水流域发现寺洼文化属于情理之中，但是，该文化大批的遗址及其内涵长期未见报道，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22]如果是这样，“白马人”远古至今的地域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特别是先于秦汉的情况，应该按照各学科领域的新发现加以研究。相比而言，学术界一些研究者的认识过于粗浅，不脱以今证古之嫌。

值得注意的是：据史考证，秦置武都道，为白马氐周秦羌地，属陇西郡，故址在今西和县洛峪乡；东汉武都郡治移下辨（今成县西）。永嘉之乱后为杨氏仇池国所据。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置武都郡于石门县（在今武都境），同年又置武（阶）郡。魏晋南北朝时期，武都郡由西汉水流域南迁白龙江、白水江流域的过程，几乎与氐族政权前后仇池国的兴亡、后续武都国（443—477年）、武兴国（478—553年）和阴平国（479—580年）的兴替衰亡过程相始终，而这一时期至隋唐，正是北方民族大融合时期，氐人经历了逐步南迁和汉、蕃融合的双重挤压，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族群缩小、南迁甘川的这种情况。所以“白马人”最早的生存地域在西汉水上游流域，经历了逐渐南迁的历史过程是毋庸置疑的。

“白马人”的共同经济生活，学术界研究较多，成果丰富，例如李绍明、黄英、连玉銮、顾人和等学者的研究^①已经表明了“白马人”共同经济生活独立和特殊性，无需置喙。

“白马人”文化上的共同特性，学术界研究成果的数量是最多的，如王家祐、肖常纬、何晓兵、向远木、王国基、苟玉娟、张益琴、燕仲飞、施琰茹等学者从不同层面研究了其宗教信仰、音乐形式、歌舞、丧葬制度、婚俗、教育等方面的特点和基本情况^②，已基本明确了作为文化上的共同特点。

“白马人”生理、心理素质的稳定，学术界研究成果虽然不是太多，但分量较重。如“2000年以后的分子人类学研究发现，白马藏族的父系遗传基因中棕色人种占压倒多数。此种基因南方和北方的汉族中几乎完全没有；同时藏族的此种基因大约占一半左右，另外一半和汉族有相同父系基因”^[23]，可以说从DNA角度作了“白马人”独特性的有说服力的研究。此外，黄新美、李文英等、胡兴宇等、王光述等学者的研究^①，说明了“白马人”人类学方面的独特表征，对这个民族的独立认定提供了很好的支持。

综上，我们可以对“白马人”概念作一个概括：“白马人”就是一个自周秦以来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即白马语）、共同地域（即西汉水流域至白水江流域延及川甘交接地至川西平武地区一带居住地）、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特色的（音乐、舞蹈、宗教崇拜、丧葬、婚俗等）文化，生理和心理素质特别而又稳定的共同体。“白马人”系中国历史上氐族的后裔，已经具备现代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特点，之所以被政府定为藏族是因为时代、政治、宗教等多面因素作用的结果。“搞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的专家教授，众口一致，认为这是解放以来我们国家民族研究的重大发现，发现了中国古代氐人后裔的存在。第二年，把南坪的调查加进来，写了一个补充调查报告，又开第二次会。第二次会上，一些搞藏学的提出不同意见，会上产生激烈的争论，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当时政府知道有争论，但非常宽容，据我一个白马朋友说，当时几乎是一锤定音，要宣布白马是中国古代白马氐的后裔，但这个时候由于政治原因就搁下了。”^[24]可见，也是因为时代、政治、宗教等原因，20世纪80年代初，“白马人”民族独立认定的机遇就这样失去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深入，“白马人”民族独立认定将会实现，因为“白马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也承载着华夏深厚民族文化内涵的“活化石”作用，理当屹立于我国少数民族之林。

三、与“白马人”相异的诸多概念辨析

在我们确定“白马人”概念的内涵之后，应该注意与“白马人”相异的诸多概念的情况。

这些相异概念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出现并发挥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我们的理解观念和研究向度。经过搜检和整理，与“白马人”相异但又在目前表达“白马人”含义的概念主要有：白马氐、白马人、白马藏族、白马藏人、白马藏、白马族、白马羌、白马藏区等8个，在不同的传媒层面影响着大众对“白马人”的认识和感知，他们可以看作属于“白马人”概念的外延构成部分。通过网络检索，基本情况如下表：

“白马人”相异诸概念网络检索调查表

（续上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这8类概念（或者说法）中，“白马藏区”主要指跟白马人有关的生活、居住区域，和“白马人”的内涵关系比其他7个较远，所以相异程度比较大。除去“白马藏区”的其他7个概念中，“白马族”的影响度最小，主要原因应该是其未获得政府层面应有的民族名分，长期以来处于缺位状态所致，认可度低，从CNKI论文数为零，就可见一斑。其次是“白马氐”，历史上白马氐的存在，形成了一种历史渊源的信息链，研究者和有关人员习惯于沿着这个信息链去追溯，如：“‘白马氐’是以白马为图腾的羌族，秦汉以来大致活动在今甘肃东南、陕西西南和四川一带。秦一统六国时，推行郡县制，但其势力尚未至白马氐活动领地。汉武帝时灭之，才在其地设置武都郡，纳入中央统治范围之内。”^[25]这段话是对燕国王太后左私室鼎铭文考释过程中，关于将“白马”释为部族名，且是否白马氐省称的商榷。不难看出因为史料掌握有偏差，出现了概念的混淆。所以需要掌握史料的前提条件影响了“白马氐”认可度和认知范围。“白马羌”的社会认知度高于“白马氐”，应该首先归于羌族在今天获得的独立民族的名分，还有“白马人”与“羌”的特有关系，李绍明先生认为：“羌族与白马藏人聚居区均属岷山及邛崃山脉向川西平原的过渡地带。羌与白马藏人为两支地域相邻而文化相近的族体。白马藏人文化与自称‘博’（Bod）的藏族文化有较大差别。”^[26]就是说“白马人”在文化族属上近于“羌”而远于“博”，这是值得重视的。还有，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进入中原“氐”、“羌”的支系曾建立了统治一方的王朝，如略阳“氐”帅苻坚于公元351年据长安，称天王，国号“秦”，史称前秦。继之，南安“羌”帅姚苌于公元386年于长安代前秦立国，国号“大秦”，史称后秦。这两个汉化较深的羌、氐政权有惊人的相近性，也不是偶然的。上表“白马藏”的概念数据表明，这个称谓影响较大，主要源于“白马人”被现在认定为“藏族”的现实，成因中历史偶然性显然是不能排除的。

比较看来，“白马人”、“白马藏族”、“白马藏人”三个概念的影响度远超其他。这三个概念的检索数据，表明了“白马藏族”正统民族地位确立的绝对优势和强势，还有现实存在的必然性。众所周知，“白马藏族”的产生，有历史的或然性。“1950年，西南地区基本上解放了，胡耀邦到川北行署当主任的时候，涪江上游地区的民族正式纳入川北行署的范围，当时就在川北要搞民族自治的试点。当时在平武境内的几种民族，白马人，虎牙的，色尔的，羌族，大家一起到川北行署开会，开会的目的是探索一种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政策并形成制度，当时就把土司、番官、头人召集到一起协商。问到平武的虎牙藏族和色尔藏族，问他们是什么民族，这两支民族就说：‘我们是藏族，我们说的话跟松潘是一样的，我们还开亲，有婚姻关系。’就定成藏族。又问白马路这边的白马人是什么民族，白马人说：‘我不知道是什么民族……最后政治协商，上层说共产党对我们好，管他啥子民族，就定成藏族，叫做“白马藏族”。’这个没有名字的民族就这么定了藏族。”^[27]影响度在其次的是“白马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外对“白马人”的关注和研究，使之拥有了广泛的社会知名度，虽然政府并未给其应有的名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一定会走向必然。近来有人提出“中国白马人”的概念^[28]，这个值得重视，我们认为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至于影响度再次的“白马藏人”，是“白马藏族”概念的互释或白马藏族人的简称，明了极易，限于篇幅无须赘述。

对与“白马人”相异的诸多概念进行考察、辨析，有利于廓清与“白马人”概念相关的一些意义外延，提高人们对“白马人”概念的认识程度。

四、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中一些亟待解决的认识问题

由市政协出面组织，成立地市级的“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会”，说明了陇南研究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出现了由民间向政府倡导的契机，初步形成了研究队伍由个体自娱、自好向团队、集体组织有意识展开工作的新局面。2009年2月中旬，陇南师专9名该研究会人员开展了对文县白马河流域麦贡山等9个村和白水江中游石鸡坝乡薛堡寨共计10个白马人聚居区的实地考察，获得了大量的资料，同时也发现陇南白马人文化的“断层”现象和积淀的“底层”效应较为突出。我们认为，陇南白马人村寨的历史、语言、宗教崇拜、服饰、音乐、舞蹈、建筑等方面过去研究不够，只是停留在一般性的介绍上，至于文化方面的开发和发展旅游，因为研究支撑不够，也处于较为简单的层次，而一些村寨的文化资源正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衰减和逐渐消失。所以，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既有丰富资源又有时代的迫切性、必要性，与此相伴，也有一些认识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如前所论，考虑到“白马人”独立识别为一个名族存在前瞻性的可能，在陇南展开研究活动时，应当倡导在研究中运用“白马人”概念，摈弃或者少用（确实有必要）白马氐、白马藏族、白马藏人、白马藏、白马族、白马羌、白马藏区人等相异概念，以促进其朝着民族独立认定的现实方向发展。我们认为，只有“白马人”获得政府的民族独立认定，其作为古代氐族后裔的很多民俗文化遗存才可以得到真正长久和不间断的保护与开发，否则，一切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保护、研究和开发远景将无从谈起。甚至，随着“白马人”或“藏化”或“汉化”的趋势加速，在不远的将来，这块“活化石”会有消失之虞。

第二，由于地域和行政区划的原因，关于四川境内特别是四川平武白马人的研究起步早、成果多，文化开发已具备规模，社会影响大等现实存在，以及四川境内白马人“藏化”趋势明显和陇南白马人“汉化”趋势显著等客观因素，对于我们的研究，倡导要冠之以“陇南”，需要跨区域研究的例外。我们应该明确，白马人民俗文化的科学研究当然没有区域的限制，但研究团体和研究人员是有地域区别和限制的。陇南白马人的民俗文化研究，应该有自身的特点和特色，往往是越有特点和特色的，才是有普遍意义和广远影响的，如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池哥昼（别称“跳朝崖”^[29]、“跳曹盖”、“鬼面子舞”、“曹盖舞”）在陇南存在、变迁和表现的特殊性，可以重视其立体的特点和特色。

第三，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涉及到陇南白马人的生活、生产、社交、信仰各个领域，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艺术及其他艺术。除此而外，还包括传统形式的联络和信息^[30]。鉴于此，我们可以大力提倡做基础性的工作，如对陇南白马人历史与现代的民俗事象，进行调查、搜集、整理、描述、分析和对比，特别要重视原始资料的搜集和提取；而对于“白马人”整体的基础研究，诸如族源问题、语言的差异性对比，涉及人类分子遗传学和人类分子遗传生物学、民族学、人文地理等方面问题的研究可以考虑极少投入人力和资源。当然，确实有能力、条件具备、熟悉“白马人”研究前沿的研究团队和个人除外。

第四，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在材料（包括史料）运用中，要注意披阅、沥析，去伪存真，尽可能发现或揭示其民俗文化的“底层”。今天文县白马河流域的白马人所居地域为历史上氐族南迁关键地域，研究中我们应当再联系白马人现代社会独特的婚姻，丧葬习俗，还有节日、服饰、民间歌舞等方面的特点。陇南白马人应该是历史上氐人的后裔，在历史上特别是唐以后，他们曾经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被汉民族、吐蕃政权统治，由于汉族、吐蕃政治、军事、文化诸方面的优势，使他们的绵亘过程发生了民俗文化的转用。陇南白马人没有文字，语言和行为传承民俗文化的结果，使之成为一种“活世态”代代相传，一些“活世态”虽然已经消失了，但它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通过一些现存的蛛丝马迹，发现转用遗存的文化“底层”，会对推陈出新的陇南白马人文化开发，产生不同凡响的意义。

五、余论

我们历来反对简单地把今陇南辖区一度从周秦时期就有的氐族及其后来最大的支系——白马氐与今天陇南“白马人”划等号的倾向，因为陇南“白马人”从远古到今天的传承、繁衍经历了一个远非我们能简单想象出的复杂而曲折的进程。就上面的论述，也是建立在目前笔者所知的众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陇南“白马人”口口相授的教育问题及其历史演变，在恶劣环境和生存危机时期他们在肌体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居民外在形体的变化，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在漫长进程中更替或变化带来的心智方面的分野……或许有很多秘密亟待我们揭开。假使我们寻找到了一些“白马人”文化传承来自远古的“底层”，我以为要揭示其既有的本来面目还是很难的。

本文就“白马人”的概念作了辨析，并将其与之相异的一些现行概念作了一个粗浅的考察，谈及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中一些亟待解决的认识问题，可以看出，对于“白马人”民俗文化即便仅仅是陇南白马河流域白马人文化的研究，绝不仅是历史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等方面的事情，还可能涉及艺术学、文学、教育学等学科范畴的紧密结合，我们在实地调查获得的文献资料，都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的特点，都不能置之不理，不能说谁重要谁不重要。通过鉴别、整理，将已得的初步认识同文献记载及调查发掘所得反复比较，若出现抵牾或解释不通，那就要当心，要重新认识和比对论证。只有这样，庶几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才能保持在正常的轨道上。

本文的酝酿是我在2009年1月应市政协副主席张金生同志邀请，首次参加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会组织开展的对文县会员之学术培训活动期间。之前，从2001年到成县，我即留意陇南白马人相关的信息，但苦于自己在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诸方面的学力欠缺，未敢贸然深入对其基础问题的研究。2009年2月中旬，我校一行9人对白马河流域的10个白马村寨进行了考察，丰富了我们的认识并开阔了研究视野。该文县之行，我还受到省社科院郑本法教授的启发，经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田佐同志提供所摄众多陇南“白马人”照片和影像资料，随之查阅能看到的诸多文献和学界研究成果，花费20余天完成此文。考虑到主体的需要，在论证的详略上有所侧重。一些内容受到在文县期间当地白马人研究者的言谈启迪，在此一并说明。文章或有顾此失彼之处，但于深化讨论有参考作用，以为引玉之砖，就教于大方之家。专此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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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李绍明.羌族与白马藏人文化比较研究[J].思想战线,2000（5）：39页

[28]谭昌吉.“中国白马人”研究[A].刘启舒.文县白马人[C].甘肃民族出版社，2006年，259～268页

[29]文县志编纂委员会.文县志[M].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952页

[3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宣言（Proclamation of Masterpieces of the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Humanity）[A].马成俊.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丛书[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作者简介：蒲向明，男，1963年生，汉族，甘肃天水人。199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陇南师专中文系教授，科研外事处处长，兼任甘肃省高校科研管理研究会理事，《甘肃高师学报》副主编，《陇南师专学报》主编等。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陇南文史的教学科研工作）

参见钟利戡《今天的白马人是古氐人的苗裔》，载《文史杂志》1988年3期；谭昌吉《白马人论稿》，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1期；向远木《略谈白马人的丧葬制度》，载《四川文物》1989年4期；向远木《略谈白马人的族属问题》，载《四川文物》1990年4期；黎彦才、胡兴宇、陈林《四川南坪县境内“白马人”肢体长与身高关系的研究》，载《泸州医学院学报》1990年3期等文献。

据资料：1978年白马人总约10000人（其中平武1700人，南坪4000人，文县4700多人）；1982年白马人总约15000人（平武、南坪、松潘共6800人，文县4700多人）；1990年人口普查平武3390人，文县5204人；2001年人口普查平武3627人，文县5906人；2005年文县白马人约6500人。参见谭昌吉《白马人论稿》，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1期；谭昌吉《“中国白马人”研究》，载刘启舒《文县白马人》，甘肃民族出版社，2006年，259页。

参见徐中舒《川甘边区白马人属古氐族说》（与唐嘉弘合写），《白马藏人族属讨论集》，四川民族研究所1980年编印；缪钺《略谈五胡十六国与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4年6月30日；邓子琴《试论四川平武等地区的达布人，为中国古代氐族后裔说》，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0年3期；李绍明《羌族与白马藏人文化比较研究》，《思想战线》2000年5期；黄英《白马藏人族源探析》，兰州大学学报2003年4期；平武县白马人族属研究会《白马藏人属研究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

这些传说刘启舒《文县白马人》（见前注）记载较详。

本组论文和著作按顺序参见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白马藏人族属问题讨论集》，1980年；《民族研究》1980年第3期；云南省民研所编《民族学报》，总第3期，1983年；《民族研究》1983年第6期；《云南民族语文》1990年第2期；《语言科学》2003年第1期；[日]西田龙雄、孙宏开著《白马译语的研究》日本京都松香堂，1990年，44～46页。

本组论文按顺序参见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白马藏人族属问题讨论集》，1980年；《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语言文字专辑。

依次参见《羌族与白马藏人文化比较研究》，《思想战线》2000年5期；《白马藏人族源探析》，兰州大学学报2003年4期；《四川平武白马生态脆弱地区经济模式变迁评析》，《人文地理》2007年第3期；《白马人村落人居环境的地理特色》，《中国园林》，2006年第4期。

参见王家祐《白马藏人的宗教信仰》，《西藏研究》1982年2期；肖常纬《平武白马藏人民间音乐考察录》，《音乐探索》1986年3期；何晓兵《四川白马藏族民歌的文化学研究》，《音乐研究》1992年3期；《从白马民歌看白马文化的来源》，《音乐探索》1993年1期；《四川白马藏族民歌的描述与解释》（连载），《云南艺术学院学报》1999（4）～2001（2）；向远木《略谈白马人的丧葬制度》，四川文物，1989年4期；王国基《甘肃文县白马氐人的“池哥昼”》，《傩苑——中国梵净山傩文化研讨会论文集》，2006-11-01；《白马人傩祭舞蹈三目神面具之源》，《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2期；苟玉娟《白马藏族入赘婚浅析——以四川省平武县木座藏族乡木座寨为例》，《天府新论》2007年12月；张益琴《甘肃白马藏族民歌考察及演唱分析》，《甘肃高师学报》2007年4期；燕仲飞《甘肃白马藏人歌唱方法初探》，《科技信息》2008年1期；施琰茹、廖和俊《白马藏族儿童早期言语发展的考察研究》，《学前教育研究》2004年Z1期；《白马藏人文化经济教育发展的考察研究》，《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3期。

参见黄新美《四川平武白马藏族外眼形态学特征》，《解剖学研究》1988年1期；李文英、陈中连、侯泽荣《四川平武白马藏族外眼形态学特征》，《人类学学报》1987年3期；《四川省平武县白马藏族体质调查初步报告》，《四川解剖学杂志》,1984年1期；胡兴宇、汪澜等《对南坪县境内“白马藏族”男女青壮年体质特征的调查研究》，《泸州医学院学报》1987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