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池国的遗民

仇池国的遗民——白马人

黄　英

摘　要：通过对仇池国历史的探究和白马人民俗文化的考察，以及相关史料的解读，证明白马人不是藏族，不是羌族，而是古代白马氐族的后裔，仇池国的遗民。

关键词：白马人　白马氐族后裔　仇池国遗民

魏晋之际，白马氐人杨氏以仇池山为基地据险称王所建立的仇池国，及其后衍生出的后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阴平国，与今日生活在甘肃文县、舟曲县和四川平武县、九寨沟县、松潘县的白马人之间有何关系？这是仇池国史和氐族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追溯白马人的来源，进行民族识别以确定其族属的研究中，也可提供重要证据。

本文通过对仇池国兴亡过程的探究，对白马人民俗文化的考察，以及相关历史文献的解读，认为今日的白马人不是藏族，不是羌族，而是古代氐族中最强大的一支白马氐人的后裔，仇池国的遗民。

一、氐族的由来和仇池国的兴亡

氐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古老成员，在形成多样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作为“五胡”之一，它曾经建立过前秦、后凉、仇池三个政权。长期以来，由于氐族和羌族都分布在中国西部，两个民族地缘相邻，不少地方氐羌杂居，历史文献中往往氐羌并提，人们对氐羌两个民族的关系便含混不清。史学界一般认为，氐族是从羌族中逐步分化出来的。羌在殷商时期已作为一个民族出现于周武王伐纣的联盟之中^[1]，而氐族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才出现的一个新兴的民族。《后汉书·西羌传》就明确记述了氐族由羌族分化而来的这一历史事实：“金行气刚，播生西羌；氐豪分种，遂用殷疆。”

氐族是怎么从羌族中分化出来的呢？羌族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随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一部分东迁接受中原文化而与华夏民族相融合，一部分南下到西汉水、白龙江、岷江流域逐步演变为氐族。“氐”是一个会意字，是“氏”字的变异。《说文》：“氏，巴蜀山名，岸胁之旁欲坠落者曰氐，氐崩，声闻数百里。”《汉书·扬雄传》：“响若阺”。颜师古注曰：“阺音氐，巴蜀名山旁堆欲坠落曰阺。”可见“氐”字的初义，是指陇蜀高山峡谷地带危石突露不时崩落滑坡的地貌，而氐族的称谓当由其所居住的西汉水、白龙江、岷江流域这一突出的地貌特征而得名。《逸周书·王会解》：“氐羌以鸾鸟。”孔晁注曰：“氐地之羌不同，故谓之氐羌，今谓之氐矣。”汉代“氐”与“低”通用，所谓“氐地之羌”即“低地之羌”，指明氐族由迁居于陇蜀河谷低地的羌族演变而来。有学者指出：蜀人的祖先就是氐族，“在远古时代，有一支这样的氐族从川西高原进入成都平原的边缘地带，这就是以后蜀族的祖先了”^[2]。

氐族不再以游牧为业，它从事农耕、畜牧和手工业，具有比较发达的文化，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也相当密切。据《三国志·魏书》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记述，氐人“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种田，畜养豕、牛、马、驴、骡”。氐族的人口也不少，《史记·西南夷列传》称：“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西汉初年以来氐族与汉王朝不断冲突，战败的氐人被迁居到关中至河西走廊的广大地区，分而治之。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白马氐族集中居住的区域设置武都郡，郡治在今甘肃西和县洛峪，辖区包括今陇南、川北和陕西的西南角。

从东汉末年起，白马氐族的首领杨氏就以洛峪附近的仇池山为基地割据称王。第一代为杨驹，汉朝封他为百顷氐王。到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杨茂搜据有整个武都，史家称其所建立的政权为“前仇池国”。前仇池国被苻坚的前秦吞并，待前秦灭亡，杨定收集旧部，徙治历城建立“后仇池国”。后仇池国被刘宋攻克，杨文德据葭芦（今武都县东南）占阴平（今文县）及平武（今四川平武县）建立“武都国”。武都国为魏所灭后，国土一分为二：杨文弘屯兵于武兴（今陕西略阳）建起“武兴国”，又为魏所灭；杨广香据阴平建起“阴平国”，为隋文帝杨坚所灭。由白马氐族杨氏先后建立的这五个政权，断续传衍了二百八十六年，若从杨驹算起便将近四百年。

探究仇池国的兴亡史，有两点引人注目：一是在氐族所建立的政权中，前秦只有44年，后凉仅18年，而仇池政权却这么长久！二是仇池国的疆域虽时大时小不断变化，但始终未脱离白马氐族世代居住的核心地域——今陇南、川北和陕西西南角。“国破山河在”，与山河同在的还会有遗民。仇池国的遗民到哪里去了呢？

二、白马人是什么民族？

今日分布在甘肃、四川两省五县交界地带，面积达七千多平方公里，人口约两万多的白马人，究竟是什么民族？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尚未来得及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白马人被暂定为藏族。据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深入进行民族调查》一文中说：“四川省平武、松潘一带，有一支白马藏族，过去对外都称藏族。据说，这个称呼是这样来的：解放初，他们选派了一位代表上北京，是个老大娘。毛主席接见代表们，问她是什么族？毛主席一问，老大娘很紧张，话也说不上来，旁人就替她说：是藏族。毛主席又问：‘是不是藏族？’她说：‘是，是。’她自己什么族也不清楚，真的搞不清楚。后来，一部电影上有这个民族，称作藏族。他们就说，我们不是藏族，我们同他们不一样，语言不同，服饰不同，也不信喇嘛教，怎么说我们是藏族？过了这么三十多年了，他们有了自己的知识分子，现在提出民族识别的要求。这些人究竟是藏族的一部分，还是另外一个民族？如果是另外一个民族，又是什么族？……我们应当从历史上来看这些人的所有经历。民族固然是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但也是在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民族有个形成过程，不断变化的过程。”^[3]

费孝通先生的这番话，是在1982年讲的。现在，经过有关方面组织的对白马人多次深入地调查研究，已有大量事实可以证明，白马人虽与藏族地缘相邻，而且历史上曾一度被吐蕃王朝统治，受到藏族文化的某些影响，但仍顽强地保持着自己固有的民族特色，并未被藏化。中外民族演变的历史证明：民族的融合与同化需要有一定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需要有相同或相近的经济生活与生产方式，而且总是文化落后的民族被文化先进的民族所同化，即使前者用武力征服了后者。

藏族的祖先吐蕃人也是从羌族中分化出来的。东汉时羌族中的发羌、唐旄、牦牛等部落先后进入西藏^[4]，隋末唐初，松赞干布统一西藏高原，建立起吐蕃王朝。吐蕃与唐朝的关系，在安史之乱前的大部分时间友好相处。安史之乱后，吐蕃大举进攻，攻占了唐朝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的大片土地。白马氐族居住的川北、陇南一带曾一度被吐蕃统治。但是，随着吐蕃内部权力斗争的愈演愈烈，这个统一强盛的政权仅存在了二百多年就分裂衰亡。由于吐蕃“其人或随畜牧而不常厥居”，“虽有官，不常厥职，临时统领”^[5]，经济文化远比白马氐族落后，所以，白马氐族虽被吐蕃一度统治却未被藏化。

归纳诸多学者的调查研究成果，现在的白马人与藏族之间有以下主要区别：

（1）语言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孙开宏指出：白马语“有自己的基本词汇和语法体系……尽管有很大一部分常用词和藏语相似或相同，但它和藏语相异部分远远超出了藏语方言之间的差别。因此，我初步认为白马语是一个独立的语言”。孙氏将白马语的3000多个词汇与藏语的2000多个词汇进行比较，发现这两种语言的同源词为556个，占27.1%；异源词1495个，占72%以上。

（2）宗教信仰不同。白马人的宗教信仰与藏族截然不同，他们不信奉藏传佛教、喇嘛教，而信奉山神、土神、火神、雷神、天神、家神、树神、土地神等诸多神灵，宗教信仰处于认为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阶段。

（3）经济生活不同。藏族以牧业为主，白马人以农业为主，而且善于养蜂、种麻、织布、刺绣等多种经营，有相当发达的手工业。

（4）居住、服饰不同。藏族以帐篷为主，白马人居住的“沓板房”，则沿袭继承了氐族古老的“土墙板屋”建筑形式。“板屋土墙”是氐族特有的建筑，《南齐书·氐传》云：“氐……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这种居住建筑形式不仅与藏族的帐篷截然不同，也与现代羌族的石墙平顶碉楼有别。服饰是民族的重要标志，白马人无论男女都戴一顶上插白鸡翎的盘形荷叶边白毡帽——“沙嘎帽”。这种服饰不仅藏族绝无，其他任何民族也没有。

（5）丧葬习俗不同。藏族通行天葬，白马人通行土葬，而且有崖葬、悬葬、洞葬、匣葬等多种葬法。

（6）姓氏不同。白马人的姓氏与汉族相同，有杨、班、田、曹、余、王等诸多姓氏，子承父姓，祖辈相传。这与史料所载的氐人“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完全相符。在白马人中，绝无藏族人的“扎西”、“卓玛”、“嘉措”之类的姓名。

（7）历法及节俗不同。藏族通行藏历，白马人通行汉族的农历。藏族的节日除了藏历年，最隆重的是秋收前择吉举行的“望果节”；白马人除了年节，最隆重的节日是正月十五的“火把节”。

从上述诸多不同可见，白马人不是藏族，也不是羌族。那么，白马人究竟是什么民族呢？白马人自称是氐族，中外不少学者也指出：白马人是古代白马氐族的后裔。

三、白马人是仇池国的遗民

虽有不少依据证实白马人是古代白马氐族的后裔，但要最终确定白马人的族属，还有若干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还有哪些问题呢？

费孝通先生指出：“我们应当从历史上来看这些（白马）人的所有经历。”“我们不能只看到现在，只有历史才能说明问题。”^[7]

因此，探寻仇池国灭亡后遗民的去向，追溯白马人的祖先在历史上的这一段复杂而艰辛的经历，就十分必要。梁元帝承圣元年（公元552年），仇池系列的最后一个白马氐族政权阴平国灭亡，曾经相当强大的氐族从此退出政治舞台，有关氐族的活动也从此很少有文献记载。但是，一个政权的灭亡并不表明一个民族的消失。阴平国灭亡后，并没有氐人大量内迁的任何记载，白马氐族作为阴平国的遗民仍然居住在原有地域。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宋元之后人们习惯以“番”或“西番”来称呼他们罢了。“番”与“夷”、“胡”相当，都是不同时期中原人对少数民族的通称。由于“番”包括藏、羌、氐……诸多民族，人们将他们通称为“番”，这也许是后来造成将白马人与藏族混同的原因之一。

阴平国灭亡后文献关于氐族活动的记载虽然很少却并非没有，仅笔者所见就有下述三条：

（1）杜甫笔下和氐族活动。杜甫于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冬入蜀后，起初定居于成都。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勾结入寇之吐蕃反叛，松蕃等地失陷，成都大乱，杜甫在川北避乱生活了近两年时间。其间写有不少诗作反映当时战乱的现实，在阆州（今阆中县）所写的《愁坐》一诗有句曰：“葭萌氐种迥，左担犬戎屯。”葭萌在今广元境内，仇池国极盛时期杨难当曾据有此地。左担，指绵阳以北一段艰险的蜀道“左担道”。犬戎，指吐蕃。“氐种迥”，言居住在葭萌的氐人仍与当地其他民族迥异有别。杜甫写作此诗时，距阴平国的灭亡已有二百多年了，距仇池国杨难当兵败于葭萌的时间更久。可见在唐朝中期，氐人仍活动于四川北部。

此外，杜诗多处提到羌族，但往往氐羌混同。如《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郡防御判官》一诗云：“受词太白脚，走马仇池头。古邑沙土裂，积雪阴云稠。羌父豪猪靴，羌儿青兕裘。”同谷即今之成县，历史上仇池山长期在其境内。此诗写于杜甫入陇之前时在凤翔，对同谷的地方风情并未亲历。这里是白马氐族的大本营，诗中的“羌父”、“羌儿”实为“氐父”、“氐儿”。白马氐人所穿的“豪猪靴”（豪猪亦称箭猪、刺猪，属于野猪之一种），与今日白马人用牛皮、野猪皮加工制成鞋底、用毛毡或麻布制成靴筒所做的“番鞋”相似。可见白马人与仇池氐人在服饰方面有一致之处。

（2）《宋史·蛮夷四》载：“白马氐，在汉为武都郡，今阶州，汶州……自治平（1064年）之末讫于靖康（1126年）大抵皆通互市，奉职贡。”说明在北宋时白马氐族仍作为一个经济政治实体与中原贸易往来，而且向宋朝进奉纳贡。

（3）据《读史方舆纪要》、《武阶备志》及《阶州直隶州续志》记载，在武都城东南七十里处，有个名曰杨家崖又名家计寨的险要地方，“乃（仇池）杨氐苗裔，保聚为寨……宋建炎、绍兴间（1127—1162年）吴玠兄弟图保蜀口时……命各州皆择地为寨，而家计寨最扼险要，又素有积粟丰于水泉，寇至常不能破”。可见在南宋后期，武都犹有仇池国的遗民生存，他们“保聚为寨”据险防守，在吴玠、吴璘的抗金军事活动中还发挥过作用。

从元朝开始，“氐”的称谓完全被“番”或“夷”取代，白马氐就成为“白马番”或“白马夷”了。元朝之前的各封建王朝大多采用以“土官治土民”的办法统治少数民族。元明清王朝实行的土司制度，分封少数民族首领世袭为官，强化了对这些民族的统治和隔离。地方史志对明清以来白马番的活动多有记载，已有不少学者论及，兹不赘述。白马氐—白马番—白马人的传承关系，白马人系仇池国遗民的依据，除了前述诸条，在白马人的民俗文化中也有迹可寻。例如：

①白马人最具代表性的面具舞，名叫“池哥昼”，又叫“仇池咒”，“鬼面子”、跳“曹盖”。舞者头戴三眼神面具，翻穿皮袄，手舞牛毛刷。不仅从此舞的名称及其来历的传说可以看到与仇池的联系，而且在古仇池国的核心区域至今春节时扮演的社火中，也有“翻穿皮袄、手舞牛尾刷”的角色。

②白马人请祀公跳羊皮扇鼓舞的“传老爷”祭祀活动，与仇池地区的“传爷”所跳的羊皮扇鼓舞，其扇鼓、步法、仪式几乎相同。

③白马人广泛流传一则民间传说——《白马氐王太子武都》。传说仇池国即将灭亡时，国王派武王将十多岁的太子武都秘密护送出境，历经艰险，潜逃到大山深处的白马人部落。在白马部落的拥戴下，太子武都称王建国，施行善政，使白马人从此得以安居乐业。白马氐王武都活到六十八岁去世后，举国哀悼，百姓思念不已。民间口头传说，往往保留着一个民族深层的记忆，能够弥补历史记载的缺失。这则传说，就形象地折射出白马人与仇池国之间血脉相承的亲缘关系。

正是由于以上从文献记载到民俗事象的诸多因素，可以表明白马人是古仇池国的遗民。而且，白马人也自称为氐族，并有要求恢复其白马氐族族属的强烈愿望。按照“名从主人”的原则，这一愿望应该实现。

注：

[1]《尚书·牧誓》

[2]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57页

[3]费孝通：《社会学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266页

[4]《后汉书》卷117《西羌传》

[5]《旧唐书》卷196《吐蕃传》

[6]转引自刘启舒：《文县白马人》，甘肃民族出版社，2006年，33页

[7]《阶州直隶州续志》卷12，曾礼、樊执敬校点，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93页

（作者简介：黄英，1937年生，甘肃西和县人，西北师大毕业，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大众文学学会理事、陇南诗词学会副会长。曾任天水市文联副主席、西和县政协副主席。有多部作品发表、出版并获奖。获甘肃德艺双馨文艺家称号、文化陇南建设终身艺术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