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

第一节　中国古代史

中国古代史研究是甘肃历史研究中实力最强、规模最大、成果最多的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甘肃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专著和普及读物有50余种，学术论文有1400多篇。下面从专著和论文两个方面，以时间序列为线索，重点介绍有代表性、在全国产生过较大影响的研究成果。

一、学术专著和普及读物

（一）学术专著

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齐鲁书社，1984年）分上、下两编，15章和4个附篇。不仅对我国古代土地制度史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而且上自三代井田制下至明代，对中国数千年的土地制度的发展演变进程进行了详尽的阐述，有不少独到的见解。

张孟伦《中国史学史》（上、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1986年），以史著、史家为中心，对史家、史著、史学思想、史学流派、编史制度以及史学与社会的关系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阐述了古代史著在撰修上的相因、流变、发展及其在中国史学上所起的作用，是一部全面系统的中国史学史。

郭厚安、陈守忠编著《甘肃古代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系统地叙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至鸦片战争前的甘肃历史。作为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地方专业史，该书对人们了解和认识甘肃历史，无疑提供诸多有益的帮助。

杨建新、卢苇《丝绸之路》（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这是我省最早的一部全面论述丝绸之路的著作。

刘光华《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该书对西汉王朝在西北地区屯田的过程、状况、特点和作用进行了全面地论述，并对西汉边疆问题与对策等问题都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看法，是目前国内研究西汉屯田比较完备的一部著作。

金宝祥《唐史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该书共收辑作者佳作9篇，所论自成体系、皆有新意。《论唐代的土地所有制》一文提出以生产者依附关系强化为特征的世族地主所有制向以生产者依附关系减轻为特征的庶族地主所有制的转化，是唐代历史的一个基本内容。这种独到的见解无疑是作者对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概括。

齐陈骏《河西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该书是一部研究河西古代史的论文集，它以历史文献及作者亲身考察为依据，论述了河西古代自然条件、民族、人口、经济、政治、交通、文化各方面的问题，为近几十年来第一部河西古代史的学术专著，对当前开发大西北的伟大战略亦具有借鉴作用。

李蔚《西夏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该书收辑作者研究西夏历史的代表作15篇，内容包括西夏史总论、西夏政治史、西夏文化、宋夏关系和历史人物五个部分。

王致中、魏丽英《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9年），该书深入探讨了明清西北地区的人口、农业、水利、牧业、手工制造业、矿业、市场及贸易等方面的发展事实和基本特征，是我国目前出版的第一部系统研究明清时期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史的专著。

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这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清代西北屯田的专著。作者在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不但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而且解决了不少史学界一直有争议或模棱两可的问题。

此外，在古代史研究方面的专著还有赵俪生《文史学的新探索》、《史学新探》、《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寄陇居论文集》，金宝祥《隋史新探》，张孟伦《汉魏饮食考》、《汉魏人名考》，张大可《史记研究》、《史记论赞辑释》、《三国史研究》，齐陈骏编著《五凉史略》，王致中、魏丽英《中国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上册），杨重琦、魏明礼编著《兰州经济史》等。

在史料收集和整理方面，有刘光华的《中国古代西北历史资料辑录》，杨建新的《古西行记选注》，郭厚安的《明实录经济资料选编》，汤开建、刘建丽的《宋代吐蕃史料集》（一、二）等。

（二）普及读物

在普及读物编撰方面，有辛安亭的《中国历史人物》、《中国古代史讲话》，陈良的《丝路史话》，刘光华的《中国农民起义领袖史话》、《中国古代著名战役》，杜经国、马序的《中国古代科学家》，郭厚安、吴廷桢的《悠久的甘肃历史》，王殿、余贤杰的《甘肃历代名人传》。

二、学术论文

（一）先秦史

甘肃学者对先秦史的研究相对来说较为薄弱，主要集中在土地制度和甘肃地方史研究上。赵俪生《有关井田制的一些辩析》（《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认为，井田制并不是土地国有制，而是农村公社的土地所有制，它早在奴隶制时代以前就已经存在，在阶级出现后，农村公社已不再是它的原生形态，而是它的次生形态。他在《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中国古史上的井田制度》（《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先秦史研究的推动力》（《学术月刊》1982年第8期）、《〈周礼·地官司徒〉篇中所见亚细亚形式的痕迹》（《历史论丛》1983年总3期）三篇文章中，阐述了井田制与农村公社的内涵，认为井田制是标准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混合体”所有制。李仲立《试论西周社会性质》（《中国古代史论丛》第8辑，1985年）认为，西周是封建领主制性质的社会。杨建新《论戎族》（《西北史地》1984年第1期）一文认为，戎是活跃于我国西周、春秋时期的一个单独的民族共同体，其发祥地在陇山东西和泾、洛上游。自西周时期，开始向东迁徙，至春秋时，戎的各部迁徙到黄河流域中游，甚至到了淮河流域。戎族为华夏族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地方史研究方面，陈守忠通过对甘肃境内长城进行实地考察，纠正了历史文献记载的误说，他认为甘肃境内的秦长城是战国时期秦昭襄王时所筑，它既不起于岷县，也不经过兰州，而是起于今临洮北三十里墩（《甘肃境内秦长城遗迹调查及考证》，《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侯丕勋的《〈禹贡〉雍州西界黑水问题新探》（《历史教学与研究》）一文认为，春秋时代的关中地区为《禹贡》雍州之域，今甘肃灵台县达溪河是《禹贡》雍州西界黑水。徐日辉的《秦始县于甘肃二地说》（《社会科学》（甘肃），1984年第3期）一文论证了《史记》所载秦武公十年“伐、冀戎，初县之”的说法，认为中国历史上最早设县在甘肃境内，否定了“楚始县于申”，为中国设县之始的传统说法。

此外，先秦史研究的重要论文还有：王俊杰《论殷周时期有关农业生产者的一些问题》（《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李仲立《周人未臣服于殷商一辨》（《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丛刊》第2辑），袁林《战国授田制试论》（《社会科学》（甘肃）1983年第6期），刘光华《秦襄公述论》（《兰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赵俪生《〈管子〉与齐国历史的关系》（《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齐桓公与管仲》（《管子学刊》1990年第3期）、《从地缘看先秦诸家间的网络关系》（《烟台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二）秦汉史

秦汉史是我省古代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其研究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人物、地理等各个方面。

政治史研究。刘光华《西汉前期的封建治世》（《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着重分析了西汉文、景二帝治理国家的政策、措施对社会安定、生产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张大可《论文景之治》（《历史研究》1979年第7期）、《试论昭宣中兴》（《光明日报》1979年10月2日）分别考察了西汉初年和西汉中期的社会阶级关系和经济恢复状况，论证了新兴的封建王朝国家机器具有自我调整的功能。王震亚《试论〈汉律〉的形成及文、景时期刑法的改革》（《历史教学与研究》1988年增刊）认为，文、景时期刑法的改革，完全是巩固西汉王朝统治的一种权宜措施，它不仅使西汉王朝一度出现盛世局面，而且对汉代以后的立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济史研究。赵俪生《试论两汉的土地所有制和社会经济结构》（《文史哲》1982年第5期）对两汉社会经济结构作了新的探讨。他认为，从战国到两汉时期，自然经济和古典经济这两种形式的经济潮流相互交错，互有消长。刘光华《论“徙民实边”不是屯田》（《兰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一文，从民屯特点上对“徙民实边”措施进行了考辨。赵向群《汉晋之际河西经济区的变迁》（《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一文认为，河西作为古代经济区之一，开始形成于西汉中后期，经历东汉和曹魏的曲折发展，至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前一个半世纪呈现出初步繁荣的局面。徐乐尧、余贤杰《西汉敦煌军屯的几个问题》（《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对军屯的发展阶段、军屯的区域、军屯的组织领导、军屯与民屯关系、军屯是否使用马耕等问题进行了考辨。此外，武守志《汉代河西屯田简论》（《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赵俪生《汉屯田劳动者所受剥削之性质与数额上的差异》（《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潘策《从睡虎地秦墓竹简看秦的土地制度》（《历史教学与研究》1983年第2期）、翟宛华《试述两汉对河西的开发》（《兰州学刊》1985年第6期）、谷苞《河西四郡新农业区的开辟是丝绸之路畅通的关键》（《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刘光华《西汉边郡屯田的管理系统及其有关问题》（《敦煌学辑刊》1988年第1、2期）、《关于汉代屯田的几个问题》（《兰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郝树声《略谈西汉王朝对甘肃地区的开发》（《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等文，都从不同角度对西汉屯田制度以及汉代河西经济发展问题作了探讨。

民族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如羌族、月氏、乌孙和匈奴的研究上。王俊杰《论商周的羌与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羌》（《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认为，秦汉的羌是汉代对河湟地区土著游牧部落的泛称，与商周的羌虽然同名，但二者没有任何渊源关系。潘策《秦汉时期的月氏、乌孙和匈奴及河西四郡的设置》（《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一文，探讨了秦汉时期西北民族关系和丝绸之路的开通问题。杨建新《关于汉代乌孙的几个问题》（《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和刘光华《也谈汉代的乌孙》（《新疆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两篇文章，探讨了乌孙的居地迁徙、社会性质和社会经济生活等问题。

历史地理研究。主要集中在西北一些城市地理位置的考证方面。吴礻乃骧、余尧《汉代的敦煌郡》（《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认为，汉建酒泉郡应在元鼎六年，其所属之玉门都尉应置于元封四年，敦煌郡应建于元封五、六年之间。刘光华《敦煌建郡于汉武帝后元元年辩》（《秦汉史论丛》1983年总2）一文，则对此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张大可《关于西汉金城郡治允吾位置的地理的初步考察》（《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对金城郡治允吾的位置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此外，甘肃学者还十分重视对秦汉时期历史人物的研究，这方面较有价值的论文有：张大可《卫青、霍去病生年试探》（《社会科学》（甘肃）1982年第1期）、潘策《呼韩邪单于与王昭君》（《历史教学与研究》1983年第1期）、王步贵《王符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中国哲学史研究》1985年第3期）、《王符人性思想发微》（《兰州学刊》1989年第2期）、王震亚《东汉后期的凉州三杰》（《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汪受宽《马援的功业和精神》（《西北史地》1986年第2期）、翟宛华《试论赵充国在河湟的屯田》（《西北史地》1987年第4期）、刘光华《张骞与西汉中期的“断匈奴右臂”战略》（《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

（三）三国魏晋南北朝史

政治史研究。张大可发表了一系列的组论，其中《论曹操智囊团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西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一文，考察了曹操智囊团形成的途径及其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的决策作用。他的《三国鼎立形成的历史原因》（《青海社科》1988年第3期），认为三国鼎立的形成就根本性的历史原因来说，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所形成的三分人才均势和三分地理均势是两个最重要因素。张金龙《“冯氏改革”说商榷》（《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2期）一文，对孝文帝与太和十四年前改革无关的说法提出异议，他认为：太和年间的改革应该是孝文帝改革而不是“冯氏改革”。他的《关于“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若干问题考辨》（《兰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一文，否定了学术界关于八王之乱爆发原因的种种成见，认为“八王之乱”的爆发是晋武帝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的严重错误使皇位继承人和辅政大臣不得其人所致，这种观点，引起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经济史研究。赵俪生《有关均田制的一些辨析》（《文史哲》1981年第3期）一文认为，均田制是北魏统治者在总结前代屯田、占田、课田等措施的基础上。结合公元四、五世纪的实际情况而精心炮制出来的一套制度。均田制并不具有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它是国家对土地所有权企图干预，又不得不妥协——这样的一种二重性的表现。李清凌《北朝以来私家佃农人身依附关系的开始减轻》（《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认为，私家佃农人身依附关系开始减轻是北朝中叶以后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赵向群《两晋占田制浅析》（《历史教学与研究》1983年第2期）一文，分析了两晋占田和课田的有关制度和规定。

在民族史研究方面，王俊杰发表了一组比较有影响的论文。他认为，从鲜卑的出现到最终形成民族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到拓跋魏统一北方前后，鲜卑才作为一个民族正式形成（《魏晋南北朝的鲜卑是不是一个民族》（《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他的《西秦史钩沉》（《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不仅从族源上阐述了乞伏鲜卑早期的历史，而且考察了西秦建国四十六年的全部过程。郑炳林《十六国时期姑臧建都的自然和人口条件》（《西北史地》1987年第3期）一文，从自然条件、人口迁徙来探讨十六国时期姑臧建都的条件及其衰落的原因。

在地方史研究方面。赵向群《前凉政权的兴替》（《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秃发南凉的始末》（《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分别探讨了前凉和南凉政权的兴亡过程。陆庆夫《曹魏时期河西经济恢复原因浅析》（《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从用人政策、民族关系以及具体措施方面探讨了河西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原因。武守志《五凉时期的河西经济》（《西北史地》1985年第4期），研究了五凉时期河西经济的主要形态、发展状况和经济技术结构等问题。郭锋《关于秃发南凉早期历史的几个问题》（《兰州学刊》1986年第4期）一文，对秃发鲜卑西迁时间、原因、定姓“秃发”及其与河西鲜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齐陈骏《略论张轨和前凉张氏政权》（《兰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一文，对前凉割据政权建立的时间进行了考辨。

（四）隋唐史

隋唐史是甘肃学者古代史研究的重点之一，以金宝祥、齐陈骏二人的成果最为显著，研究内容涉及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人物等各个方面。

政治史研究。金宝祥《关于随唐中央集权的形成和强化问题》（《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一文认为，隋唐中央集权政权的形成和强化，是以连绵不绝的农民起义而引起的生产者依附关系的减轻这一基本经济条件为前提的，代表高门世族利益的国家权力必须采取集权制的形式，对国内实行君主专制政治的统治，削弱带有分割性的世族封建特权。齐陈骏《试论隋和唐初的政权》（《历史研究》1965年第1期）一文，以阶级分析方法，对隋唐政权的性质提出了辩证分析。齐陈骏、陆庆夫《唐代宦官述论》（《中国史研究》1984第1期）一文，考察了唐代宦官的形成、发展及败亡的过程。楼劲《汉唐诸卿沿革发微》（《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以汉唐公卿职权的演变为线索，揭示出公卿体制名存实亡的奥秘。郭锋《唐尚书都省简论》（《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一文，考察了唐尚书都省的流变、机构构成和职能作用等问题。在隋唐政治史研究方面的文章还有：齐陈骏《关于隋文帝杨坚和开皇之治的几个问题》（《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从隋唐官制改革看专制主义政治的加强》（《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金宝祥《唐史探赜》（《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陆庆夫《隋朝法律改革述评》（《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魏明孔《唐代科举考试的特点及利弊》（《理论学习》1987年第5期）、李天石《唐代的官奴婢制度及其变化》（《兰州学刊》1988年第3期）、杨秀清《武则天朝政治及其对官吏的影响》（《社会科学》（甘肃）1990年第4期）。

经济史研究大多集中于探讨唐代土地赋役制度。早在1954年，金宝祥发表过《唐代封建经济的发展及其矛盾》（《历史教学》1954年第5、6期）一文，探讨了唐代封建经济的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后来他又进而考察了安史之乱后唐代封建经济的特色（见《安史之乱后唐代封建经济的特色》，《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这两篇文章，言众人之未言，立论有据，自成体系，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此外，齐陈骏《简述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职田的资料》（《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陆庆夫《略论隋朝对丝路的经营》（《兰州大学学报》1983年“中国古代史论文辑刊”）、王三北《秦汉至初唐间的中央财政管理机构》（《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李并成《盛唐时期河西走廊的农业开发的成就》（《开发研究》1989年第1期）、《唐前期河西走廊的农业开发》（《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刘进宝《隋末唐初户口的锐减原因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魏明孔《试论唐代官府手工业的历史作用》（《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增刊）等文，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民族史研究方面，王俊杰《吐谷浑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认为，吐谷浑政权在历史上产生的积极作用在于，对沟通我国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金宝祥《吐蕃的形成、发展、衰亡及其和唐的关系》（《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一文，全面系统地考察了吐蕃的形成、发展和衰亡过程。杨建新《吐蕃在新疆地区的扩张》（《西北史地》1987年第1期）考察了吐蕃占据新疆的区域和具体时间。胡小鹏《关于唐末五代宋初凉州自立政权的几个问题》（《西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1期）对凉州地区唐戍兵与未的关系、折逋氏的身份及族属、潘罗支入主西凉府的内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军事和战争方面，刘进宝《隋末农民起义的原因、特征和作用》（《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认为，沉重的徭役、兵役负担是引发隋末农民大起义的重要原因。杨秀清《武则天时期的边防及其与兵募的关系》（《社会科学》（甘肃）1989年第4期）一文研究了武则天时期兵募的基础、实质及其瓦解的原因。

（五）宋夏金元史

宋史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对宋代经济有关问题的探讨。赵俪生《试论两宋土地关系的特点》（《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一文认为，两宋官田的私田化与官租的私租化是宋代土地所有制诸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他在《试论两宋土地经济中的几个主流现象》（《文史哲》1983年第4期）一文中进而指出，两宋在土地经济方面出现三种主流现象：一是土地兼并极其严重；二是宋朝统治者在广置营田和尽鬻官田的循环往复中大谋其利；三是佃户的身份与奴隶、农奴截然不同。李蔚《试论宋代西北屯田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一文，对宋代西北地区屯田的历史背景、发展阶段、分布地区、组织管理机构、土地来源、直接生产者、授田情况、剥削方式、剥削量、效果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探讨。李清凌《关于宋代营田的几个问题》（《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一文，考察了宋代营田的土地来源以及营田与屯田的本质区别。汤开建《试论南宋的营田》（《兰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一文，探讨了南宋营田的恢复发展、经营方法、阶级关系以及经营效果等问题。

甘肃学者对宋代政治史的研究相对较少，总共只发表十余篇论文。其中陈守忠《王安石变法与熙河之役》（《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考察了熙河之役发生的政治背景与王安石变法的密切关系。齐陈骏、汤开建《略论庆历新政》（《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论述了庆历新政产生的背景、措施及其影响。张孟伦《宋代统治阶级在撰修国史上的斗争》（《兰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对宋代统治阶级因政治角逐、篡改历史的斗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叙述。

西夏史研究方面，李蔚和陈炳应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李蔚除了出版专著《简明西夏史》（人民出版社）和《西夏史研究》外，还发表了二十余篇学术论文，其中《试论西夏的历史特点》（《中国民族史研究》第2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和《试论西夏的历史地位》（《兰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两篇文章，均采用史论结合的方法，比较深入地探讨了西夏的历史特点和历史地位，填补了国内外西夏史研究在这方面的空白。他的《西夏蕃官刍议》（《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探讨了西夏蕃官和汉官异名同职的事实。而他的《西夏“建官置兵不用禄食”异析》（《宁夏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一文，纠正了学术界长期以来认为西夏“建官置兵，不用禄食”的错误观点。陈炳应《略论西夏的社会性质及其演变》一文，从土地制度、阶级关系、上层建筑等方面探讨了西夏政权的社会性质，认为公元1038年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是带有某些原始特征的宗法封建制社会。他的《西夏商业初探》（《中国民族史研究》第二辑）一文，探讨了商业在西夏社会经济中至关重要的地位。汤开建《关于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从民族迁徙与融合的大背景中，详细考察了西夏拓跋氏的族源问题。

元史研究方面，胡斯振《成吉思汗逝世、发表地点辩析》（《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一文认为，成吉思汗的卒地是六盘山清水县西江，其灵柩送至萨里川和不尔罕山的大斡耳朵后才发表和举哀，最后葬于起辇谷。马明达《元代屯田述略》（《兰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一文，系统地考察了元代屯田的设置、发展与逐渐废弛的情况，并对元代屯田的规模、经济效益作出客观的估计。李并成《元代河西走廊的农业开发》（《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探讨了元代河西走廊农业开发的区域及其成效。

民族关系研究方面，李蔚《宋夏横山之争述论》（《民族研究》1987年第6期）一文，就宋夏争夺横山的战略意义、发展阶段、战争性质、后果、影响诸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陈守忠《公元八世纪后期至十一世纪前期河西历史述论》（《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一文，从纷繁复杂的民族关系中，理清了这个时期河西地区政治格局变迁的基本头绪。李天石《宋夏争夺河西控制权述评》（《西北史地》1987年第3期）一文，探讨了宋夏争夺河西控制权的原因。汤开建《试论元昊对宋作战屡胜的原因》（《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和《关于元昊领导的反宋战争性质的探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两文，分别考察了元昊反宋战争的性质及其取得胜利的原因。马曼丽《蒙古族西进及其与西北各族的关系》（《西北史地》1990年第3期）一文，对蒙古西进改变当地民族关系格局等问题作了探讨。此外，樊保良《略述元朝的大统一与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大发展》（《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略论忽必烈对西北的经营》（《兰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赵一匡《宋夏对立与河湟地区的民族关系》（《兰州学刊》1987年第4期），汤开建、刘建丽《金夏关系述评》（《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都从不同角度做出了成绩。

（六）明清史研究

政治史研究。明代政治史研究中，郭厚安的研究成绩比较突出，从1977年至1990年，郭厚安先后发表有关明代政治制度方面的论文十余篇，其中不少论文获得史学界同行的一致好评。他的《“靖难之役”及其对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影响》（《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和《关于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强化的问题》（《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两篇论文，全面考察了明代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目的、原因、过程和影响。

经济史研究。明清经济史研究，王致中、魏丽英和王希隆三人成绩较为显著。王致中、魏丽英主要侧重于明清时期西北社会经济的多方位研究，除了出版专著《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外，还发表过有关明清时期西北社会经济的论文二十余篇，其中王致中《明清时期甘肃矿业考》（《社会科学》（甘肃）1985年第6期）一文，考察了明清时期甘肃地区对金、银、铁、煤、盐、朱砂、水银、硫磺、石油等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状况。他的另一篇论文《明清西北城市若干社会经济功能特征初探》（《兰州学刊》1987年第1期），揭示了明清西北地区城市发展与内地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魏丽英《明清西北官苑屯牧考略》（《社会科学》（甘肃）1987年第6期）一文，对明清时期陕甘苑马监牧的设置兴废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考察。王希隆则侧重于清代西北屯田研究，其《清代实边新疆述略》（《西北史地》1985年第4期）、《清代乌鲁木齐屯田述略》（《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等文探讨了清代对新疆的开发经营。此外，有关明清经济史的重要论文还有：唐景绅《论明代军屯的性质及其作用》（《兰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郝树声、张德芳《略论清代甘肃的田赋》（《兰州学刊》1985年第4期），左书谔《明代西北屯田破坏原因试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郝相松《兰州地区明清时期的水利开发》（《社会科学》（甘肃）1990年第2期）。

民族关系研究。赵俪生《明朝的西域关系》（《东岳论丛》1980年第1期）一文，探讨了明初与西域的密切关系。王希隆《乾嘉时期清政府对哈萨克族之关系与政策》（《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一文，探讨了乾嘉时期清朝对哈萨克族的羁縻服属政策。唐景绅《明代关西七卫述论》（《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3期）一文，对明代西北七卫的建置、地望、明代与七卫之间的茶马互市和贡使贸易、七卫的废弛与民族交融等问题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

明末农民战争和清代回民起义研究。清代西北回民起义问题一直受到甘肃学者的关注。唐景绅《简论清初甘肃回民起义》（《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认为，清初甘肃回民起义是一次有汉族、维族人民共同参加的联合起义。此外，关连吉的《也谈十八世纪哲赫林耶起义的性质》（《宁夏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清代陕甘回民起义中的“求抚”问题及领袖人物的评价》（《社会科学》（甘肃）1984年第3期），高占福《从教派斗争到反清起义——苏四十三事件简论》（《甘肃民族研究》1982年第1、2期）等分别探讨了清代西北回民起义的若干史实，增加了甘肃学者对清代回民起义的广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