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研究的新视点
以“苏东剧变”为标志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性挫折宣布了教条主义在理论上的破产。随着教条主义大堤的溃决,一方面,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想大量涌入,同时,许多人又复活了中国古老的传统思想;但另一方面,又有一种更深沉的努力,这就是“回到马克思”的运动。这个运动是在批判和清理教条主义,并且同时和西方及古老东方的形形色色的思想展开对话的过程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更伴随着举世瞩目的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而修正着前进,并且日益声势浩大起来。
这一重新回到马克思的运动主要通过回到马克思的实践学说、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和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功能表现出来。正如吴晓明先生在1990年初指出的:
“近年来,我很深切地感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讨方面,主要的问题在于如何使研究进一步深化。这种深化特别应当体现为: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真正有成效地分析和批判各种当代思潮;与当代哲学形成有益的对话和论战。”[1]
俞吾金教授也指出: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本质上是批判理论,说得确切一点,就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自觉地把唯物史观理解为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我们就获得了元批判的制高点,也就是说,为我们正确地探讨一切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澄明了前提。撇开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唯物史观可能退化为一种实证知识,亦即丧失批判维度的学院化的知识。所以,只有恢复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唯物史观中的应有地位,唯物史观才能保持其批判的革命的本质,才不会失去马克思赋予它的那种蓬勃的生命活力。”[2]
正是由于这样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多年来持续不断的卓越努力,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和清理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原来由于教条主义而丧失了的理论阵地开始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虽然阵地的最终收复还有待于各个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更加艰苦的创造性工作。但是,我们现在至少已经有可能比较方便地把前一段批判教条主义,亦即“回到马克思”的努力的成果部分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而且把它作为笔者后面对中国文化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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