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屡迁新说

第三节　殷商屡迁新说

从先商到中晚商，商族经历了一个屡次迁移的过程。关于商族的多次迁徙，史料上有明确的记载，一般的说法是前八后五，即从契到汤的先商时期曾发生八次迁移，商汤以后到盘庚迁殷之间又有五次大的迁徙。商族的屡迁曾经是史学界长期讨论的难点问题之一，历史以来，不同的学者对此提出了多种解释，但没有一种有足够的说服力。关于殷人屡迁，向来主要以下几种解释：

一、水患说。西汉孔安国开始主此说。他的意见见于《书传》。《尚书·盘庚篇》记载：“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孔安国传云：“水泉沉溺，故荡析离居，无安定之极，徙以为之极。”据考是汉代出现的《尚书序》记载：“祖乙圯于耿”，孔安国传云：“河水所毁曰圯”。另外，孔颖达《尚书正义》，蔡沈《书集传》等均承此说。林之奇把这种说法讲得最详细，他在《尚书全解》中说：“耿……居之久也，为水所圯而不可居。盖其地沃饶而塞障，故富室巨家总于货宝，傲上从康而不可教训；其闾阎之民则苦于荡析离居，而罔有定极。盘庚于是谋居于毫，盖择其高燥之地，而将使居之。是举也是小民之所利，而富家之所不欲，而唱为浮言以动小民之情，小民不悟……而为浮言之所摇动。……此三篇之所由作也。”近人刘起亦主此说，他说：“这种旧地方因水利措施欠缺，剥削阶级损人利己，嫁祸于民，加剧阶级矛盾，造成广大人民无法安居生活，因而不能在原地住下去的事实，应当是促使迁移的客观原因。”其他主水患说的还很多，说法大同小异，不备举。

“水患说”的影响历来最大，主要是因为它从自然灾害方面来说明先民的迁移乍看起来比较合乎常识。但仔细地分析之后，其根据并不充分。虽然《盘庚篇》中提到“今我民用荡析离居”，但从《盘庚篇》中很难看出水患的迹象。如果是大水为患，那么倾巢之下，不复完卵，不论贫富，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焉有不从之理？小民既不会有浮言，也根本用不着盘庚板起面孔威胁说：“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如果是雨多成灾，排水不畅，剥削阶级损人利已，造成人民生活不便，则普天之下，何处不雨？不仅迁都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完全用不着劳师动众，大举迁移，多挖几条排水沟足矣。农业民族安土重迁，不是万不得已，绝不会轻弃宗庙。水患之说，实难凭信。而且，“我民荡析离居”和“圯”都不一定意味着水灾。“今我民荡析离居，罔有定极”这一句，主要只反映了人民由于某种原因流离失所，难以安居乐业的事实，与水灾无必然联系。另外，“圯”字《说文》云：“圯，毁也。”《尔雅·释诂》：圯，“毁也”。《释言》：圯，“覆也”。可见，“圯”即是“毁”或“覆”，并不一定是水灾。

二、去奢行俭说。这是从墨子开始古人的想当然。《说苑·反质篇》引《墨子》佚文：“殷之盘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迁于殷，茅茨不翦，采椽不斫，以变天下之视。”如果墨子曾经这样说，那也只是为了宣扬他的“节用”的政治主张。但汉晋之儒不思，随声附和。实际上，“去奢行俭”之说从来就没有提出任何理由，因为它根本就没有理由。先民生活艰难，无论如何都谈不上“奢”，哪里会没事找事穷折腾？这种说法，现在已经没人相信了。

三、游牧说与游耕农业说。这是现代人在研究生产发展史以后得出的新说。“游牧说”认为：商代的社会经济在盘庚迁殷之前，尚处于游牧经济阶段，因而不断迁徙，到盘庚以后，农业生产发展了，因而定居下来，不再迁徙；“游耕农业说”以为：商人的经济生活虽然以农业为主，但其前期处于粗耕农业阶段，耕作到一定阶段，地力耗尽，必须迁移，盘庚以后，进入精耕农业阶段，因而定居下来。但对于前说，考古发掘已经否定了商民曾经以游牧为主。从可以追溯的最早先商时期，亦即大汶口和龙山文化时期，商民就以农业为主要生业了，更不用说商汤以后，此说因而不能成立。对于后说，如果迁移是因为地力的缘故，则其迁徙应表现出一定的周期性。但殷人的迁移并不是定期的，先商八迁，时间不确，无说。后商五迁，据载：汤及其后共五王居毫大约一百五十年未迁；仲丁、外壬居隞十九年；河嬗甲居相九年；祖乙至祖丁居刑约四十六年；南庚、阳甲居奄约十年。后商迁移时段的集中和无周期性，说明迁与不迁与农业生产方式并无直接关系。

四、政治斗争说。认为殷人的迁移或者是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王位纷争，或者是因为贵族和平民的阶级斗争。不过，因为内部斗争——不论是王位纷争，还是阶级之间的斗争而迁都的事，后世无证，更不用说是多次迁都，而且每次都迁往不同的地方。此说的根据最主要的是《史记·殷本纪》上所说的“九世之乱”：“自仲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九世之乱”的性质到底是怎样的，是不是只是王位纷争一类的事情，司马迁语焉不详。我认为对这个“九世之乱”如果不加分析，就把它当作王位纷争一类的事情，是不妥当的。^[30]因为根据刘起先生征引的大量后世历史事实，愈是在王位纷争的时刻，新即位的国王为表示其正统与合法，愈不会轻易迁都，这几乎是千篇一律的成例^[31]。可见这种说法至多只是一种不怎么合乎常识的猜测。

上面的几种观点，“去奢行俭说”基本上是想当然，属于主观臆测；“政治斗争说”则只是从一个模糊的“九世之乱”出发，对于九世之乱的性质未加任何分析，它既不能说明先商时代的前八迁，对后五迁的解释也是捉襟见肘，而且不符合后世历史发展的常规；“水患说”和“游牧游耕说”虽然想从当时社会生活的情势出发来说明这一长期、普遍的重大历史现象，其大的思路是正确的。但由于没有深入分析当时社会生活的情况，因此对当时社会生活的把握总的来说是错误的。“水患说”只从纯粹自然的因素来说明社会生活的长期而普遍的重大事件，脱离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真相；“游牧游耕说”则是建立在对当时社会生活尤其是社会生产方式的错误理解基础上，从而也不能对商民族从先商时代即开始的频繁迁徙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明。

但是问题的解决仍然需要而且只能从分析当时社会生活的现实出发。既然商民族的多次搬迁始于先商时代，我们就有必要追溯先商时代的社会生活。前已说明，先商文化的发源地，大致在今山东西部大汶口、龙山文化一带。商族是信仰鸟图腾崇拜的地区，商族之名的“商”这个字就是从上鸟下丘，亦即玄鸟立于土丘之上而来的，保存在商族后人的记忆里，就成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诗句。前已确定先商地望在今山东一带，确定了先商的地望，再来看商民族移动的大致方向。先商的八迁，其地点据王国维的考证是：蕃、砥石、商、商丘、相土之东都、殷、毫。^[32]这些地方到底是现在的什么地方，已经很难确定了。但从上述地名，可以确定无疑地知道，其迁移的大致方向是从东向西。商汤以后的五迁，其地望亦有不少争论，但大致都认为在今河北、河南一带。因此，商民族的迁徙，总的来说，是一部分信仰鸟图腾崇拜的民族从东向西的移动。其迁移所到达的地域，是当时信仰龙崇拜的夏民族所居之地。龙崇拜即闪电崇拜，反映了中部民族在文明初曙时代根据闪电的第一次出现来确定一年农事活动的开始这一历史阶段的社会生活。《诗经》中最早关于禹的记载都暗示了禹与龙即闪电的关系。《诗·鲁颂·閟宫》：“奄有下土，缵禹之绪”；《诗·商颂·长发》：“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奄有下土”和“敷下土方”都提示禹是从天上下来的，又《诗·小昱》：“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这一句则明确表示了“敷于下土”意味着天之“疾威”。而且夏民族的龙崇拜已经在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陶器刻符上找到了直接的物证，夏族的始祖“禹”之像虫实际上也是像龙，亦即像闪电。像商族一样，夏民族在龙崇拜的过程中，把他们的始祖也和他们的族图腾联系起来，他们认为自己是“龙的传人”。

商民族自认为是“鸟的传人”，这些“鸟的传人”由于某种原因来到了中原这片原本属于“龙的传人”夏民族的世居之地，这就造成了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的正面接触。这种接触肯定会引起种族和文化的摩擦和激荡，我认为正是这种摩擦和激荡导致了新来的商民族在中原站稳脚根之前的多次迁移。从最初的西迁开始，也就是说，从商契开始，商契是西迁的这一部分信仰鸟图腾的民族所能追忆的最远祖先，到盘庚迁殷最终站稳脚根为止，经过了大约七百多年的时间，在这一段漫长的时间里，商族多次迁移的过程实际上是他们不断与中原民族磨合交融的过程。在这种磨合的过程中，商族不断学习中原民族的长处，在保持其鸟崇拜文化传统的前提下，逐渐接受、汲收了中原民族的龙崇拜文化传统。在甲骨文中，已经发现有作土龙以祈雨的卜辞，^[33]就是其证。

在这种不断学习的过程中，作为“客家”的商部族，其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到商汤的时代，终于打败了龙图腾的夏部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商部族的这种胜利始终不是决定性的。商汤以后一百多年，商族复衰，商族又进入一段较长时期的不稳定阶段，东奔西窜，直到盘庚迁殷为止。盘庚迁殷之后，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到武丁时期，国势再次强大起来，标志着商部族与中原民族的进一步融合。但两百多年后，夏民族的后裔周部族再次打败了商部族。不过，这是题外的话。可以说，商民族西迁的过程既是商族学习“西方”的过程，也同时是中华民族诞生成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无论对商民族还是对夏民族来说，绝不永远是一个田园牧歌式的过程，它同时是一个艰辛和苦难的过程，是一个不时有着血与火的过程。这其中的艰辛和苦难，最集中地表现为商部族的多次迁徙。商族的每一次迁徙，有时是他们的种族力量壮大的一个里程碑，有时却是他们遭受迫害、丧失家园因而深深铭刻在他们种族记忆深处的永远的伤痕。

虽然夏商两族、鸟与龙两种图腾文化斗争的具体情况，已经由于年代久远而难知其详，但古史资料中仍然有一些依稀的痕迹可寻。先商时代最有名的是王亥之死，王亥是冥之子，据《国语·鲁语上》：“冥勤其官而水死”，冥所勤之官应是夏官，即是说，他是为夏而死，但冥是否因夏人迫害而溺死水中，凭这一句无人断定，只能存疑。但其子王亥的死则肯定是夏人迫害的结果。《山海经》、《竹书纪年》等均有记载，这里将其记载照录如下：

《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

《竹书纪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緜臣也。”

这两段记载的大意是说，王亥到有易之地仆牛，被有易之君緜臣杀死，夺去仆牛。其子上甲微借师于河伯，杀了緜臣。“仆牛”即“服牛”，亦即训牛，似乎王亥曾为有易训牛。有易的地望，据王国维考证在河北易水流域，^[34]属于中原夏民族。可见王亥之死有种族冲突的意味，这个故事在《易经》里面也有反映，《易·大壮》六五爻辞云：“丧羊于易，无悔。”《易·旅》上九爻辞：“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这两段资料是顾颉刚先生从《易经》中剔取出来的。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承顾氏之说，其《易·旅》上九爻辞注云：“‘鸟焚其巢’，谓绵臣杀王亥之时焚其居宅。‘旅人先笑后号咷’，谓王亥先逞淫乐，后临被杀而大哭。‘丧牛于易’，谓王亥失其牛于易国。‘凶’，谓王亥遭遇凶祸。”

这个故事中最意味深长的是突出了王亥与“鸟”的关系，并对这种关系取明显的贬意。《山海经》中说他“两手操鸟，方食其头”，商人是鸟崇拜的民族，不可能“两手操鸟”，更不会“方食其头”，这句话第一是透露了商族鸟崇拜的真实消息，同时也有嘲虐的意味。或许由于王亥敬鸟如神，为龙崇拜的有易之君所不容而遭迫害，被强迫两手操鸟而食其头，这也许是对商部族的最大侮辱。但王亥威武不屈，终于被害，王亥后来在卜辞中的崇高地位很可能来源于他作为“民族英雄”的舍生取义。《易经》中则说有易之君“鸟焚其巢”，亦即“焚其鸟巢”，王亥的居宅被说成是鸟巢，轻视嘲弄的意味更明显。这透露出王亥的死与他的鸟图腾崇拜有关，这个故事反映了东方的商民族与中部的夏民族在融合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文化冲突。

在这种冲突的前几百年，商族一直处于劣势、守势。但到商汤的时代，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经过十几代人的努力和积累，商汤终于一举灭夏。这是东方民族对中原民族的一次巨大胜利，它意味着鸟崇拜的民族在进入中原以后，经过几个世纪的积累，汲取了龙崇拜民族的长处，生产有了大的发展，力量壮大起来，因而能在夏族发生大的危机的时候，乘时而起，一举灭夏，扭转商族几百年来的力量劣势。汤都西毫（今河南偃师）是商人西进运动中凯歌高奏的时代。

但夏民族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仍然存在，在商汤统治之后一百多年，从商汤的五世孙、商汤之后的第十一位国王仲丁开始，到第二十位国王盘庚之间，由于各种原因，商族力量大大削弱，这就是《殷本纪》上所说的“九世之乱”时期。九世之乱的性质到底是内乱还是外患，司马迁说是由于王室争位，在这短短的八十多年时间里，商族有五次大的迁徙。如果按照后世的惯例，单纯的政治斗争绝不会引起迁都，那么商族的这五次迁移极可能是因为夏民族的压迫所致。所以我认为“九世之乱”的性质应该理解为外患，而不是相反。因为外侮而引起的迁都在后世历史上屡见不鲜，最早的可能要算周室的东迁。兹后的类似迁都更是不胜枚举。《尚书序》中所说的“祖乙圯之耿”应该理解为信仰龙图腾的夏民族所进行的攻击行为，即夏人把商人的家园覆毁了。对于这种由于“宗教信仰”而产生的种族冲突，上层统治集团最敏感，受到的影响也最大。所以当潜在的危机加深，上层集团感到有必要进行大的战略转移的时候，目光短浅的小民安土重迁，口出怨言，另外一部分投降妥协的贵族，通常也会表示反对。这可能就是盘庚在搬迁之前要发表一番措词严厉的讲话的原因。但这种作为转移的搬迁，实际上无非是逃跑，真正的理由既不好意思直接说出来，其他就很难有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服那些没有感受到实际危机的无知小民为什么必须搬迁。所以盘庚的动员讲话，虽然严厉，但实际上并没有直接透露为什么要搬迁的原因，以至于后代的学者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但如果有了文化冲突的大背景，再仔细地分析盘庚的讲话，这种外患的威胁无处不在地透露出来。《盘庚篇》一开始就指出这样的事实：“我王来，既爰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刈，不能胥匡以生。”刈即杀，意即自先生迁居于此以来，我民屡遭（外人）杀戮，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极大威胁，此表示迁都之势在必行；考之于古，则“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尤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从“于今五邦”一句来看，这里的“先王”应是仲丁之后屡迁的各王。这些先王之屡迁，已成惯常，但每次都是不得不迁，在盘庚来说就是“恪谨天命”。说明自仲丁以来，商人屡遭迫害，经常流离失所。现在那些反对迁都的人不知先王之“服”即“不常厥邑”，因此，反对迁都实际上就是“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怎么能够“克从先王之烈”？批评了反对派之后，盘庚又许诺说：“若颠木之有由蘗，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厎绥四方。”这次的迁都天将“永我命于兹新邑”，我们将“复先王之大业，厎绥四方”。这里的先王应指商汤及居毫时期的各王，只有商居毫时才做到了厎绥四方。从“厎绥四方”一句来看，可知四方不绥，外患频仍。

盘庚在后面的讲话中又指出：那些反对迁都的贵族是“乃不畏戎毒于远迩”，意识不到四周潜藏着的危险。他把这种对外敌的麻痹大意思想比作是“惰农自安”，结果当然要“越其罔有黍稷”。他并且进一步直陈祸福道：“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败祸奸宄，以自灾于厥身。”如果你们反对迁移，那就是“自作弗靖”，自作自受，自取灭亡，将“悔身何及”，悔之晚矣。“败祸奸宄”一句，似有指责反对迁都者为内奸之意。对于这些没有原则立场、妥协投降的人，盘庚表示要严惩不殆。他说：“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这是从祸的方面讲迁都之势在必行并警告反对派。

实事求是地从正面从福的方面讲，那就是“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我们种族受到很大迫害的时候，先王不安，乃行迁徙，因此是“视民利用迁”。我现在之迁都也是如此。“非汝有咎，比于罚。予若籲怀兹新邑，亦惟汝故，以丕从厥志。”迁都并不是因为你们有什么过失，而是为了你们的根本利益。“今予将试以汝迁，安定厥邦”，迁都是为了“安定厥邦”，而且“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人民不能安居乐业，然“往哉生生…永建乃家”，迁居以后就能“生生”、“永建乃家”，这里又一次表明了外侮的存在。而且，盘庚对人民苦口婆心，一心为国之意，跃然纸上。限于篇幅，不具引。

另外，从商族的整个历史来看，可以发现，凡是商族力量强大的时候，商族就很稳定；相反，当商族力量弱小的时候，就经常迁移。先商时期几百年，是商族发展壮大、积聚力量的时期，长期不稳定是正常情况。后商五百多年时间，大的稳定时期有两段。其一是商汤灭夏之后一百五十多年，由于商汤开国之盛，也由于伊尹等一批贤臣的辅佐，商族力量强大，夏民威服，不需要迁，是以长期不迁；其二是盘庚迁殷以后，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国势强大起来。到武丁时期，开始了对周边方国的多次大规模战争，盘庚所预言的“厎绥四方”的目标真正实现了。战争的胜利确立和稳定了商族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这一段近三百年不迁。在这两者之间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殷势衰败，是以丧失家园，被逼屡迁。纣之后为周所败，殷民被分割迁徙，分别移居洛邑、鲁、卫、唐、宋、宗周与陕境各地以及淮水、丹水、汾水、滑水等处，殷商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被周人彻底肢解了。

由此可见，殷商之屡迁乃是为外力所迫，不得已而为之。殷商迁移的过程，也即东西民族冲突着交融的过程，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是华夏民族形成的奠基。夏商两族的这种冲突和交融，后来以神话传说的形式保存下来，就是“绝地天通”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