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让与职官

禅让与职官_夏商时代的社会与文化

第二节　禅让与职官

禅让之说，始于儒、墨。

《尚书·尧典》：“帝曰：明明杨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有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十有八载，帝乃殂落。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1]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论语·尧曰》

记唐、虞禅让之事最详者，无过于《孟子》：

《孟子·万章上》：“舜相尧二十有八载，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

儒家从德治的角度来称赞禅让，但其中仍然透露出一些上古社会的真实消息。舜之被推举为“天子”，实在是因为他的实干精神（参阅《史记·五帝本纪》）。而禹之被推举，则更是由于他治水的丰功伟绩，尽管治水是后世演绎的结果。

《墨子·所染》篇称舜、禹、汤、武“功名蔽天地”。《尚贤》（上、下）篇赞扬尧举舜，禹举益，汤举伊尹等，成为极盛之“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墨子虽未专篇写尧舜，但在全书中极为推崇尧、舜、禹的尚贤精神及其圣王之道。墨子是从尚贤这个角度来宣扬禅让的。可以说墨家是真正了解了上古禅让的真相。其所以如此，因为墨者是百工一流，本身就是专家出身，秉承了上古专家的遗脉，其记忆印象之至就是上古的专家治“国”时代，他们的追求和理想就是恢复上古专家治国的精神。但到墨者之世，专家治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墨者的主张遂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绝响。

不过关于三代文质彬彬的禅让传说，受到法家韩非子的怀疑。《韩非子·显学》指出：“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而且，从当时魏国依据古资料编成的《竹书纪年》载：“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复偃蹇丹朱使不与父相见。”这种说法与儒墨之说也大有出入。

但无论《竹书》还是韩非子都没有否认尧舜的存在以及尧舜之能。《韩非子·势难》盛称尧舜之贤——这里的“贤”显然不是指道德的意义，因为《说疑》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其也。”《忠孝》篇说：舜“放父杀弟，不可谓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谓义”。但他所驳离掉的无非是后世儒家给他附会上去的道德的外衣，他把儒家渲染的道德礼让气氛一扫而空。实际上道德的意识在当时还不可能产生，这恰好从反面证明了他们各自的才干与事功，他与墨家的尚贤的主张根本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没有否认他们各自的贤能和事功，而这正是上古专家治国的内在精神。

专家政治，强调的是个人的才干和事功，而不是德性，儒家孔孟和太史公无非是以他们当时的道德主张遮蔽了上古社会专家政治的实质，但上古社会的历史残片都在向我们透露出当时专家治国的真实消息。正如前引《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一书中所指出的：

在中华大地英雄时代的“王”，即所谓“君”、“天子”，有组织领导生产的职责是很明确的。由农业收割工具演化成的礼器，即与陶寺大型甲种墓长方形穿孔石刀相类的玉石器在江苏、浙江、山东、陕西、河南的龙山文化、良渚文化、二里头文化和商代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说明最高行政长官生产生活管理权是普遍现象。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以后，长期保存的藉田典礼则为其遗风。从文献记载看，在五帝时代，黄帝与炎帝战前的准备是“修德治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擒杀蚩尤后的政绩，更包括有“时播百谷草木”，“节用水火材物”等组织生产之事。颛顼在传说中是以进行宗教改革的大巫而闻名，却也获得“养材以任地”的赞语。帝喾高辛则能“顺天之义，知民之急”，“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归结一点是“溉执中而遍天下。”……可见都是把政方面的职权放在重要位置。至于尧舜禹，从《尚书》到《史记》，记述最详的仍是民政方面的功绩。如尧，一是任命羲和观象授时，二是组织治水。对舜的考察也重在生产斗争的经验及组织生产、处理民政事务的能力……大禹流传千古的功绩更是治水。……夏代太康失国的主要教训也在于统治者“忘伯禹之命”，启始淫逸康乐，太康更盘游无度，失政而崩。此后，夏商王朝覆灭的原因也与此有关。这说明在我国古代社会，王权从萌芽之初到确立之后，民政方面的职责都是其主要内容之一。^[2]

王者之道，以生产和民政方面为第一要务，辅佐王者的其他职官就更是如此了。中国古代职官的精神，《左传·昭公十七年》说得最具体：“有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睢鸠氏，司马也；鳲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分官设职是“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各种职官均以世俗的名称来命名，正是专家时代精神的反映。

夏的职官，据《礼记·明堂位》：“夏后氏百官，殷二百，周三百。”这当然不是确数，但夏代的职官和后世相比要少得多则肯定是事实。《史记·夏本纪》有“敬四辅臣”的话，裴駰集解引《尚书大传》说：“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这些是“君主”左右的辅臣，实际上是高级专家，另外又有“六事之人”，“三正”等职官。《尚书·甘誓》：

“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

这里的“三正”，历来公认为指“王”左右的三个主要官员。据《说文解字》：“正，是也。从一”；又“是，直也”；“直，正见也，（段玉裁注，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其引申之义也，见之审则必能矫其枉，故曰正曲为直。）从十目。（段注，谓以十目视，者无所逃也。”）很明显，所谓“三正”是三个能“见之审则必能矫其枉”，“有正见”，能作判断，命进止的（生产）专家。君主作为首席专家不可能全知全能，“三正”是怠弃不得的，有虞氏“怠弃三正”，领导乖方，动静失宜，结果“威侮五行”，诸事不顺遂，违背了专家治国的精神，被革了职。

或曰：为什么“三正”必然是三个农业专家而不是三个军事将领？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而不是游牧社会，农业社会生产的性质决定了战争肯定不可能是经常的。相反，战争是偶然的不得已的事。农业民族的本性必然是爱好和平的。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详细地论述。

夏代的其他职官，见诸史籍的还有“羲和”，主管天文历法工作。另有“火师”、“火正”、“四岳”、“啬人”、“射正”、“牧正”、“庖正”等，从这些名称一眼就可看出他们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

据说夏代已有巫史。《吕氏春秋·先识篇》说：夏桀之时，“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奔如商”。“太史令”是后世的追加的官名，但史官一职肯定源远流长，而且极可能是后代多种职官之所从出。王国维说：“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3]只是上古巫史合一所有的职官可能都以巫的身份出现。巫史实际上就是掌握各种知识的专家。徐中舒《先秦史论稿》说：“总的说来，巫是古代社会中的一个集团，他们掌握祭神，跳舞，医疗，文字等宗教仪式和科学技术，他们是古代有知识的人。”^[4]他们是上古社会的专家。不过，关于巫的身份，留待后文再详论。

夏代职官的性质多为传说，不一定是信史，商代的职官就有不少确定的资料可证。《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从商王开始的主要官员都是以巫的身份出现的。《尚书·君奭》载：

“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涉、臣扈，格于上帝。巫咸王家，在祖已，时则有若巫贤。”

而且商王本人也是一个大巫。李宗侗认为，上古时代，“君及官吏皆出于巫”^[5]。陈梦家论商代巫术时也说：“由巫而史而为王者的行政官吏，王者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6]如果我们有了上古社会专家治国的前提，知道所谓巫无非是一群有知识的人，当他们遇到知识范围之外的问题，有稽疑时，他们就用请示、询问的巫术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是很正常的。商王在遇到重大问题时兼行某些巫术性质的活动，在文献上有迹可寻，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汤祷”的传说。

《墨子》中说：

汤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即此言汤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惮以身为牺牲，以祠说于上帝鬼神。《墨子·兼爱下》

这里说汤在大旱时祈祷求雨，愿自为牺牲。《吕氏春秋》也转述了这个故事：

“昔在汤克夏而正天下，天下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大悦，雨乃大至。《顺民篇》

《尸子·君治篇》说：“汤之救旱也，乘素车白马，著市衣，婴白茅，以身为牲，祷于桑林之野。”

由此观之，汤欲自焚以求雨，是在以大巫师的身份履行其领导责任，如果对照《汤誓》来读，则上面的故事就更好理解：

“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尚书·汤誓》

汤之放桀，因“有夏多罪”，夏有何罪？罪在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老百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夏邑还是没有收成，大家干不下去了。也就是说，生产不能正常进行。夏王室是领导组织人民生产的专家集团，如果不能使生产正常进行，就难辞其咎了。为什么生产不能正常进行呢？因为发生了大旱。古人不明所以，以为是“天命殛之”。夏桀为首的专家集团当时根本不可能解决天不下雨的问题，所以他就有罪了。汤是另一个部族的领导人，大家都拥戴他，希望他能解决这个生产的大问题。商汤放逐了桀，但商汤也没有什么高招，没有办法，只好准备以身为牲，祠说上帝，但他运气比夏桀好，天终于下雨了，他因此有大功于民，所以被后世奉为圣王。夏桀王不逢时，连年大旱，所以要被骂为毒日。“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这一句极有历史的影子，是当时发生大旱的真实写照。

殷商王室的权威合理性来源于他们以专家的身份领导和组织人民进行正常生产，这一点现在可以从甲骨卜辞中找到大量的证据。

商王国的整个范围，甲骨卜辞称为“商”、“大邑商”或“天邑商”，以商王为首的专家集团对整个国内的生产均负有领导、组织之责。

丁未卜，大邑受禾　（合集33250）

癸卯卜，争贞，今岁商受年　（合集9661）

我北田不受其年？　（合集9750甲）

乙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王卜曰：吉，东土受年？

南土受年？西土受年？北土受年？（合集36975）

无论东西南北土，受年与否，均在商王关心之列，而且商王室有亲耕的田。

王田不雨（合集33438）

辛已卜贞，王其田无灾　（合集33445）

商王不仅直接经营管理王田，而且要对全国的农业生产亲自指导。

耤在名受有年（合集9503正）

丙辰卜，争贞，呼藉于唯受有年　（合集9504正）

庚子卜，贞，王往观藉，惟往十二月　（合集9500）

丁酉卜，争贞，今春王勿黎？今春王黎于南？　（合集9518）

贞，王往黎于……　（合集9558）

当然，商王一个人不可能面面俱到，他下面有各级官员，包括“多尹”、“多羌”、“小藉臣”、“小众人臣”、“小臣”等辅助和具体指导。

癸亥贞，王令多尹裒田于西受禾　（合集33209）

贞，王令我羌裒田　（合集33213）

乙丑贞，王令裒田于京　（合集33219）

已亥卡贞，令吴小藉臣　（合集5603）

贞，唯小臣令众黎？一月　（合集12）

贞，亩吴乎小众人臣（合集5597）

王大令众人曰刕田，其受年十一月　（合集1）

商王之亲自参加农业生产，指导、领导全国的生产活动确定无疑。^[7]这是专家政治的必然要求，生产的专家和组织者必然亲自参加生产，这是从上古直到殷商一脉相承的传统。专家不组织、指导和参加生产，他的专家身份也就丧失了。

“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尚书·五子之歌》

太康之失国，是由于没有履行专家应尽的职责。

“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尚书·胤征》

羲和是管历法掌农时的官员，职在要津，责任重大，却玩忽职守，当然要被革职。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于毫。”《尚书·太甲上》

太甲当政，领导乖方，伊尹放逐他到桐劳动学习三年。关于伊尹放太甲复迎其归，后世颇多猜疑。如果真有其事，那么只有在专家治国的大背景下才是可以理解的，之所以说是放太甲到外地劳动学习，是因为后世许多有名的商王，包括中宗、高宗、祖甲等都有类似“旧劳于外，爰既小人”的阅历，这极可能是从太甲正式开始确定的传统。夏商时代的专家政治决定了夏商王位继承中的尚贤精神。尚贤也是禅让的本质。（但是“贤”并不一定意味着“德”，道德的观念是很后起的）。王的身份是首席专家，他必须能够身体力行，负组织指导之责，这就决定了夏商时代不可能出现幼主，为了避免幼主，夏商的王位传承是兄终弟及和父死传子并举。表面看来似无规律，但其实质是保证了王者的专家身份。而且王必定是亲耕的，专家的知识和权威只能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巩固。商王在王田上的劳动正是专家政治的必须。《尚书·无逸》说：

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不敢荒宁。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

殷王之中宗、高宗、祖甲等“旧劳于外”、“旧为小人”，都是他们在即位之前多年在生产第一线实践学习的真实反映，这是专家政治的必然要求。如果说对王者的要求首先都是他在生产方面的知识的话，那么对其他低级领导和专家的要求就更是如此了。这就决定了夏商社会的用人唯贤。

夏商时代的用人政策，史料没有明确的记载。向来的观点，认为商代即是像西周一样的实行世官制，主要证据是《盘庚篇》中的两句话：“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又“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但这两句话中的“旧”，并不一定意味着世袭制。“旧”即是“久”，前引“旧劳于外”即“久劳于外”之意，“旧人”即是有经验的人，农业社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生产的知识最主要地来源于时间的积累。所以农业社会的专家政治通常表现为“老人”政治，它首先表现为祖先崇拜，其次表现为敬老。《盘庚》中即说：“汝无老侮成人”；《康诰》也说：“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但此时的老人政治，由于先民的寿命有限，所以并没有什么妨碍。

夏商时代的用人唯贤，《国语·楚语》中还有反映。观射父说：“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明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前已说过，巫、史、宗、祝之事神，本质上是对自然的探索，他们都是古代的智者和专家。这时候由于专家政治的这种性质，所以并没有后世重男轻女的偏见，无论男女都可以成为专家，只要是“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明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观氏这里明确地指出：巫的来源是“民”，没有一点世袭的影子。

商代之不重男轻女，在甲骨文中有明确的反映。甲骨卜辞中有一批有名的妇女，最有名的是妇好和妇井。她们之知名，并不完全因为他们是贵妇，或者因为她们像后代的妇女相夫教子，而是因为她们的事功。

贞，呼妇井往黎？（合集9533）

甲辰……惟妇井伐龙哉？（合集6548）

妇井不仅是生产方面的行家，而且是带兵打仗的女英雄。

另外，商代所有知名的贤臣，没有一个表明是出生世家。有些来历不明的不说。第一是伊尹，他是“有辛氏媵臣”（《史记·殷本纪》），出生并不高贵，甚至很低。在卜辞中有伊尹受祭的记载，可见地位之高，但他的后人并不显赫；其次是甘盘，晚出的古文《尚书·说命》说：“王曰：……台小子旧学于甘盘，既乃遁于荒野，入宅于河”，已知武丁又曾“旧劳于外”，由此可推测甘盘应是武丁“旧劳于外”时结识的小民之一。虽然他在武丁“谅阴三年”期间就死了，但接替其位的不是他的儿子，而是另外一个也可能是武丁“旧劳于外”时结识的小民傅说。傅说的故事最广泛,傅说原为刑徒，被武丁发现后予以重用。关于他的出生,许多书中都有记载。《墨子·尚贤下》：“昔者傅说，居北海之渊，圜土之上，衣褐带索，庸筑于傅岩之城。武丁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孟子·告子下》：“傅说举于版筑之间。”《楚辞·离骚》：“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可见他的出生更低，他的后人也没有什么有名的人。可见，世官是不存在的。夏商时代的统治大法《洪范》中也没有表明商代有世官的迹象，详见后文。实际上，世官制是西周分封制的产物，是周公制礼的结果。但这一点不是此时这里讨论的范围。

但随着农业生产千百年的重复和积累，生产方面通常的基本的问题到殷商后期已经大致解决了，这就是农业稳定性（the stabilization system of agriculture）的基本获得。具体来说，就是历法的基本精确化。农业稳定性的基本获得使商王的专家性质开始消褪，商王在客观上有了逸的可能性，也同时有了逸乐的物质基础。所以自祖甲以后，

“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无逸》

周室在成王以前，也是专家政治，远的不论，太王不立泰伯而立王季，文王不立伯邑考而立武王，实质上都是立贤。而且，

“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无逸》

成王以后，周公改制，但专家政治的惯性很大，不可能遽然变易，所以周公谆谆告诫成王“无逸”，而且周初的王室以及各级官员是真正参加劳动的：

“噫噫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诗·周颂·噫噫》

这是写成王率领千夫在十个千亩上进行耦耕的诗。又：

“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组陧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强侯以。有贪其盍，思媚其妇，有依其土。……”《载芟》

“侯王侯伯”、“侯亚侯旅”、“侯强侯以”都是参加劳动的。

但毕竟到西周以后，专家政治正在日益地退出中国农业社会的历史舞台，由于王者主要不再以专家的身份治国，他亲自藉田的必要性就消失了，后来天子藉田变成了一种藉田礼，成了祈社稷的一种仪式：

“乃择之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于保介之御间，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大夫九推。”《吕氏春秋·孟春纪·孟春》

这纯粹是一种仪式，《毛诗·载芟序》：“春藉田而祈社稷也”。到西周后期，宣王终于连这种象征性的仪式都不想做了，“宣王即位，不藉千亩”。（《礼记·月令》）如果说天子的藉田千亩是专家政治留下的“澜尾”的话，到春秋废公田，实行实物地租，就是最后割除这个澜尾。专家政治的时代彻底过去了，政治在中国日益呈现出道德的性质。因为政治都是时代的政治，它必定围绕着时代的中心问题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夏商之时，当农业的稳定性还在确立的过程中，农业还没有达到“自然经济”的水平，农业还远不是“自然”的时候，社会的主要问题必然集中在生产领域。生产领域的问题的性质决定当时的政治必须是专家政治。随着农业的“自然经济”的性质日渐呈现和完备，政治的专家色彩就淡化起来。人的关怀从生产领域转向分配领域，人的眼光也随即开始实现从自然向人的偏转。中国文化的道德人文转向始于周公，成于孔子，到孔子以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主流就完全道德化了。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后世政治完全弥漫在道德或不道德的笼罩里，但夏商时代的政治教科书《洪范》却几乎没有一点道德学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