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占卜与尊鬼事神的本质

第四节　祭祀占卜与尊鬼事神的本质

《礼记·表记》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这段话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三代都“事鬼敬神”。但对鬼神的态度，则有远有近。《礼记·檀弓》说：“仲宪言于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无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为而死其亲乎？”明器又称冥器，明器和祭器都是礼器。

殷人之尊鬼事神，已经是文明社会以后很久的事了。前已说过，上古时代的原始宗教，亦即殷人事鬼之所从来，主要是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但原来狭隘的图腾部族祖先崇拜发展到殷商甲骨文时代，由于民族融合的结果，已经变成了以玄鸟崇拜为主体的帝信仰，这种帝信仰已经和原来的图腾祖先崇拜有了很大的不同，它已经具备了原始宗教的形态。殷人之帝在甲骨文中已经有了浓厚的人格神的意味，尽管这种人格神主要地还表现为自然神。也就是说，神的关怀主要还在自然和天道的变化。

让我们从夏商时代的礼器谈起。到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器的礼器身份开始变得重要起来。二里头文化的“爵的数量较多，都是薄胎、束腰、平底，较早的平面无柱，较晚的有小柱，施简单的花纹和镂孔”^[15]。这两种礼器都是容器。另外还有表现为乐器的铜铃和镶嵌着绿松石兽面的铜牌装饰品。

到商代以后，礼器成了青铜器最醒目和最主要的身份，青铜礼器的数量和形制都大大地丰富起来。礼器从用途上可分为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等。炊器有鼎、鬲等；食器有簋和豆；酒器有爵、觚、觯、尊、卣、壶、觥、瓿、方彝等；水器有盘和盂；乐器有钟、镈等。一言以蔽之，礼器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一些用来吃喝玩乐的东西。但是这些青铜做的东西，大的固然是庞然大物，小的也都很有些分量，实用起来显然是很不方便的，如果统治者们想假神之名自己行乐的话，他们完全可以把它们做得更加方便实用轻巧一些。据考，青铜器“一般不作为生活用器。当时无论平民或贵族，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陶器”^[16]。所以，这些东西并不是供人吃喝玩乐的，实际上，它们都是“神器”，是先民的祭祀用器。因此，对这些青铜器的理解，就离不开对先民祭祀对象和目的的理解。

夏人的神，除图腾崇拜外，不知其详，故不说。殷人之神，根据卜辞的研究来看，当兼指天神和人鬼。陈梦家根据卜辞记载的祭祀活动及其对象，认为殷人的神分为三类：

一、天神：帝和上帝、日、东母、西母、云、风、雨、雪

二、地示：社、四方、四戈、四巫、山、川

三、人鬼：先王、先公、先妣、诸子、诸母、旧臣^[17]

帝是殷人信仰的最高神，具有最高的权威，管理着殷人所能想象的一切重大事宜。不过，帝最重要的关怀是管辖天时与影响年成，明显的是一个早期的主掌农业有自然神。这从其初意象“鸟行禾上”可以得到更直接的说明，它本来是由玄鸟崇拜进化而来的。但不过它不再是原始部落的部族神。卜辞中的帝不仅像人间帝王一样发号施令，而且有帝廷、臣工为之施行号令。殷人作为祖先来崇拜的先公先王可上宾于帝廷或帝所，转达人间对上帝的要求。陈梦家进一步指出：

殷人的上帝或帝，是掌管自然天象的主宰，有一个以日月风雨为其臣工使者的帝廷。上帝之令风雨、降祸福是以天象示其恩威，而天象中风雨之调顺实为农业生产之条件。所以殷人的上帝虽也保佑战争，而其主要的实质是农业生产的神。先公先王可上宾于天，上帝对于时王可以降祸福，示诺否，但上帝与人王并无血缘关系。人王通过先公先王或其他诸神的向上帝求雨祈年，或祷告战役的胜利。^[18]

不过，帝与人王无血缘关系的论断是可商榷的，因为帝信仰是从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发展起来的。但是这对于我们了解“帝”的性质无碍。当然，帝与人王的关系并不因为有血缘关系就更加密切，因为即使是真正的血缘关系的先公先王也可以作祟为恶，显然没有在生时那么关系密切，实际上这种所谓的血缘关系只是人单方面想和神攀亲戚的结果。人与神的疏远实际上是表现了人对帝亦即自然的可变性的无知，其中最主要的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自然天道变化的无知，尤其是对时令、季节和降水的规律性的无知。

由于人的无知和软弱，帝就强大和霸道起来。殷人的帝与祖先神对作为其子孙后代的殷人来说并不总是仁兹的，相反，他们经常很暴虐，即便是先公先王也经常作祟起祸。他们都没有明显的善恶观念，对人世的影响都有正负两个方面。帝既可以令风调雨顺，使殷人受又、受年，即出现《洪范》中所说的“休征”；也可以使雨、炀、暘、寒、风五者一极备，一极无，因此不受又，不受年，即出现“咎征”。帝及其使者先公先王并不只是关照下民、播爱人间的仁慈之神，他们同时是喜怒无常、高高在上的凶神恶煞。殷人对其只能战战兢兢，每日占卜、谦虚奉承以揣测其意，人是它的奴隶。

帝的强大与深不可测使它显得无比霸道、专横而且贪婪。正是神的这种霸道与贪婪使得殷人不仅低声下气地事事时时占卜，而且总是异常大方地献祭。所谓献祭其实就是请神吃喝玩乐，对神行贿和献殷勤，青铜礼器就是专门派这种用场的。青铜礼器之为好东西是不用说的了，古人对神的祭品之奢侈丰厚更是令人乍舌，这些祭品中甚至包括活人，这种丰厚奢侈的献祭并不是像后人只纯粹做做样子，摆一摆然后却自己把它消费了，殷人是真正地献祭给神去消费的。《孟子·滕文公下》讲了这样一个事故：

孟子曰：汤居毫，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毫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黎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予以黍肉响，杀而夺之。

葛伯是不是像孟夫子所说如此不近人情，不得而知。但商汤首先是拿葛伯开刀则是事实。《孟子·滕文公下》说：“汤始征，自葛载。”《尚书序》云：“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征讨葛伯的借口是因为其吃了奉神的祭品。这就是说，当时奉神的祭品人是不能吃的，哪怕自己挨饿。另外，《尚书·微子》也说：“今殷民，乃攘窃神祗之牺牲，用以容，将食无灾。”偷吃神祗的牺牷牲是一种罪恶和大不敬。

因此，青铜器之不作为直接的农业生产工具而大量表现为殷商式的礼器，实质上只可能是因为殷商时代农业生产的主要问题是与气候、季节、降水有关的历法问题。这也正是殷人的帝之主要关怀和权柄。可以说，作为礼器的青铜器是殷人的神器，而此种“神器”之神亦即是帝之神，而帝之神最主要地表现为农业生产中的季候天道变化，也就是历法。所以，作为礼器的青铜器实际上是殷人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器具，尽管它不表现为我们现代人看来的生产工具，但这只是因为，一方面，对于古人的农业生产来说，认识季候天道的变化是比如何挖士深耕更加重要得多的问题；另一方面，也由于我们现代人对生产工具的理解过于狭隘。

礼器的这种性质决定了礼器的形制。殷商的礼器首先是奢侈，亦即笨大和厚重。这一方面可以说是由于神的霸道和贪婪，但神的这种性格无非是表现了人对于与生产有关的自然的软弱和无知。殷商鬼神之凶恶贪婪还直接表现在殷商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样及陈梦家所说的动物形象之森严可怖。^[19]商代礼器上的动物形象的纹饰，除家畜和明显可辨的动物形象之外，与图腾崇拜的关系尤其明显。后世为这些纹饰分别取了很多名字，如饕餮纹、夔纹、龙纹、鸟纹、凤纹等。其实，它们的最初来源可能就是龙即闪电和玄鸟两种，它们都是在“帝”的发展过程中日渐丰满起来的各种变形，它们表示的本身就是帝的威严和恐怖。另外，殷商青铜器除了族徽和人名之外，基本没有铭文，尤其是殷末两帝之前。^[20]这并不是因为当时没有掌握这种技术，而是因为青铜礼器的属神性格。既然它是属于神的，人就没有权力也不敢在上面大胆地表现和炫耀自己，最多只是刻上自己的族徽或名字让神或先公先王知道这是谁的心意。但西周以后，作为礼器的青铜器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礼器上的动物图案形象温和，而且铭文冗长，极尽吹嘘炫耀之能事，这说明礼器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不过，这是后话。

殷商时代及在此之前的祭礼具体是如何进行的，不得而知。但是那些主持祭祀的人大抵都是当时的专家即有知识的人，即巫者，王是他们的领袖。陈梦家说：“由巫而史，而为王者的行政官吏；王者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21]商汤就曾经以巫的身份“汤祷”以求雨。《国语·楚语》中观射父也告诉我们，那些明神所降的巫者都是些生具异秉的聪明人。卜辞和金文都有巫字，作。按照《说文》：“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裒舞形，与工同意。”为什么巫“与工同意”，周法高说：“窃疑巫字像布策为筮之形，乃筮之本字……筮为巫之道具犹规矩之于工匠，故云与工同意。”^[22]张光直先生说：“实际上我们不如更直接地说巫师以‘工’为象征形的道具。”工即是矩，“矩可以用来画方，也可以用来画圆，用这工具的人，便是知天知地的人。巫便是知天知地又能通天通地的专家，所以用矩的专家正是巫师。……如果这个解释能够成立，那么商周时代的巫便是数学家，也就是当时最重要的知识分子，能知天知地，是智者也是圣者。”^[23]

张先生的上述说法是很有见地的，不过，我认为古代的巫主要不是数学家，而是天文历法专家，巫所用的“工”可能主要是一种用来了解天象和地理的工具，“工”字应该是一个表意字，象征连通天地，即上知天文，下明地理。《易·系辞》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包牺氏正是一个通晓天文地理的专家。古人之“观象于天”，最初可能只是观察天空中的气象变化，首先是了解龙亦即闪电出没的规律，天文学可能是从龙崇拜发展出来的科学；“观法于地”则主要是观察物候的变化，地理学可能是从玄鸟崇拜发展出来的观察自然天道变化的科学。这两种科学都是历法的内容，都是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

所以对殷人之尊鬼事神、祭祀占卜的本质，如果把它当作纯粹是或主要是一种装神弄鬼的政治统治的手段，那就是完全错误的；如果过分低估它所表现出来的人的主动性，把它只理解为人对自然的屈服和受动，也是不对的。与此相联系，如果把青铜器主要为作人王摆阔气、耍威风、奢侈享受的工具，那就是错误的；如果只把它理解为一种政治统治的手段，一种作为统治工具的艺术品，而不把它所表现出来的统治功能进一步归结为通过它对于自然规律的探索和对于生产的组织与领导，也是极其不够的。尊鬼事神、祭祀占卜的本质，实际上是人谦虚地向自然学习，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性的过程，它同时是一个主动的过程，是一个对象化的实践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