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农业生产方式与中国古代文明的演进

先秦农业生产方式与中国古代文明的演进

中国古代文明是一种典型的农业文明，对这种文明性质的正确理解离不开对农业生产方式及其发展阶段的研究，但这种研究的现状并不能令人满意。目前这种研究的路径大多是遵循考古学家为我们提供的现成发现。就中国的情形来说，考古学家为我们整理出了一个很明确的器物发展序列：石器—青铜器—铁器，但迄今人们似乎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些器物的文化意义。笔者不吝浅陋，一管之见，就正方家。

一、传统的研究思路及其缺陷

从器物尤其是从表现为工具的器物出发来研究农业生产发展的阶段和水平一直是最通行的研究方法。这不仅因为工具的差异性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而差异性的工具对于标示不同的生产发展水平好像是一目了然的。而且更因为对于古代文明生产发展的研究，我们可资凭借的文献极少且不一定可靠，而考古发掘的实物不仅数量众多，其可靠性更是毋庸置疑的。这种方法也历来被认为是最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因为生产工具被认为是衡量生产力水平的客观尺度。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遵循这种研究思路，器物尤其是与生产有关的器物成为人们研究生产发展阶段和水平的不二法门。这种研究方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由之造成的困惑和迷雾也挥之不去。

首先，如何说明和理解石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在生产技术发展阶段的不同意义。石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在文明发展阶段和水平上的巨大差异是一目了然的，石器时代属于野蛮的史前时代，铁器时代则已经是文明大盛的战国时期了。但石器工具和铁器工具的形制和功能基本上是同样的，表面上看，它们的差别似乎最主要的表现在工具的材质上。而且，石质工具在生产中的为主使用其实一直延续到春秋前后，其后才很快为铁器所代替，尽管石质工具的使用在此之后仍然维持了极其漫长的历史时间。所以，显然不可能是因为铁质工具和石质工具在效能方面的高下导致了这两个时代在生产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巨大差异。那么，石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在生产发展阶段上到底有什么不同的意义呢？为什么石器时代结束以后很久石器仍然可以是生产中为主使用的生产工具呢？这是传统的研究方法所不能回答的问题。

但更大的迷惑莫过于对青铜时代的理解。青铜时代的起止大致和夏、商、周三代相当，对青铜时代的理解无疑对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具有首要的意义。但令考古和历史学家困惑和尴尬的是，青铜器在绝大部分青铜时代主要不表现为农业生产的直接工具。张光直先生说：“青铜农具没有发现，这是一个事实上的而不是我们主张上的问题。青铜农具假如有的话，也是非常少的。在春秋战国时代，长江流域下游有较多的青铜农具出现。但是据我所知，在殷商、西周时代，青铜农具非常稀罕，甚至是没有。……换言之，生产工具、技术这个领域中本质上的改变，不是中国古代文明出现的主要因素。在生产技术领域里，从新石器时代到文明时代，有着很强烈的连续性。”^[2]当然张先生从三代的生产工具基本没有变化就推论出三代的生产技术也没有大的变化是错误的，这一点笔者已经在别处进行了详细讨论。^[3]

为什么青铜器不表现为生产工具而表现为礼器？青铜时代的生产工具既然仍然是石器，那么青铜时代的生产力水平与石器时代到底有没有本质的差别？如果没有本质的差别，如何说明青铜时代对于石器时代在文明发展上所发生的显然存在的飞跃？如果有本质上的进步，青铜时代与石器时代在生产发展阶段上的区别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也是传统的研究方法所不能令人满意回答的。

所以，通常意义上的工具并不一定能真正展示当时生产发展的水平。因此，简单地按工具的演变来划分生产发展的阶段是不可能的，由此形成的对古代文明发展阶段的理解也必定是不全面甚至是错误的。

二、逻辑与历史的一致

笔者认为，生产的发展过程有其自身的逻辑，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不过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碰到的旧问题的不断解决和新问题的不断展开的过程。正是由于生产中主要问题的不断转换，才使得本来连续的生产发展过程表现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而也使得连续的文明发展过程表现为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所以，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应该归结为不同的生产发展阶段，并进而归结为不同的生产主要问题的依次展开，生产中主要问题展开的逻辑才是解读历史发展逻辑的真正钥匙。

笔者把中国先秦农业的发展依其主要问题的次序展开，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并试图以此说明来说明中国古代文明的演进。

一、品种阶段。无论什么地方的农业生产首先都要解决种什么作物的问题，这就是品种。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在极遥远的史前时代，先民们在长期采集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那些适于食用和种植的植物。

二、土壤阶段。“种什么”的问题解决以后，接下来就是“如何种”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难易程度不同的几个方面。首先无疑是土壤问题，因为五谷都长于大地。当人们自觉地开始农耕时，他们必定要对土地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改变。在旱地为主的北方，最早采用的办法是放火烧掉大地上的芜杂，然后种上作物。所以我们知道的最早一位农神叫“烈山氏”（放火烧山）。人们后来发现如果把种子用某种方法埋在地里的话，其发芽率会更高，于是又发明了播种用的点种棒，所以就有了一个被认为是“烈山氏”之子的“柱”。“柱”算是最早的农作工具，不过它是木质的。从此开始，人们开始探索如何在生产中更好地与土地打交道，以便提高生产的效率。例如平整和疏松土地，把土地划块等。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发明了石器。在各种各样的石器农具组合中，历来最受研究者们关注的毫无疑问是掘土器，因为土壤问题是石器时代农业生产面临和所能解决的首要问题。由于各地不同的土壤性质和状况，人们于是发明了不同形制的石器农具组合。比如西安半坡，由于黄土疏松，土地旱作，人们就发明了以耒和耜为代表的石器组合；而浙江河姆渡，土壤沾黏，土地稻作，人们就发明了以犁和耘田器为代表的石器组合。

因此，石器时代所代表的农业生产发展阶段是农业生产的土壤阶段。在这一阶段，长江流域的南方人和黄河流域的北方人基本上取得了同样的成就，他们分别按照当地土壤的性质和状况发明了各有其特色的石器工具组合。过去有些学者曾试图以某种特定的掘土器的出现与否——最典型的是犁——作为判断当时农业发展水平的依据，他们认为，如果犁出现了，意味着集约农业的出现，相反，则是粗放农业。这种标准显然是不妥当的，犁不过是特定土壤状况的产物而已。在北方，直到很晚近，犁都不是必须的生产工具。石器工具的制作技术大约在中国文明起源之前的史前龙山文化时期就达到了顶峰。^[4]

三、气候历法阶段。几乎在碰到土壤问题的同时，北方的先民还必然会面对另一个更棘手更深刻的问题，这就是气候历法问题。这个问题的出现首先与农业生产的周期性特点有关。农业生产的周期性也就是农作物生长的周期性。所以，这个问题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如何确定一个农业生产周期的开始，也即播种季节的确定。

在不同的地区，这个问题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在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因为这里大部分时间的气温都比较高，适合农作物生长。如果只种一季作物的话，人们可以等到足够稳定的高温以后再开始播种。正是由于南方的先民没有碰到这方面的问题和挑战，所以在解决好土壤问题以后，他们的文明发展也就停下了脚步。

但黄河流域的先民就没有这份“幸运”了，他们所生活的地域寒暑交替，四季分明，虽然为作物提供了足够的生长期，但生长期没有长到像南方那样有大量可以浪费的余地。在这里，确定一个农业生产周期的开始即播种季节是非常重要的。既不能太早，那有可能导致种子不发芽或庄稼的幼苗被冻死；也不能太晚，那有可能出现在庄稼没有成熟之前生长期就结束了从而得不到收获的情况。

由于季节的变动性，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对于我们的远古祖先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如此，尽管这个问题在黄河中下游是和土壤问题同时呈现出来的，但它的某种程度的成功解决则要晚得多。不过一旦他们以某种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也就开始迈向新的更高程度文明的门槛。笔者认为，黄河中下游之所以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绝不是偶然的，因为那里的先民碰到并且经过长期的努力成功地应对了大自然提出的这一挑战，他们于是当然光荣地成为中华文明的先驱。但如果再往北方，由于生长期更短，大自然的要求更苛刻，这个问题的难度对于先民们来说似乎太大。在当时的情况下那里就明显不适宜进行农耕，于是那里就成了中国上古农耕文明的北限，成为草原民族的地盘。

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先民如何确定一个农业生产周期的开始呢？他们是在长期图腾崇拜的过程中达到对大自然的这一初步认识的。弗雷泽在其名著《金枝》中雄辩地告诉我们，图腾崇拜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巫觋文化实际上曲折地反映了古人探索大自然的不懈努力。

到底有多少种亦真亦幻的对象物曾经被众多的小部落当作图腾来崇拜我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但其中的两种图腾显然具有异常强大的生命力，它们最终主要不是通过武力消灭或克服了其他图腾崇拜，建立了自己图腾基础上的强大方国，这就是东部鸟崇拜的商部族和西部龙崇拜的夏部族。

鸟崇拜之于商部族是确凿无疑的。从文献上说，《吕氏春秋》中记载了简狄吃燕子蛋从而生下商族第一个男性祖先的传说；《诗经·商颂》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诗句，它很可能是在告诉我们，古代商人认为他们自己的第一个男性祖先“商”其实就是他们的图腾神玄鸟生下来的。就像我们现在自称为“龙的传人”一样，他们自称为“鸟的传人”。而且，东部地区已经发现了大量表现鸟崇拜的考古遗物，在山东大汶口、安徽蒙城尉迟寺、江浙良渚文化都出土了大量“上鸟下丘”或与鸟有关的刻符。^[5]不仅如此，“商”这个字的写法本身就是玄鸟崇拜最直接的产物和最有力的证明。在甲骨文中，“商”字的上部实际上是一只燕子的象形，下部则是一土丘，即“上鸟下丘”。另外，商人的最高神“帝”字的上部和“商”字同构，也明显的与鸟崇拜有关。

玄鸟崇拜的意义是很明了的。它意味着东部地区的先民依据燕子的定期到来确定一个农业生产周期的开始。在上古时期，这无疑是方便而有效的。玄鸟崇拜后来演变为凤崇拜。

西部地区的夏部族则选择了龙作为图腾。笔者认为，龙的原型是闪电，表明他们是根据闪电的特定出现作为一个农业生产周期的开始。闪电作为一种巨大的自然现象，在当地的一个寒暑交替过程中，它在天气寒冷的季节里基本不会出现，而它在长期蛰伏后的首次出现通常意味着春气发动，天气转暖，于是先民们赋予闪电以神性，认为它是神的使者，启示人们可以开始农作。

就目前已有的材料来看，龙崇拜与夏文化的关联性似乎没有鸟崇拜与商文化那样直接。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迄今也许还没有发现夏文化遗存的最关键的考古实物和文字证据；另一方面也由于我们过去一直没有自觉地把夏文化与龙崇拜联系起来，所以对一些现成的材料熟视无睹。就考古发掘的材料来看，在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尤其是河南二里头夏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放射状的刻划符号。笔者认为，这和后世公认的闪电的象形写法具有惊人的相似性。“禹”字在金文中的写法被认为是两条闪电的象形，对比一下“禹”字的金文写法和二里头的上述刻划符号，你一定会同意这一点。而大禹是夏民族的英雄，这绝不是巧合！有趣的是，顾颉刚先生早年曾有过大禹不是人，是一条像蜥蜴样的虫的说法，这个说法当时招来了一片批评。但如果他当时说大禹是条龙的话，也许他就会得到喝彩，因为我们一直都以龙的传人而自豪。而古人向来认为龙无非是虫之一种，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从他的这一说法，龙与闪电的关联也是一目了然的。

龙凤崇拜是先民们把握大自然天道季节变化的重要阶段性成果，它的意义是如此深远，以至于人们把它作为华夏民族从野蛮跨入文明的标志和门槛。我们一直认为华夏文明有五千年文明史，这五千年文明史肯定不是从夏启建国开始的，实际上，人们有意无意地把龙凤崇拜的确立当作中国文明的起点。“龙的传人”这一情结正是表达了后人对文明缔造者们的最深刻缅怀和纪念。(由于商人被夏文化的后裔周人打败，鸟图腾在后世中国文化中就只能始终处于从属地位。)

但确定一个农业生产周期的起点还只是气候历法阶段的开始。农业是一种始终在大自然中进行的生产，大自然的阳光风雨、阴晴冷暖对农业生产的收获到现在为止都还是至关重要的。而它们又是那样的变化多端，气象万千！中华文明的开创者们一直坚韧地探索着大自然的奥秘。先民们相信，就像闪电和燕子是神灵一样，与生产生活有关的每一种自然现象也都是神灵，只不过他们认为闪电和燕子对他们特别关爱和友善，就和它们攀上了亲戚。而其他的神灵在他们看来都是喜怒无常、变化多端的，于是他们就只好委屈地祈求它们，这就是祭祀。对神的祈求（祭祀）同时也是努力揣测神意即占卜的过程。神灵的喜怒无常被先民们理解为贪婪，由于神灵既贪婪又至关重要，于是人们的祭祀就不得不极其慷慨。首先是祭品的丰厚，甲骨文有明文的记载（而且人是最终也不准享用这些祭品的）。然后是盛祭品的器皿，日常用的器皿既不足以表达人的敬畏也无法满足神的贪婪，于是人们把当时最宝贵的资源青铜用来铸造事神的礼器，以表达对神的敬畏和谄媚。几千年过去了，无论怎么丰盛的祭品都早已灰飞烟灭，但青铜礼器的庄重和威严历久弥增。青铜器的威严首先表征的是自然力相对人的强大和变化莫测，但如果把青铜器的威严仅仅看作是自然对人的强大则无疑是肤浅的。媚神的过程同时也是揣测神意的过程，每一次祭祀活动实际上都是先民们把握大自然天道季候变化规律的不懈努力，青铜器因此更表现了古人认识和探索大自然奥秘的顽强和坚韧，是人类认识自然的不朽丰碑。

不过这种情形到西周以后发生了比较深刻的变化。经过长期的努力，到西周时期，大自然天道变化的神秘性开始消退，于是青铜器的神圣性也随之消退。与此同时，另一个更神秘的领域——社会历史领域成为社会精英分子的重要关怀，这时，青铜器就由属神的变为属人的。人们开始利用青铜器炫耀和吹嘘自己及家族的光荣，希望藉此保守利益和维护秩序。但是社会生活领域的问题不能通过传统时代的方式得到解决，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智慧，青铜时代于是走向衰落。

由此观之，青铜器不表现为以翻土工具为代表的农业生产工具是必然的，而石质农具在青铜时代的长期使用也是极其正常的，因为青铜时代主要表现了农业生产的气候历法阶段。虽然翻土工具完全没有发生变化，但这一点也不妨碍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巨大进步和文明形态的向前演进。

四、灌溉农业阶段。就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来说，人们对天道季候变化的探求后来逐渐集中到对降雨规律的把握。因为寒暑交替有常，而降水则变幻无常。无论是年份还是月份，降水分布都有可能极不均匀，而农业生产要求雨以时至。尤其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总的说来降水偏少，所以求雨成为当时社会精英分子在农业生产中的首要诉求，这一点在甲骨卜辞中有很集中的反映。甚至连一向信奉鸟崇拜的商民族有时候也会用作土龙以求雨的办法。^[6]

就对降水规律的把握来看，龙崇拜似乎比鸟崇拜更有优越性，因为闪电与雨水的关系是一目了然的。我猜想这也许是后来在中国文化中龙图腾比凤图腾占强势地位的原因之一。但无论以怎样的方式求雨，都不会有真正直接的效果，因为降水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求雨是无济于事的。我推测，夏桀之被放逐可能不是像太史公所说的那样因为他犯了什么道德错误，而主要是因为他求不到雨，所以才被骂作毒日，即火辣辣的太阳。而商汤这个外来和尚运气好些，正当他准备自我牺牲时，天降甘霖，大家都成了落“汤”鸡，他于是成为圣王！^[7]

在经过无数的求雨及失败后，先民们发现，天上不下雨，求它也不管用，但其实可以用地表水来代替雨水灌溉农田。一旦人们发现这个道理的时候，一个新的农业生产发展阶段就开始了，这就是灌溉农业阶段，也是传统时期农业发展的最高阶段。西周时期已经有了初步的尝试，《诗经》中有“淲池北流，浸彼稻田”的句子，《周官》中还有“遂人”这样的职官。但真正算得上是灌溉水利工程的兴建要到春秋战国时期，司马迁在《河渠书》中详细地记载了公元前六世纪到前三世纪各诸侯国修建的主要水利工程和灌溉设施。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不仅最大程度上解决了雨水不够、过多与不及时的问题，而且方便航运，真是功莫大焉。

但是开挖灌溉水利工程和疏松平整土地是完全不同的与土地打交道的过程。用石质工具来处理与生产有关的土壤问题是足够有效的，因为耕种只涉及到地表浅薄的疏松层。但石头的硬度与韧度，还有石头与木柄结合的强度，都使石器显然不能胜任开挖灌溉水利工程的重任，因为这涉及到与大地更深刻的关系。新任务需要新工具，于是人们想到制造金属工具。青铜是现成的材料，它的硬度、韧度及与木柄结合的强度都比石器优越很多，于是青铜开始大量表现为劳动工具，这就是考古学家发现春秋时期存在大量青铜工具的历史原因。但青铜工具显然也不是最理想的挖掘工具，最主要是其硬度和锋利度不够，容易卷曲，而且太重。于是人们很快就发明了冶铁术，随着铁器在战国时期的大量出现，一个全新的农业生产发展阶段就成熟了。所以西方人以中国文明铁器时代的晚到来贬低中国文明是幼稚的，因为此前我们不需要铁器，一当铁器成为必须，中国人很快就把它发明出来。

因此，尽管铁器和石器也许有完全相同的形制和类似的功能，但石器时代代表的是农业发展的土壤阶段，不过这一点都不妨碍在以后漫长的历史时期人们沿袭石器时代的积极成果；铁器时代所表征的则是生产发展的灌溉农业阶段，铁器的发明并不是为了更好的疏松平整土地，但也不妨碍铁器成为更好的翻土工具。

随着铁器时代的到来，传统农业生产中的常规问题就全部解决了。社会精英分子于是不需要再关心生产中的技术问题，生产真正成为“小人”之事，这就是农业社会的至圣先师孔子反对他的学生学农的社会历史背景。孔子无疑是有先见之明的，他对时代生活的问题洞若观火，“不患寡，而患不均”昭示了：由于生产技术问题在时代条件下的基本解决，生产成果的多寡基本上是土地和天气的一个函数，生产的效率已经没有太多关心的余地和必要了，需要关心的是如何对有限的产品进行分配，亦即社会公正和秩序问题。从此，中国社会精英分子的主要关怀就转向了对“官德”即统治术和“私德”即人生趣向的形塑。农业生产方式的稳定是孔子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定格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