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古代文学的忧患意识

第四节古代文学的忧患意识_中国古代文人与传统文化

第四节古代文学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古代文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意识首先表现为对国家、民族、民众命运的关注，表现为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使命感。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责任感、使命感又驱使士人挺身而出，做出对民族、对民众有益的贡献。因此，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一种美德。^[10]

古人忧患意识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人所处的地理环境及其生存的自然条件。中国古代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其地理环境较之于尼罗河谷、印度河平原和两河平原相对恶劣。因此，当人们具有认识自然并对自我能力有所认识时，便感受到了水旱猛兽、地裂山崩等自然灾异随时可能降临，生存条件随时都可能受到剥夺，忧患意识便随之产生并成为代代相续的民族心理。例如，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氏族首领，几乎都夙兴夜寐，忧劳勤苦，这便是忧患心理的体现。中国古代重要典籍《周易》便是一部根据象数、系辞以预测吉凶的筮书。《易·系辞传上》云：“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算卦的行为便是源于忧患的心理。《易·系辞传下》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具有忧患乎？”忧患的内容，由生存环境延及家邦国事，由个人的祸福到国运的否泰，无所不包。虽然卜筮的手段是建立在愚昧的偶然随意性基础上的，但是，其以兢兢业业的心理改造自然、处理人事的态度对于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除《周易》之外，当时的圣哲们无不处心积虑、凄凄惶惶。诸子百家有一个共通之处：“蒿目而忧世之患。”（《庄子·骈拇》）孔子亦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种“终日乾乾夕惕”的忧患感，最主要的内容是对社稷的关注。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活动的形象体现，因此，忧患意识自然成了古代文人创作时的一种重要心态。中国古代文人是以“立德、立功、立言”所谓“三不朽”作为人格标准的，儒家要求文人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目的，因此，作为文学家的主体意识与作为政治家的主体意识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身上是统一的。对于国家社稷的命运、百姓民众的疾苦，他们主要不是祈求上帝、神衹的保佑，而是在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驱使之下，体现了深沉的忧患情怀。从桓宽的“夫圣人君子，以天下为己任者也”（《盐铁论》）到陈子昂的“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感遇三十八首》，《陈子昂集》卷一）、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主张把个体的人生价值与国家的前途、群体的哀乐荣衰结合在一起。因此，中国文学便体现出了强烈的现实精神，文人们常常充满着忧患情怀。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便是充盈着忧患情绪的历史，也是记载、展示中华民族忧患意识的历史。晚清刘鹗在《老残游记序》中有过这样一段形象描述：“《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所谓哭泣，便是充盈在作品中的忧患情绪。

一、先唐文学中的忧国爱民精神

古代文人通过作品体现出的忧患情绪，除了有与其人生遭际相关的人生忧患及对民生民瘼的忧患之外，主要体现为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忧患。这一内容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已经鲜明地体现出来。《诗经》中的诗歌，其创作年代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约五百余年。这五百年间，由文王、武王开创基业，经过艰危战乱，方定大局，继有周公摄政，遂奠定了成王、康王两代承平安定的基础。可是昭王、穆王以后，国势日渐衰弱，厉王暴虐无道，国人反叛，结果被放逐，幸有周、召二公共理国政，缔造了共和之治。其后宣王北伐猃狁，南征荆蛮，并平定淮夷徐戎，重振周室声威，完成中兴大业。但幽王继而在位，沉湎酒色，不理朝政，终被犬戎所杀，犬戎入侵造成了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的动乱。平王东迁以后，周室威望日减，周天子大权旁落，诸侯相互吞并，夷狄交侵中原，社会紊乱不安。这种多变复杂的历史背景，在《诗经》中化成了人们深沉的忧患意识。从《王风·黍离》那缓慢的节奏、悲怆的境界，似乎可以窥见这位作诗的王朝大夫在凭吊故国遗迹时踟蹰的脚步，恍惚的神情，不胜唏嘘的伤感，体察到他那对故国的深沉的忧伤情怀。如果说《黍离》是对故都的残破荒凉而发出的事后伤怀的话，《豳风·鸱鸮》则是预感王室危殆的忧患。首章写了诗人的祈求，是诗人的至诚祷告，且看如下三句：“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朱熹《诗集传》释其曰：“以比武庚既取管蔡，不可更毁我王室也。”可知此时诗人忧患王朝倾覆的心情是何等深沉！继而第二章叙述了从忧患中振作起来，积极防御，以抵抗外患，曰：“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从忧患到超越忧患，最终化解了忧患。全诗通篇用喻，表达的是诗人心忧国难以及纾难卫国的决心。

《国风》如此，《雅》、《颂》中同样有诗人的忧患之作，尤其是西周初年，周室开国伊始，缅怀缔造之艰难；西周末叶，遭遇犬戎之乱，王室东迁，懔于时代的乱离；东周初年，乱后痛定思痛，深切反省。这些时期的作品，忧患意识尤为浓烈。如《大雅·文王》一诗，据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周公追述文王的功德，以告诫成王的诗。诗中语句殷殷垂诫，以提示不忘前王艰难缔造之意。如六、七章中有这样的诗句：“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命之不易，无遏尔躬。”以殷商覆亡之鉴，表达了从忧患意识中觉醒自勉的深意。虽然这是王室之作，但王朝更迭频繁，战乱频仍，必将国残民困，因此，君主能戒慎惕厉，国家必将安泰，人民也得以安宁。这种忧患，乃至到了“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雅·小旻》）唯恐坠失的境地。屈原的《离骚》自始至终贯穿着对楚国朝政腐败、楚国命运岌岌可危的忧患感。汉代文人虽然不乏夸赞帝业的献媚成分，但不少作家仍有心忧社稷的情感。贾谊的忧患意识尤其浓烈，在被后人称道的“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他对时势作出的是这样的判断：“臣窃惟事势，可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治安策》）汉代其他言辞剀切的政论散文如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论积贮疏》，晁错的《论贵粟疏》，桓宽的《盐铁论》，王充的《论衡》等，都以忧患的情绪，指陈时弊，表现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

魏晋南北朝时期，兵连祸结，国土分裂。当时的著名作家如曹操、曹植、王粲、蔡琰、阮籍、嵇康、左思、刘琨，鲍照、庾信等人都饱经世乱，作品中充满着对国家命运的郁郁忧情。曹操是一位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军事家，“外兴武功”而“内兴文学”。他的诗作悲凉慷慨，如《蒿里行》便是写军阀混战而造成的哀鸿遍野的残破景象，诗中曰：“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流露了诗人伤时悯乱的感情，苍凉凄楚，形象鲜明。当感念于时光流逝，统一未成时便发出了这样的喟叹：“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日解忧，唯有杜康。”（《短歌行》）但他没有在忧患中沉落，而是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表达了诗人激昂、宏阔的胸襟。其他作家如王粲的《七哀诗》以“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抒写了对社稷民生的忧患。被称为“建安之杰”（钟嵘《诗品》）的曹植，前期豪气英发，颖脱不群，后期则愤激不平而又心忧国事，如《杂诗》其五：

仆夫早严驾，吾行将远游。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

将骋万里途，东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

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

诗人一生追求理想，心忧社稷，遭挫折后，壮志不衰，转而多愤激之情，仍渴求山河统一。钟嵘谓其“骨气奇高”（《诗品》），便是指他诗作中体现出的亦如其人的风格。

正始文学的代表阮籍、嵇康等人的作品，虽然主要体现了诗人们对政治恐怖而“独坐空堂上”时的人生忧思，但诗人们孤寂索寞的心境同样包含着对国事的忧患。他们处在政治高压之下，虽然满腹愤懑不平，满腔愁绪，但不能直抒其志，因此仅“使气以命诗”（《文心雕龙·才略》），借文学作品而发。在表现形式上也只能多用比兴手法，或用自然事物象征，或以神话游仙暗示，纡徐曲折地表现其忧患情感。正如钟嵘在《诗品》中所说：“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其后太康诗人刘琨，一生经历了由早期浮华放荡的贵公子到闻鸡起舞，成为一名爱国志士的转变。他在《答卢谌书》中自述了这种变化：“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自顷张，困于逆乱，国破家亡，亲友彫残。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西晋末年，在外族入侵的情况下，诗人在北方辗转抗战，此时的诗作充满着“国破家亡”的“百忧”。钟嵘谓其“善为凄戾之词”（《诗品》），便是对其后期心忧国难诗作的准确评价。尤其是有名的《扶风歌》，充分体现了这种风格：

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

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据鞍长太息，泪下如流泉。

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

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

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

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

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君子道微矣，夫子固有穷。

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弃置勿重陈，重陈令心伤。

此诗作于永嘉元年（307），作者时年37岁，刚被朝廷任命为“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领匈奴中郎将”（《晋书·刘琨传》）。刘琨要从洛阳北上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而黄河以北，许多地区已被匈奴、羯、氐等民族所统治，北中国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位爱国志士招募千余人随时随地都要消灭敌人。而朝廷正忙于内乱，热衷倾轧争权，根本无心抗敌，对刘琨的抗敌义举并无实质性的支持。这位“振威将军”面对内忧外患，面对北中国的残破江山，忧思如泉，写下了这首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史诗式的诗歌。如此等等，忧心国事，成为魏晋南北朝诗坛的主调。

二、唐代文人的盛世忧思

唐代是国家空前统一、经济文化事业繁荣的时期。其中尤以贞观至开元的一百多年间最为兴盛，但封建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仍继续存在和发展着，唐代虽然有过均田措施，占田的限制，但到高宗时代，洛阳豪贵占田逾限者已很多。唐玄宗早年虽颇能“励精图治”，晚年却沉湎酒色，信任奸相李林甫、杨国忠，内政日趋窳败，对外穷兵黩武。为加强边防，设置节度使，更种下了边镇节帅拥兵作乱的祸根。天宝十四载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这一变乱持续了八年，虽然最后被平定，但国家元气大伤。中唐宪宗时经济虽有所恢复，但至穆宗时，人民的赋税更趋严苛，各地藩镇官僚更残酷搜刮，终于在僖宗乾符元年山东爆发了王仙芝、黄巢大起义。起义虽然被唐王朝与藩镇联合镇压下去了，但唐帝国也终于在藩镇割据势力更加猖狂的火并中灭亡。因此，忧患时局，抒写对国家安危的关心和忧虑，是唐代诗文的重要主题。

初唐诗人陈子昂虽然既好纵横任侠，又好佛老神仙，但儒家兼济天下的精神仍然是他思想的主导方面。从他的许多政论奏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洞察国家安危的卓识。例如，在《上蜀川安危事》的奏疏中，他曾经对诸羌的进犯感到忧虑，对蜀川人民“失业”、“逃亡”深表同情，对“官人贪暴”、“侵渔”、“剥夺”百姓的罪恶加以愤慨的指责。因此，王夫之《读通鉴论》认为陈子昂“非但文士之选”，而且是“大臣”之材。他将这种忧国之思注入诗文之中。如《感遇》（第三十五首）：

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谁言未忘祸，磨灭成尘埃。

这首五言古诗设想一个爱国的贵公子拔剑从军，西驰丁零所在的边塞，北到单于祭天之台，在那里怀念古战场，感到前朝居安忘祸，导致功名磨灭，前功隳于一旦的悲哀。这首诗大约是垂拱二年（686年）随乔知之监护将军刘敬同军，到达同城、居延、张掖之后所作。前六句写从军的壮烈胸怀和深入匈奴腹地的壮举，后四句怀古，悼念前人忘记祸患所来，致使伟烈武功，终归磨灭。“谁言未忘祸，磨灭成尘埃”，就是说古代如卫青、窦宪等人虽军功彪炳，但由于当政者忘记了治国安民、屯田蓄粮、选将强兵等措施，造成了军功尽弃的结局。唐代边功甚大，但突厥回纥始终为患，陈子昂便借古以发国忧，从忧患之中体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感。通过其诗文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独立幽州台，“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的满腔愁绪。

大诗人杜甫，具有浓烈的爱国忧世情感，他一生终历了玄宗、肃宗、代宗三个皇帝的统治时期，正与唐帝国由盛转衰的急剧变化过程相始终。他科场蹭蹬，沉于下僚，过着“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卒”（《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生活。这使得他能以独特的视角看清唐王朝隐藏在花团锦簇的繁荣外表下深刻的社会危机，对国家、人民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深沉的忧患意识构成了大部分杜诗的基调。终杜甫一生，除了裘马清狂的青年时代之外，几乎无时不在忧患之中度过。黄庭坚题杜甫画像说：“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老杜浣花溪图引》，《山谷外集》卷一六），俞文豹认为这是“状尽子美平生”（《吹剑二录》）的精当评价。当我们阅读杜诗时，便能深深地感受到他那沉郁的忧患意识：“登兹翻百忧”（《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忧端齐终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多忧增内伤”（《入衢州》）、“独立万端忧”（《独立》）、“乾坤含疮痍，忧虑何时毕”（《北征》）、“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中”（《谒先主庙》）。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强烈的责任感驱使着他在仕途无达、生活窘困的情形之下，既未佯狂遗世，也未遁入空门，这种忧患意识没有使他颓唐消沉，而是升华成一种积极而坚毅的精神力量，直到晚年诗人漂泊西南时仍壮心不已：“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风格沉郁的杜诗对于后代读者产生了巨大的鼓舞作用，成了志士仁人从中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出现了“千家注杜”的奇观。杜诗被后人视为难以企及的圭臬，其原因就在于“少陵自有连城璧”（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之一，《遗山先生文集》卷一一）。“连城璧”的价值不单单是臻于完美的艺术形式，而且还在于杜诗丰富的蕴含，诗人对国事民生的深切关注具有密切的关系。

杜甫之后，及至中晚唐，中国封建社会在越过盛唐这一顶峰之后，开始缓慢地趋于衰颓，当时的诗坛也弥漫着更为浓烈的忧患情绪。如李商隐有感于宦官干预政事，帝王荒淫的社会现实，写了许多咏史诗，以历史史实作为现实的殷鉴，曲折地表达了对国家安危的忧患。如他的《登乐游原》诗曰：“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转眼将要消失的夕阳，不仅象征着他个人的沉沦迟暮，也象征着大唐帝国的国祚将尽。

三、宋代文学中的神州陆沉之患

宋代是一个边患深重的朝代，宋代的文人也普遍关注国事。他们或忧国家山河破碎，或忧统治者投降误国。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自谓“吾生少贱足忧患”，当他涉于仕途，经略社会现实之后，更感受到国事人生，重压负身，以至“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即使“以为燕安”之时，亦“追曩时山川所历，舟楫之危，蛟鼍之出没，波涛之凶欲，宜其寝惊而梦愕！”这便是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其中对社稷前途、社会现实的忧患，比重尤大。欧阳修生活在宋真宗至神宗时代，处于宋王朝的极盛时期。“外平僭乱，无抗敌之国；内削方镇，无强叛之臣，天下为一，海内晏然。”（欧阳修《本论》）这时国家统一了，经济亦相对繁荣，可是，他的理想是汉唐盛世，与汉唐相比，“方今文变于上，地理逆于下，人心怨于内，四夷攻于外。”（欧阳修《准诏言事上书》）透过现实生活中表面的稳定，看到潜在的社会动荡因素。在他看来，即使燕安之时，也应该居安思危；即使面对锦绣江山，也应该不忘过去的破碎和沦落。这种忧患的情绪充溢于他的作品之中，他的文章含蓄蕴藉，曲折跌宕，在一唱三叹、回环往复中“藏锋敛锷，韩光沉馨”（谢枋《文章轨范》），“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龚自珍《己亥杂诗》），灌注其中的是沉郁顿挫的忧患意识。他文章的风格不是韩愈那般“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而是欧阳修自己的“六一风神”、阴柔的情韵之美。如《丰乐亭记》，该文盛赞了宋代天下太平，滁州“风俗之美”、“丰年之乐”，初读给人以歌功颂德的印象，但是联系到他对五代及宋代社会的深沉忧患，才会窥见其字里行间充盈着的愁情：“盖天下之平久矣。”“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宋代此时也是干戈之际、用武之地，而“民生不见外事”，不修武备，真可谓危机四伏。姚叔节评述此文曰：“宋代兵革不修，酿成积弱之祸，公盖预见及此，特言之以讽当世，足见其经世之略，而文情抑扬吞吐，绝不轻露，所以为高。”（转引自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第783页）确实，这是欧阳修以平淡的文字写其不尽的愁绪，即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及，苦不堪忧”。这种“欲语还休”、沉着徐纡的风格与作家所要表达的内容十分熨帖吻合。正如高步瀛所评：“一字百转，淋漓感慨，悲凉呜咽，最为欧公长技。”（高步瀛《唐宋文举要》）北宋国力较盛时的欧阳修是如此，南宋则仅占有半壁山河，神州统一、光复中原的时代强音在朝廷苟安忍辱的统治政策压抑之下，在文人的笔端化成了凝重悲凉的惆怅。伤时忧国是其时共同的诗文题旨。如吕本中的词《南歌子》：

驿路侵斜月，溪桥度晓霜。

短篱残菊一枝黄，正是乱山深处过重阳。

旅枕元无梦，寒更每自长。

只言江左好风光，不道中原归思转凄凉。

这首词见于《花庵词选》，题为“旅思”，但这种“旅”，不是一般的劳人行役，而是避乱逃亡；这“思”不是一般的恋旧怀乡，而是感伤故国。这首词作于金兵攻陷汴京，掳徽、钦二宗北去之后，康王赵构即位便逃奔东南，作者也随之流亡南下。南方青山秀水，景物固然优美，一如“乱山深处”的黄菊聊可赏心悦目，所以说“只言江左好风光”。词人在一首词中曾说：“儿女不知来避地，强言风物胜江南。”然而，这里的“风光”再好，作者也难以稳睡于“旅枕”，使“每自长”的寒更变成苦短的春宵，因为“虽信美而非吾土”。煞尾的“不道中原归思转凄凉”便是作者怀恋故国的深沉忧思。

在“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夏日绝句》）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作品中，家国之愁弥漫充溢。中原沦陷，她失去了故乡、丈夫、美好的和平生活，流落江南，绍兴年间曾流寓婺州，当时词人已约六十岁，一位花甲老妪，仍眷眷不忘故土，写下了气韵生动的《题八咏楼》：

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

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

这首七绝是登临题咏之作。八咏楼（原名元畅楼）在唐宋时是婺州的一大名胜。文人墨客漫游古越时多有题咏，尤以南朝齐诗人沈约出守东阳（今金华）时作的《元畅楼八咏》著名，后人因之改称八咏楼。此诗以“千古风流”开篇，便是追怀先贤。但自沈约以后，文人每登兹楼、览目山水，凭吊前贤，吟诵沈诗，莫不有动于衷，惆怅不已。正如唐代崔颢《八咏楼》诗所说：“登临白云晚，流恨此遗风。”楼外的婺州山水景色，自古易勾人生愁，这是八咏楼人文景观深层的一种文化心态。不过李清照所抒写的“后人愁”远比一般文人空泛的怀古之愁、失意之愁要深刻、具体，是一种时代之愁、家国之愁，这是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深沉的爱国之心。其后，诗人勒住愁绪，而以八咏楼的雄峻伟拔收结全篇，但貌作豪放，实则悲愤，诗人寄寓的是一种极目大好河山，无限感慨，欲言又止的深沉悲愤之情。

南宋的爱国作家数量很多，陈与义、岳飞、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张孝祥、辛弃疾、陈亮、刘过等人的诗词无不以抒写家国之忧为主题。如词人刘克庄对爱国作家辛弃疾深怀敬佩之情。他成年后为《辛稼轩集》作序时，称辛氏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天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可见他与辛弃疾是心灵相通的。但是，由于两人所处的时代不尽相同，所以同是表现忧国之情，刘词却比辛词呈现出更多的危机感。因为辛弃疾生活的年代，宋金对峙还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辛弃疾的晚年，韩侂胄还能发动“开禧北伐”，因此稼轩所痛心疾首的是“匆匆春又归去”（《摸鱼儿》）。痛惜的是北伐失败，收复中原的良机易逝，而非真正的国势将亡。而刘克庄生活的时代，是在宋金对峙之后，蒙古贵族直接威胁着南宋小朝廷的生存，因此，刘克庄的词中反映着比辛词更为尖锐的民族矛盾，更为焦灼的忧世之情。如《沁园春·答九华叶贤良》：

一卷《阴符》，二石硬弓，百斤宝刀。更玉花骢喷，鸣鞭电抹；乌丝阑展，醉墨龙跳。牛角书生，虬髯豪客，谈笑皆堪折简招。依稀记，曾请缨系粤，草檄征辽。

当年目视云霄，谁信道凄凉今折腰。怅燕然未勒，南归草草；长安不见，北望迢迢。老去胸中，有些磊块，歌罢犹须著洒浇。休休也，但帽边鬓改，镜里颜凋！

清代冯煦曾对刘克庄的词作有如是评价：“后村词与放翁、稼轩犹鼎三足，其生丁南渡，拳拳君国似放翁；志在有为，不欲以词人自域似稼轩。”（《六十一家词选例言》）此词上片写壮岁意气，下片写晚年悲慨。作者长期郁结于胸中的磊块，即使抚剑悲歌也难以消解，只得借酒浇愁。这些磊块，便是因国仇未报，中原沉沦悒郁而成。蒙古王朝的军力更比金人强悍，议和全不足恃，国势更加危殆，国步将更加艰虞，而英雄投老，恢复无成。作者深沉的忧国情怀，化成了一曲声情惧烈的悲歌，催人泣下，感人肺腑。

从宋初文人的边患之忧，到南宋中原板荡之悲，神州陆沉之忧，直到宋末元初的亡国遗民之恨，宋代的爱国文学由于积贫积弱的国势，决定了其带有浓厚的沉郁悲壮的色彩。

四、元明清文学中“伤今悼古”的特质

元明清时代，文学样式更趋于成熟多样，反映社会生活的内容也更趋丰富，尤其是个性解放思潮的腾涌，抒写男女爱情及一己之性灵蔚成文坛风气。但是忧患国事的主题从未中断和消歇。即以元代的杂剧而言，既有再现下层百姓生活，抨击封建伦理、讴歌纯真自然爱情的作品，又有借史抒怀之作，它们往往以历史题材寄寓其民族意识与爱国情怀，或通过揭露社会黑暗，含蕴着对国家民族的深沉忧患。如关汉卿除了创作《窦娥冤》、《救风尘》等传世名作之外，还有以历史英雄为题材的杂剧，如《单刀会》、《西蜀梦》、《哭存孝》等等。《单刀会》便描写了盖世英雄关羽的形象，他维护的是汉家事业，明显地流露出了民族感情。关羽单刀赴会时曾有这样的抒怀：

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处也？不觉的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伤嗟，破曹的樯橹一时绝，鏖兵的江水由（犹）然热，好教我情凄切。（云）这也不是江水，（唱）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第四折[驻马听]

这是对汉族英雄的咏叹。但是，在关汉卿所处的元朝，具有罕见的民族歧视政策，根据民族与地域的不同，将社会划分为四个阶层：蒙古人最贵，色目人第二，汉人第三，南人最下。蒙古军事贵族在灭金之前，已经征服了中亚细亚花剌子模诸国，统称这些国家的投降人口为色目人；汉人指的是金朝统治下的汉人和女真、高丽、契丹等民族；南人指的是最后被征服的宋朝统治下以汉人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在政治地位上，元朝中央政府各个机构的正长官，都由蒙古人担任。在科举、法律等方面，都具有优待蒙古、色目人，歧视汉人、南人的明确规定。乃至在名称上也贱称汉人为“汉子”，南人为“蛮子”。因此，《单刀会》描写关羽的雄迈与忧叹，寄寓着关汉卿的伤时情感。虽然他抒写的仅是民族的忧痛，但也是与古代爱国主义文学传统一脉相承的。

无名氏的作品《昊天塔》是描写民间传说杨家将的戏。作品谴责了奸臣的卖国罪行，歌颂了杨令公的壮烈殉国，并在杨六郎等盗取杨令公骨殖的过程中塑造了孟良、杨五郎等民族英雄形象。孟良有着“喝一喝，骨碌碌的海沸山崩，瞅一瞅，赤力力的天摧地塌”的神勇，当他们潜入敌境盗取骨殖，敌人发兵追赶时，他自请一人截后。杨五郎则出家已久，但勇毅刚强，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佛门弟子”，当杨六郎被敌将韩延寿追赶到五台山兴国寺时，兄弟各不相识，曾引起一场误会，后来澄清真相，弟兄协力，把韩延寿诱进兴国寺内处死，兄弟共同团结御侮。这些歌颂民族英雄的剧作，创作于异族统治的元朝，其中对汉民族的忧患是不难想见的。

朱明王朝建立后不久，朱元璋除了对文人采取笼络、利用的手段外，还采取了高压政策。洪武年间规定“寰中”（国内）士大夫不为君用，罪该抄杀。并且屡兴文字狱。因此，明代前期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粉饰现实、歌功颂德的台阁体在文坛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明代文人因袭模拟成风，文坛处于黯淡时期，即便有忧国之心也暗无声息，如李梦阳所谓“忧国只凭书卷里，放朝长忆漏声中”（《立秋雨不止再和师召》）。但元末明初的宋濂、刘基等人创作于元末的作品则充满着忧世精神，如刘基前期的诗作，便多为“伤今悼古”的忧时感世之作，诗人屡以屈原自况，在《粱甫吟》、《独漉篇》、《招隐五首》、《二月七日夜泊许村遇雨》、《次韵张德平见寄》、《巫山高》等诗篇中往往通过对“当时忠臣放泽畔，乃与靳尚相徘徊”（《巫山高》）的吟诵，表达了对国事的深沉忧虑。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刘基还无法认识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但是，在他的诗文中已有对起义原因的探求。如《感时述事》诗云：

古人有战伐，诛暴以安民。今人尚杀戮，无问豺与麟。

滥官舞国法，致乱有其因。何为昧自反，一体含怒嗔？

斩艾若草芥，虏掠无涯津。况乃多横敛，殃祸动辄臻。

人情各畏死，唯能坐捐身？所以生念虑，啸聚依荆榛。……

刘基在分析起义的根源时，得出了这样振聋发聩的结论——“其咎在官府”（《感时述事十首之六》）。刘基等人对国事的忧患往往主要集中在对腐败的政治、昏聩的君主、贪纵的官吏的忧患。成书于元明之际的长篇小说《水浒传》也揭露了封建统治的罪恶，挖掘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小说把高逑“发迹”和徽宗皇帝宠信他的一段故事，放在作品的开端，以示“乱自上作”。预示了民众在这样昏君和宠臣为代表的腐朽集团统治下，将陷入怎样的水深火热之中。作者既歌颂了“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的鲁智深、李逵等起义英雄，又弘扬“忠”、“义”大伦。这一矛盾，一方面正如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叙》中所说：“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所谓“愤宋事”就是愤恨宋代统治者不肯联合两河义军抗击侵略，导致亡国的惨祸，另一方面则是以史况今，寄寓作者对现实的忧患，借歌颂农民起义来揭露政治黑暗。但由于忠君与爱国在古代人心目中是二位一体的两个范畴，起义者最终以受招安而尽忠。因此，作者精心构思了一回“九天玄女授天书”，这位娘娘给宋江作的指示中有两个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要他做到：“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国”与“民”也是作者所忧思的，“忠君”与“起义”的统一，在作者看来便是“国”与“民”的统一。

明末清初，随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尖锐，复社、几社等爱国文社成员在文学方面大多改变了复古模拟、推崇七子的倾向，转而面向社会现实，写下了慷慨激昂的爱国篇章。这些作品一般具有饱含血泪，悲壮淋漓的独特风格。其中尤其以陈子龙、夏完淳、瞿式耜、张煌言等人最为著名。如夏完淳的《大哀赋》指斥了统治者的腐朽，眷念沦亡的故国，抒发了“既有志于免胄，岂无心于丧元”的抗清救国抱负，慷慨悲歌，凄楚激昂，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清代初年的进步作家，民族意识更加强烈。明遗民中以诗文著名者如顾炎武、屈大均、王猷定、魏禧等人的作品都流露出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其后的著名传奇《桃花扇》和《长生殿》表现的主要是对民族失败和家国毁灭的忧患。传世名作《红楼梦》诚如作者所言“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形象地反映了封建社会行将灭亡的历史趋势。

综上所述，深沉的忧患意识是古代文人关注国事、心系黎民的一种入世心态，它虽然与直接的抒发爱国的炽热感情有所不同，但这种差异仅是形式方面的：热烈的讴歌主要是基于民族的自豪感，沉挚的忧患则更多地基于使命感和责任感，尤其是在国难将临、王道不施之时，这种忧患意识更为弥足珍贵。体现于文学中的忧患情绪，虽然不像奏表直接晋进于君上，直接影响于政治，但文学更易于风化民俗，使之成为民族的共同心理积淀，这是凝重而久远的。

【注释】

[1]以下主要参见李宗桂著《中国文化导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

[2]参见李宗桂《从理想人格和价值取向看中国传统心理》（《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3期）。

[3]唐端正：《先秦诸子论丛》，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1年，第1页。

[4]详见李锦全：《中国儒学与退溪学论人际关系的思想特点》，《哲学研究》1987年第9期。

[5]以下主要参见陈载舸著《永恒的民族古典——古典诗词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

[6]曹顺义：《中外比较文化史》上古时期，第二编第二章，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7]陈铭：《意与境》，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0页。

[8]李宗桂《:儒家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6~ 67页。

[9]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9页。

[10]以下主要参见周群著《充溢文苑的爱国精神》（辽海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