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穆斯林历史与现状的研究

二、关于中国穆斯林历史与现状的研究

在考察中国回族穆斯林与中国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当中，海恩波的视角也是比较独特的。

1.对中国穆斯林历史记忆的一种解读

海恩波是从世界宗教史的角度来探讨和阐述中国穆斯林的历史与现状发展过程的。他引用早期的来华传教士M.德宛利亚（M. Deveria）的著述，在流传中国的大约40种中国穆斯林的著作中，发现了一些书籍是穆斯林内部的历史与记忆的主要记述文本。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回回原来》。对这一文本的解读，也成为中国伊斯兰文化研究中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而海恩波的解读对我们理解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回族穆斯林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变化提供了一种“他者”的独特视角。

从中国宗教史的发展脉络来看，在正史之外，中国伊斯兰教一直在中国穆斯林民众中间潜移默化，流转承传于生生不息的历史长河中。而在正史与精英文本之外，中国穆斯林中间对自己的先民与来源有着比较生动而丰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回溯。在中国穆斯林的民间，尤其是许多地方中国穆斯林的口碑资料与传承中，1300多年来，一直流传着一些不可忽视的历史传说与文化事件：如《回回原来》《西来宗谱》《灵州回回》等。这些口碑资料尽管缺乏年代的确切提示与记载，但其中所蕴涵的历史文化信息，恰好诉说着中国伊斯兰教随着外来穆斯林先民的入住流传中国并安居中国的历史轨迹，这正是中国伊斯兰教传入内地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的重要线索，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与文化意义。

西来宗谱

《回回原来》是广泛流传在中国穆斯林中间的历史记忆文献，作者至今已不可考，全书为1册，约4.5万字，该书的成书年代与版本源流也难以考证。该书主要追述了回族穆斯林的起源，内容大致为：唐王夜梦妖怪入宫，召来西域缠头人镇妖，通过一系列诗歌说唱方式，西域缠头人向唐王介绍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和各种功修，以及儒、释、道诸教的比较。唐王感佩于伊斯兰教义，知清真为“两世大道”，伊斯兰教为“天外之天”，于是敕封“清真可谓正教”，敕封来使掌管钦天监。唐王还“即选三千唐兵留止西域，选换三千回兵来中国，生育无穷”；书中还记述了明代燕王定都北京，北京出现妖怪，搅乱朝纲，朝廷又从南京换迁回民400户，并修建4座清真寺镇守北京各处，四座寺被分别命名为普寿寺、法明寺、清真寺、礼拜寺（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编委会编，1994：234）。 《回回原来》与后来的《西来宗谱》以及《灵州回回》的口头传说资料，都从历史与文化的演进中，诉说着中国穆斯林先民在中华大地扎根、生存并发展起来的文化轨迹与历史记忆的渊源。在今天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视野中，这些弥足珍贵的口述文献，在研究中国穆斯林历史与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的过程中，对于弥补实证主义史学的传统研究格局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与阐释价值。

此外，在重视中国穆斯林内部流传的诸如《回回原来》等文献记载和口碑资料的同时，还主要考证了中国伊斯兰教史上几大著名的清真寺和碑铭。如考察了西安市化觉巷清真大寺的《创建清真寺碑记》《阿拉伯文石碑》，还有1746年乾隆皇帝撰写的碑文（汉、满两种文字），刻有三种文字（阿拉伯文、波斯文、汉文）的广州墓碑（1750年）等碑文铭刻及其实物，对西安化觉巷清真寺的建筑风格，福建泉州清净寺的建筑风格及其特点，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同时，还拍摄了实物照片附在书中，给人以直观而清晰的说明。这些资料也作为丰富的地方实物资料，从多个方面证实了中国穆斯林在祖国各地的日常生活、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是足以弥补正史的不足与缺漏的珍贵佐证资料。

2.从词源学上考证了“回回”名称的来源

在20世纪初，“回回”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它指当时中国境内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们，包括如今国内信仰伊斯兰教的10个少数民族成员的先辈。而且“回回”一词在不同的历史社会环境和条件下有许多变化，其外延与内涵也随时代发展而有所演化。

海恩波认为，当时的中国将所有穆斯林通称为“回回”或“回族”，而且把伊斯兰教一般称为“回回教”，有时也叫做“清真教”（即纯洁而真实的宗教），或者称为“小教”等，“小教”是相对于中国主流社会的正统儒家而言。这一说法只是说明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而并不是全部的解释，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回回”中的“回”的本义是“从别处到原来的地方”，是“返回”的意思。这一字面意思也与“伊斯兰”一词的本义“归顺与顺从”相吻合，所以在中国回族穆斯林的终极关怀陈述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即“复命归真”，就是具有深刻的生命意义的指归之所在。所以，明清以来的回族穆斯林汉文译著家们也在著书立说中谈到了对“回回”、“回”的一些创造性解释，还有在回族穆斯林民众中流传的如《回回原来》等史料中，对“回回”也有独到的见地，即“回是指暂时存在于现世的人，死后灵魂回到另一个世界；回是指从错误的意念中回到正确的道路上；回是指人由幻觉回到现实中”。这是一种比较切合回族精神世界的哲学化解释。

从元代以来的中外文历史文献记载中可以发现，“回回”一词与“回纥”、“回鹘”等名称有一定的历时性联系，但在具体的使用中，却发生了许多变化，而且在中国历史文献中，往往将这三个词混淆使用，对后来的历史考证造成了一定的难度。所以，包括海恩波在内的国内外一些学者，大多认为一直沿用到20世纪初的“回回”一词，源于“回纥”、“回鹘”，这是一种简约性的论断，仍然是值得历史学、民族学研究人员继续探讨的课题之一。

此外作者还引用以前一些西方传教士和旅行者的零散记载，记述的一些北方如山东临清市的清真寺概况，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当地的中国穆斯林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

3.对中国穆斯林人口的现状作了分析和论述

海恩波之前和同期或之后的西方学者们，对中国穆斯林人口的总数推测分析，到1949年之前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始终争论的焦点。海恩波引证了一些国外的报道，来为自己的研究作一种参照。如1894年一家阿拉伯文杂志的记者曾在开罗访问过中国云南省的一位穆斯林官员赛义德·苏莱曼，据他估计，中国穆斯林人口总数应该是7000万左右；1906年，有些埃及的穆斯林学者估计中国穆斯林人口总数是3400万之多；而西方的有些学者也推测中国穆斯林人口在300万到400万之间。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海恩波在参照这些数据的基础上，采用了另一种方式来研究中国穆斯林的人口。他首先向中国各地200多名通讯员发出问卷，然后回收起来，进行综合分析和比较研究。他认为，1867年，当时俄国的瓦西列夫教授在北京进行田野调查后，记述了北京当时有13座清真寺、20000户穆斯林，而且还说当时北京清真寺的所有开学阿洪都是从山东大运河河畔的临清一带聘请的。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当时山东一带回族穆斯林的经济文化教育的繁盛景象。

在收集各方面数据信息的基础上，海恩波对甘肃、陕西、山西、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川、贵州、云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湖南、广东、广西、福建、满洲、新疆等20个省的穆斯林人口作了进一步的分析，而且对每一个省的穆斯林人口数列出最高数和最低数。综合起来分析，他认为当时中国穆斯林人口总数位于最低数500万和最高数1000万之间，而且最后还说，中国穆斯林的人口总数尽管至今还存在着某些难以确定的因素，但我们仍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穆斯林人口无疑等于阿尔及利亚，或苏格兰、爱尔兰的全部人口数，他们也很可能与摩洛哥的人口数完全相等，也许不少于埃及或波斯的总人口数。对这样一个人口数量不小的群体，在海恩波看来，西方传教士组织对中国穆斯林群体一直忽略是一种失误。

4.对穆斯林的个人和社会状况进行了具体描述与分析

海恩波作为一名传教士，已经注意到，中国穆斯林的服装穿戴，在许多情况下与汉族同胞几乎一样，但他们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不同，因而能够在大同小异中区分出来。如从总体上看，“穆斯林一般具有高大而健壮的体魄，长脸、浓须、健壮的体形，笔直的鼻子，明亮而有活力的眼睛。此外，他们还有过人而旺盛的精力，言谈明朗而大胆，一般举止端庄。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高鼻梁儿、杏眼，而对传统的汉族人而言，就比较缺少类似这种杏眼。同时，穆斯林的眼珠子更接近于蓝色，而不像汉族人的眼珠子呈现出黑色”。作者的这一观察是基于对中原一带河南、安徽等地的回族外貌特征与当地汉族外貌特征进行比较后进行描述的。而散居于甘肃、满洲和广州等地的穆斯林，则有修剪胡子的习惯，“他们一般把上嘴唇上的胡子剪短到与下嘴唇一样齐，而使两鬓的胡子长得细长而不修剪”。

关于服饰，清末时期一些地方的穆斯林喜欢穿灰色服装，戴白色或蓝色帽子。有些地方的普通穆斯林一般戴八角形尖顶帽，而且颜色各异，主要有白色、红色或黑色等。穆斯林也有戴头巾的习惯，而且视条件不同而变化。“在举行礼拜仪式时，所有伊玛目、阿洪和满拉都坐在清真寺的围栏内，诵读《古兰经》，他们头上缠着白色或绿色头巾，绿色是朝觐荣归的哈吉的标志。而寺坊中社头的头巾比其他人的更精致，另外它的一端较长，带有穗子，披在后面。头巾一般有两种样式，圆形头巾是阿拉伯式的，另外一种是尖顶头巾，是布哈拉式的。”

对于穆斯林的经商实践，也作了概括评价：中国穆斯林同世界上的犹太人一样，是一个机敏的经商民族，他们善于刻苦经营商业。一般来说，回族穆斯林商人经营那些热门的生意或行业。许多人是牛马贩子，特别是在四川地区，回族商人控制着西藏人的茶叶生意。回族穆斯林商人垄断了牛肉生意，并且经常从事养羊业，他们成为皮毛商、面包商、玉石匠、货币兑换商。他们往往还在当地附近地区开设旅馆或餐馆，而且大都悬挂有“回回”、“清真”等字样的标牌。作者还描述了北京等地华北地区的回族穆斯林的婚丧嫁娶的过程和特点，以及与当地汉族风俗习惯的差异性等方面。

同时，海恩波就从各地收集来的信息和资料当中，对回族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中的“念、礼、斋、课、朝”等功课进行了描述，而且是结合各地的不同特点来展开论述的。这使我们可以一窥清末民初时期，中国回族穆斯林的日常生活和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与表现方式。

对于回族穆斯林的清真寺，作者在考察后认为：中国的清真寺毫无例外地都具有鲜明的当地建筑风格，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清真寺与其他普通的庙宇和传统住宅，除了名称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内地的许多清真寺，都建有一个小塔楼，这些塔楼的建筑式样，犹如精于装饰的中国宝塔，这些塔楼大多是用来召唤穆斯林前来举行集体礼拜，或用来看月等，其名称有不同叫法；在绝大多数地区，把它们称之为“望月楼”，即用来观察新月的楼，而在一些地方则称之为“邦克楼”，主要用来呼唤穆斯林前来举行礼拜。而一些著名的清真寺的屋顶是尖拱圆形的（如山西大同的清真寺），在清真寺的正面，往往还具有优美的阿拉伯风格的建筑，是典型的中阿合璧的建筑艺术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