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边疆”的甘肃

三、地方史（Local History）研究：作为“边疆”的甘肃⁽³⁾

正如杜磊（Dru C. Gladney）所言，李普曼有关中国穆斯林的研究，是用西方语言撰述中国穆斯林历史的首次恰当的学术性尝试（Gladney，2001）。而这种尝试实际上是以地方史研究的形式出现的。西方有关中国的学术，始终面临一个任务，即对“中国”（China）或“中国性”（Chineseness）的理解。在这种要求下，以往地方史的研究，其意义多在于寻求或构建某种类型。此类研究，一方面是致力于构建一个“同质化的中国”，另一方面，又把“同质化的中国”分解成多个区域性的类型。这类研究，一方面抹杀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也忽略了某一区域作为中国之一部分的完整性与复杂性。李普曼的研究，实际上试图在一个地方性的背景下寻求对“中国”的理解。因此，“西北”地方史所代表的不是“中国之西北类型”，而是“西北之中国特性”。

民国初期的甘肃临夏市

李普曼指出，他的研究不是对“中国”的研究，准确的说是对中国一个边疆区域的研究，这个区域远离中国文化的核心地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这样一个边疆区域的研究，对于中国历史研究，或者说对于对“中国”的理解，其重要性会减弱。相反的，正是西北与“内地”的这样一种距离，才使得其作为一个反映“中国”多样性的透镜的价值得到增强。李普曼认为，对地方史的研究，其重要意义不在于寻找某种“类型”，而在于寻求对“特性”的理解，这类研究，有助于深化和扩展我们对有关“中国性”（Chinese-ness）的理解。李普曼认为，以往由中国和西方学者共同构建的“同质化的中国”，严重歪曲了由不同的环境和特定的历史所衍生的中国社会真实的多样性。

李普曼对西北地理的描述，强调其“地方性”的特征：作为“边疆”的西北或者说西北作为中国的“边疆”，不仅是地理上的，而且是文化上的，是一个具有多中心，也具有多边缘的地区。在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看来，甘肃是大西北的外围，大西北是以西安为中心的一个地区。但在李普曼看来，以这种“单一中心”论来看待西北，特别是甘肃，是不恰当的。李普曼指出，藏人，撒拉人，讲汉语的穆斯林、蒙古人，讲蒙古语的穆斯林，都有自己的不同的中心和边缘。

在李普曼看来，作为“边疆”的甘肃，就生产方式而言，无论农业、圈养的畜牧业，还是各类游牧业，其兴盛的程度都相当接近，因此，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中的包括汉人在内的边地人民，其个体或集体的认同，是在与其他许多文化的“他者”的联系中形成和发展的。在这样一个充满多样性的地区，每一个民族所面对的，都是其语言文化的“边疆”。这里有说突厥语的穆斯林、讲蒙古语的穆斯林、讲汉语的藏人、说藏语的穆斯林、说蒙古语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等。这些多样性的人群，今天虽然都被政府划为“少数民族”的范畴，但是，在较早的时候，他们都曾经是富于流动与适应性的实体。在这样一种多元的环境中，无论自觉的选择，还是不自觉的适应，每一个个体都面对着多样性的人群，其认同，也是在这样一种多元背景下被捍卫或改变的。

民国时期甘肃省甘南藏区的回民

因此，在李普曼看来，甘肃的穆斯林，无论何种意义上，都不是作为一个统一的共同体行动的，许多不同环境中的不同人群，都可以被描述为“穆斯林”，但是，这些人群之间，在地理、规模、与非穆斯林的关系、经济活动、宗教从属、政治忠诚等多方面，显然存在很大的差别。这些群体的状况及其与非穆斯林的关系，因各类“地方性因素”的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有关中国西北穆斯林的研究，应当更多的关注这类地方性因素，而不是依靠国家的分类，或者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在意识形态上鼓吹的分类体系。甘肃各类人群的认同，并不会比其他地方的各类人群的认同更为僵化。身处的位置、家庭、宗教从属、职业、教育以及其他各类忠诚，同样影响着穆斯林与非穆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