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对话的时代需求

一、文明对话的时代需求

在文明对话的实践和发展进程中，作为不同文明系统的核心价值的宗教文化、意识形态，是推动文明对话的基础性工作。所以，文明对话的成功与发展，取决于宗教对话、意识形态之间对话的顺利与效益。这是因为当今世界的人群构成中，具有各种宗教信仰、不同价值观念的人口现实，决定了我们在文明对话中，首先要关注宗教对话、不同价值观念之间对话的态势、进程及其效度，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进不同文明间的积极有效对话。

根据权威的《国际传教研究公报》统计，至1997年，全世界宗教信仰者的人口比例达到81%。考虑到1999年10月12日联合国宣布世界上第60亿个人的诞生，世界上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口高达45亿以上。其中根据中国宗教白皮书《1997年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显示，中国有各种宗教信仰者1亿多人。这个1亿多和45亿这两个数字提醒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我们对宗教必须有所了解，而且我们的了解必须在全球化的时代，有必要不断深化、科学而全面地认识宗教对当今人类文明所产生的持久性、稳定性影响力。

首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尽管信奉各种宗教的人数只占总人口的10%，但1亿多的各种宗教信仰者的绝对数却不可小视。中华民族要实现全民族、全社会的和谐发展，需要我们从各方面深入了解当代宗教的来龙去脉、发展变化。中国上亿的宗教信仰者中，除了中华民族本土宗教道教的2.5万名信奉者外，剩下的1亿左右的人信仰的宗教都起源于其他民族和国家。因此可以说，我们在了解和处理中国文化的任何一个其他领域中的问题，都不像宗教领域的问题那样，不能不将范围扩大到世界，不能不扩展到了解这些外来宗教的起源、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我们才可能在对中国宗教现状及发展趋势作出分析判断时，不至于陷入盲目被动。

其次，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对外开放的时代主流看，在世界范围内，81%和近10%之间，45亿人与1亿人之间的悬殊比例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呢？在全球化时代，对于必将越来越紧密地融入世界的我们，它意味着我们所遇到的和我们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交往的外国人当中，10个人中会有8个以上信奉某种宗教。而他们的宗教信仰一定会渗透到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他们待人接物和言行举止的习惯，以及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原则当中。没有对世界宗教现象的较深入的认识，不但会影响到我们在宗教方面的国际交往，而且会影响到一切方面的国际交往。因此，中国人如果要想在全球化时代国际交往中获得主动权，就必须深入了解世界上主要宗教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再次，在当前的国内外形势下，我们对宗教的认识必须提高到新的时代高度。“宗教也是文化”这个问题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被毛泽东等老一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认识。今天，我们国家宗教事务的决策层则更加明确而科学地认识到：“讲‘宗教也是文化’，这是一种既浅显又深刻、既有悠久传统又有现实意义的理念。对执政者来说，讲宗教也是文化，意味着处理宗教问题不能简单化，不能把宗教当做一种异己的意识形态，而是承认宗教里面包含积极的、有意义的东西，可以加以挖掘和整理，使其在现实中发挥积极作用。对宗教学者来说，讲宗教也是文化，意味着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视野的开阔、学术的繁荣。对宗教信仰者来说，讲宗教也是文化，意味着应更多注重于提高宗教自身的文化内涵和信仰者的文化素质。对社会来说，讲宗教也是文化，则意味着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也是对文化的尊重。”⁽¹⁾

宗教对话是开展文明对话的关键环节之一，宗教对话需要我们在各种宗教和意识形态之间寻求“可能的共同之处”，而且躬身实践，才能够实现对话。因此，我们“必须在我们共同人性的基础上建起我们的神学语言、术语、范畴和形象。而这共同的人性是我们所有人———传统的犹太教徒、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当代批评的思想家、印度教徒、佛教徒、马克思主义者共有的。运用这样一种以人性为基础的语言，我们就能将我们宗教的、意识形态的洞见有条理地加以表述”。“而这只能靠超越出———却并不放弃———西方文化，超越出犹太教、基督教、西方人道主义及马克思主义，吸取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等等的洞见才能实现。这只能靠对其他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的艰苦的学习‘完全进入’其内心深处，耐心而深入地与其对话才能完成”。（L·斯维德勒，2006：82）

当代著名西方哲学家罗素曾在《中西文明比较》中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应是不同文明之间交流的基本形式。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在他逝世前曾经提出，应当把“理解”扩展到“广义对话”层面。正因为“理解”被提升到“广义对话”，主体与对象（主观与客观或主与宾）才得以从不平等地位过渡到平等地位；反过来说，只有对话双方处于平等地位，对话才能真正进行并顺利完成（潘德荣，2002；于奇智，2002）。当代法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也曾经提出了“交往伦理”原则，他把以保障对个人尊重的平等权利称为“正义原则”，把要求个人有同情和尊重他人的义务称为“团结原则”，这样对话才有可能进行（乐黛云，2002）。进入20世纪末，中国学者为了更好地与西方进行学术文化交流，提出应把孔子提倡的“和而不同”作为不同文明之间交流和对话的原则（汤一介，1995）。这种在不同文明之间寻求的对话、交流已经成为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以及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和相互吸收的要求，是众多学者的共识，有利于世界各国之间的“和平共处”。

基于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意识形态区分之上的文明对话是时代的呼唤，也是时代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文明对话的基础在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多姿多彩的，面对未来不可能只有一种文明、一个宗教、一套价值体系。对话不是单向的，必须在双向互惠的情况下进行。同时，文明对话确实要有胸怀，要有包容精神，就是要具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本精神。对于不同的价值观，我认为对于我是最好的，不一定对我的邻居适用，我要有同情心，了解他人的存在，我不能不顾他人的感情来宣传自己传统的优越。所以，在相互尊重、平等交流的基础上，才可能展开平等、友好、顺畅的文明对话。

中国有56个民族，各个民族间一律平等，彼此团结共进、共同繁荣发展。各个民族间友好的文化交流、沟通、理解是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多元通和”的多元一体历史格局形成的文化思想基础。在促进不同民族间文化的沟通交流与发展过程中，各个民族都为此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和实践探索。其中中国穆斯林中的“回儒”，即汉文译著家群体，就充当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文明传手”，促进了两大文化之间的友好沟通、理解与对话，在中国思想史、中国宗教史、中国穆斯林文化史上留下了光彩的一页。他们的历史贡献，不仅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而且日益受到欧美学者的重视和积极肯定与评价。其中，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宗教比较学研究中心的村田幸子（Sachiko Murata）教授就是用力最勤的一位，她近年来陆续发表了许多相关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