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彩云之南”

二、想象“彩云之南”

带着这些理论反思，龙戴维在第二章重点介绍云南的地形、贸易与宗教文化体系如何呈现出一种族群复杂性和共存的历史特征，他汲取具有地方性的概念与分类知识铺展19世纪的“彩云之南”。而紧接着的第三章则突出伊斯兰教在云南穆斯林中的影照，以及围绕回教而形成的文化体系如何与其他类别的生存范畴相关联和区分，从而重构“回”的族群意识所涉及的宗教、贸易与行业、地域主义等的多重叠加，走出对纯宗教的迷思。

云南二字实际上更像是外人对这一地区的称呼，它凝结了外界对于蛮荒之地的神秘与恐怖想象。然而，从云南内部来看，这个整体本身是一个多中心和多族群的共存之地，后来清政府统治云南的行政管理和军事设置方式也延续了历史上形成的空间格局，即滇西、滇南和滇东的文化与政治秩序。

地处汉、藏与东南亚的交界之处，云南叠加的族群性、政治与文化特征围绕宗教与商业这两条线索而得以营建。滇西北邻西藏，南接缅甸，拥有茂盛的森林和肥沃的谷地，在滇西北和滇西南，各有一个核心城市，即丽江和保山，围绕这两个城市发出的贸易网络连接着云南的中心，聚合于大理。滇东以昆明为中心，是重要的铜矿工业中心和中转站，滇东也是云南与中央王朝关联的直接地区。滇南则是云南与东南亚之间进行商业贸易的天然渠道，19世纪位于滇南的临安既是重要的行政中心，也是文化中心。早在18世纪，“三迤”这一称呼便被清廷官员和地方民众用以描述整个省份。人们把云南视为这三个部分的组合，每个部分都各有特色，并有占主导地位的不同族群。滇东主要居住着倮倮、壮和苗族。滇西的主导群体是傈僳和景颇族，尽管人口很少，但他们控制着主要的贸易路线。民家和纳西都在跨境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滇南则以拥有地方王权的傣（汉文文献中的“摆夷”）为主导，其次还有精于耕种的哈尼人。

在龙戴维看来，对于地形和族群复杂性的考察能够令我们关注几个方面。其一，在云南，占主导地位的是在清政府的汉、回、夷的三分法中被视为同质性的诸多非汉群体。无论是对于当时的清廷而言，还是对后来的学术研究来说，非汉群体对帝国政府整合云南省的努力所产生的影响都未引起充分的注意。在新移民和本地人之间的矛盾中，非汉群体所发挥的作用也未得到足够的认识。其二，马帮经济和跨境贸易所铺展的宗教与商业网络促成了一种“云南人”的意识。这种区域的视角可以使学者们进一步深入理解“潘泰”所具有的文化与政治内涵。以往的回汉冲突的二元表述只会忽视云南人内部的高度分化性，无法理解云南地方主义的模式。其三，在商业和跨境贸易中营建出的地域认同和行业认同同样作用于云南穆斯林，有关回的认同是多样化的，界线也是模糊的。结合汉文回族史研究（如白寿彝的分析），龙戴维认为，尽管人们往往视做回民（Being Hui）与做穆斯林（Being Muslim）是基本相同的概念，但在现实中并不必然一致。19世纪，回的认同基于对共享历史、集体的文化标识和共同的行业等的观念。潘泰起义的例子表明，回民已经有了自己的族群意识，能够明晰回民和穆斯林之间的区别。同时回民认同与地区的、文化的，甚至宗教的认同是不一致的。只有了解构成云南穆斯林认同的族群、宗教与政治态度、行为的多样性，我们才能理解起义期间回民的行为不单单是其对汉人或清压迫者的宗教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