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潘泰”起义

六、重新审视“潘泰”起义

大规模的和长期的暴力背后的力量是相当复杂的。通过几个章节的描述和铺垫，龙戴维的叙事开始逐步靠近潘泰起义这一事件本身。他指出，国家和汉文记述刚开始认为，屠杀回民是害怕回民攻击汉人社区所引起的。后来调查证明不是这样，官方报告称，回民威胁了汉人社区的说法完全是虚构的。即使是官方的记述也表明，到1839年，反回情绪主要在新移民中存在。但是到了1850年，许多档案片断都默许了汉人对回民的攻击。地方与省级官员宁愿营造错误的网络以妨碍朝廷发现这些攻击行为。直到1862年，昆明大屠杀之后的八年，朝廷才注意到“排回”情绪在这一地区的作用及其对一些官员的深刻影响，责备总督等人听信谣言，被“鬼神”所蛊惑。

但是，谁是所谓的“鬼神”？他们有许多形象和形式，比如香堂，地方士绅，辞朝官员。但是这些“鬼神”不是一个实体。越来越多的新移民和帝国官员说服着自己，必须要消灭回民。汉回的张力成为地方暴力所围绕的轴线，政策也不经意地认可了这种两极的视角。因此，龙博士指出自己的观点在于，潘泰起义的原因并不单在于回民的反抗行为，而更在于这一事实，即杀掉所有的回民已成为一种可接受的也是无可争辩的行为。

现在，让我们回到导论中作者所要挑战的两个假设。通过四个章节的叙述和分析，龙戴维已经揭开了第一个假设的谬误之处。因此，潘泰起义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它伴随着新移民的到来和云南社会的复杂性而萌发于清廷与地方官员的心态转变、地方政治的文化政策中。重要的是，冲突虽然以回汉的族群争斗凸现出来，但非汉人与新移民之间的矛盾也频繁发生，在排回情绪的升级下，暴力出现了螺旋式的图像，最终爆发了潘泰起义。

实际上，对于第一个假设的回答还有另一半，它存在于起义过程本身，也连接着对第二个假设的挑战。本书的第六、第七和第八章便承接回答了另一半。

龙戴维分别指出，其一，起义不仅是回民的军队，它还包含了众多其他非汉人群体以及在云南居住了数代的本地汉人。官方以为回民获得了夷民的帮助而有力量，认为只要安抚夷民就能孤立回民，他们错误地把非汉人视为一个单一的实体，也同样错误地把汉人视为同质的实体。

其二，起义过程中，滇西和滇南以及其他地域的队伍并不是都服从于杜文秀的，起兵临安的马如龙关键时刻转而帮助清政府。在杜文秀和马如龙二人的通信中，对于回民及其穆斯林的认同重现了前面章节中所说的一致性和不一致之处，龙戴维以此证明，回民认同不单是穆斯林认同，它还有更多的含义。而马如龙为何转而投奔清政府，龙戴维通过历史与文化分析，加以其之前铺陈的地域式理解指出，正是马如龙的地域性骄傲（regional pride）而不是对清廷的效忠，导致他转而帮助清廷而不是支持他的回民或穆斯林兄弟。尽管也有人猜测，除了马如龙的个人动机，云南穆斯林的教派差异也是一个新的张力，但龙戴维通过文献、档案等的分析认为，当时云南穆斯林中虽然也开始有了新教和老教的争论，但这并未在马如龙和杜文秀之间形成足够关键的影响，新教也并未在云南获得足够大的势力而左右起义本身。

其三，在《潘泰》一书的第八章与第九章，龙戴维力图分析杜文秀的政治构想和大理政权的组织构成与运作方式。他指出，杜文秀所努力的方向是反映云南的族群与宗教多样性，他从未把起义看成回汉冲突，他要推进的是一个反映各个族群范畴（回汉夷）的政治构想。大理政权的官员组成多样，只要本着反清的目标和阻止云南朝向汉人新移民所期望改变的方向，就都是这个政治构想的组成军。大理政权的用人也都是以族群多样性为特点的，而且确保非汉群体的支持也是杜文秀的策略之一；大理政权的贸易、文化与政治运作也建基于云南原有的区域模式和资源背景。

杜文秀远征木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