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的先民

二、回族的先民——唐宋时期的穆斯林“蕃客”

关于回族的族源，可以上溯到公元7世纪初来华的阿拉伯传教士。唐武德中(618—626年)，阿拉伯传教士已来到泉州。此说见于明代何乔远撰《闽书》卷七《方域志·灵山条》，张星烺在其编著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也支持此说。20世纪80年代对泉州灵山圣墓的研究也证明了此说是真实的。^[9]据《旧唐书·大食传》记载，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阿拉伯帝国(中国人称之为大食)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首次向唐朝遣使朝贡，此后，经常有“朝贡使”和商人通过陆路和海路往返于中国，据历史学家陈垣在《唐时大食交聘表》中的统计，自公元651至798年共148年间，大食“正式遣使之见于记载者，已有三十七次。其遗漏未及记载者，当更不止此”。这一数字说明双方的交往是比较频繁的。据唐代高僧鉴真记述，天宝年间海南岛已有许多波斯人村寨:“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页行，村村相次。”^[10]唐朝先后在广州、扬州、泉州、明州(浙江宁波)等国际贸易港口设有专管海外贸易、税收、外事事务的市舶司，说明唐朝对外贸易之盛。《资治通鉴》贞元三年记载，天宝以来，阿拉伯、波斯等西域来华的“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安居不欲归……有宅者……凡得四千余人。”

这些来自阿拉伯、波斯及西域诸部族商人和贡使等络绎不绝，留居中土且长期不归，形成了唐时的京都长安“蕃客”、“胡商”云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景象，更有“长安胡化极盛一时”的惊叹。^[11]唐天宝14年(755年)，安禄山反叛，几乎推翻大唐社稷，唐政府向大食等国借兵平叛，“至德二载九月，元帅广平王统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之众二十万东向讨贼”。^[12]大食军人和回纥人在收复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后定居中土。此时的回纥人中已有伊斯兰教徒，安徽和县《撒氏宗谱》载:“撒氏始祖居西域，为回纥人，后为唐平叛，以其功被封懋王”。^[13]这些来自西域的穆斯林“蕃客”、“胡商”在“蕃坊”周围建立起清真寺，围寺而居，这部分人成为回族最早的先民。

历经五代至宋、辽、金、夏时期，从阿拉伯及波斯一带东来中国的商人、使者有增无减，据不完全统计，从宋太祖开宝元年(968年)到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的200年间，大食国曾遣使中国49次，一般商人来华贸易的就更多了。这些阿拉伯、波斯商人到中国后，中国政府对他们在经商贸易方面给予鼓励和保护，并且照顾他们的生活习惯，规划临近江海的地区作为他们的居留地，允许他们与汉族通婚和携带家眷定居，这些都为他们在中国长期定居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于是，“蕃客”或长期居住不归，在中国娶妻;或举家侨居，世代繁衍，他们在中国所生后代称为“土生蕃客”。宋人朱彧在《萍州可谈》卷二记载:“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蕃人衣装与华异，饮食与华同”，“至今蕃人但不食猪肉而已”，“非手刃六畜则不食”。^[14]这里反映了穆斯林的生活习惯和饮食禁忌。宋代“在人数上、在货物的价值上说，大食商人都超过别国的商人。”^[15]大食商人中蒲姓族人如蒲亚里、蒲霞辛可、占城蒲姓、蒲罗辛、蒲寿庚等雄踞粤闽，执掌海外贸易大权，富甲一方。^[16]宋代也有被中国政府请来的科学家，著名的有安徽马依泽。据谱载，始祖马依泽，为西域鲁穆(今土耳其罗姆)人，参与编撰《应天历》，引入阿拉伯黄道十二宫和星期制度，书成授封世袭侯爵，官司天监正。其后裔历经宋、元、明、清及近代，人才辈出，“今已传至四十代，人口遍布全国各省及港台地区……为中国回族重要家族之一。”^[17]从回族形成的整个过程看，唐、宋时期来华的阿拉伯人、波斯人构成了回族族源的一部分，但不是主体。构成回族族源的主体部分应该是蒙古帝国及元代时期由蒙古军从中亚、西亚签发东来的突厥诸部族穆斯林(回回)和后来皈依伊斯兰教并融入回族之中的蒙古人、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