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代的回回天文学
蒙古帝国及元代时期，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起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加速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元代是穆斯林在中国天文历算方面作出贡献最重大的时期。元朝统治者对伊斯兰天文学非常重视。世祖忽必烈时代是中国天文学与伊斯兰天文学交流的高峰时期，忽必烈早在继位之前就任用了以札马鲁丁为代表的一批回回天文学家。至元八年(1271年)设置回回司天台，秩从五品。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改为回回司天监，秩升为正四品。延祐元年(1314年)，回回司天监秩再升为正三品，并于四月设立回回国子监。从《元史·百官志》中可以了解到，回回司天监共有37人编制，其中监丞以上的负责人有8人，分天文、历算、三式、测验、漏刻等五科。札马鲁丁、爱薛、可马剌丁、苫思丁、瞻思丁等一批天文学家先后在这里任职，[5]为中国天文历算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元代穆斯林天文学家对中华天文学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他们将大批的“回回书籍”和天文仪器从西域带到中国。这些书籍主要是用阿拉伯文或波斯文书写的，内容广泛，其中尤以天文、数学等科技图书为多。至元四年(1267年)，札马鲁丁进献了自己制作的七种天文仪器:浑天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当时，这些仪器在全世界都极为罕见，其原名音译、意译、形制及用途等皆载于《元史·天文志》，曾引起中外学者极大的研究兴趣。这些书籍和仪器进一步推动了元代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二、元代回回编修了较完善的历法。他们修订的历法主要有两种:元代第一次正式颁用的，是札马鲁丁依照阿拉伯历法编制的《万年历》，在中国通用了14年。比《万年历》稍后的还有一种《回回历》，它实际上就是各国穆斯林通用的阿拉伯太阴历，即迄今一直使用着的伊斯兰教历。仅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官府印刷出售的《回回历》就达5257册之多，可见该历在当时的流传情况。郭守敬编制《授时历》时，也曾参用了回回历法，穆斯林传入中国的《积尺诸家历》(48部)、《速瓦里可瓦乞必星纂》(4部)、《海牙剔群历法段数》(7部)等天文书，也都成为郭守敬的重要参考资料。[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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