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的甘肃卫

第五节　拱卫体系

明代洪武和永乐时期，在今嘉峪关以西、哈密以东以及青海湖、柴达木盆地一带先后建立了关西七卫。明朝设立关外卫的目的是巩固西北边防，加强对西域地区的控制，维护明朝与阿拉伯和中亚各国的道路畅通，并为朝贡提供某些服务。关西七卫的战略位置：关西七卫犹如甘肃镇西部的“长城”，与甘肃镇互为表里，宛如唇齿。唇亡齿寒，七卫不守，甘肃则不安。为了巩固七卫与甘肃镇的这一特殊关系，确保西北边疆的安定，明朝对于七卫的经营也是非常关注的。关西七卫的设置较关内卫有所不同。首先，关外卫的组织形式较为特殊。内地的卫所一般都以汉人为主体，关外卫则由居住在当地的少数民族组成，其官员则有各族首领担任；其次，关外卫的设立不会给明朝带来财政负担。明朝给各部落首领授以官爵后，只颁发一些赏赐，或在进行朝贡贸易时给予一些优惠。正德以后，随着明统治者的日趋腐败和土鲁番日渐强盛，明朝失去对关西七卫的控制，七卫日渐残破，部众相继内迁，不复存在。嘉靖初年哈密危机的解决，标志着长期以来明朝以闭关绝贡为主要手段试图收复哈密的策略的终结。从此以后，明朝与土鲁番的关系由矛盾对抗转为友好往来，并因此与西域各国的关系趋于稳定。从明初置关西七卫到嘉靖初年罢废，经历了整整一个半世纪，在这期间，各族人民在共同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族斗争的基础上，通过互相通婚，互易牧地，人民交流，战争中掠夺人口，内迁后插花式地交互耕牧等途径，逐渐接近、融合，使蒙、藏、回、维等民族共同体更加巩固发展，并逐步形成了一些新的民族。

由边墙、墩堡、烽燧、驿递构成了关内的防御体系，但仅有此内部防线还远远不够。为了确保关外的安全和丝绸之路的畅通，明朝还非常重视营建关外拱卫体系。即设置“关西七卫”作为甘肃镇特别是肃州卫的外部屏障；积极推行茶马互市以联络西番，以堵塞“戎狄私通之路；保持与西域的通贡贸易，以加强同西域的经济联系。”

关西七卫指在嘉峪关以西、哈密以东，包括青海湖以西、柴达木盆地在内广大地域内，由明洪武帝朱元璋和永乐帝朱棣先后设置的安定、阿端、曲先、赤斤、罕东、沙州和哈密等七卫。

一、安定卫

元宗室卜烟帖木儿封地，明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置。其地本名撒里畏兀儿，故址在今甘肃阿克塞南，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迁治昔尔丁（今青海茫崖行政委员会花土沟镇东北凌湖镇东北）。正德间（公元1506年—公元1521年）废。

二、阿端卫

明洪武八年置，为羁縻卫。地在今青海柴达木盆地西北部，其地广袤千里，为鞑靼别种撒里畏兀儿所居。治所在帖尔谷（今青海茫崖行政委员会驻地西南尕斯乡一带）。旋废。永乐四年复置。

三、曲先卫

一说苦先。在今青海柴达木盆地西北部一带，或说在罕东卫北。元于此置曲先答林元帅府，明洪武初置卫，治所在阿真（今青海茫崖行政委员会驻地花土沟镇东南），后并入安定卫。永乐四年复置，移治药王滩（今青海茫崖行政委员会东油泉子附近）。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为海寇（亦不剌等）蹂躏，部族流徙，遂废。

四、罕东卫

明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置卫。《甘镇志》云：在西宁卫西北，又说曲先卫在罕东卫北；一说在敦煌；一说在酒泉西南；或说在新疆于田。嘉靖时，总督王琼安辑诸部，移罕东都指挥枝丹部落于甘州。

罕东左卫在沙州地（今敦煌）。宪宗时（公元1465年—公元1487年）始置卫。其酋长授官赐印。正德年间避吐鲁番，内徙肃州东南暖泉及高台白城山孛罗口住牧。

五、赤斤蒙古卫

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为安置赤斤蒙古，置千户所，后升卫。故城在嘉峪关西240里（今甘肃玉门市玉门镇）。明宪宗成化以来，吐鲁番侵扰赤斤不断，正德年间，乃内徙肃州南山住牧。

六、沙州卫

永乐三年酋长困即来、买住率众来归，置沙州卫。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因罕东、西番、哈密侵扰，移民苦峪。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甘肃镇总兵任礼以兵迁困即来子喃哥部众入塞居之甘州，卫废。

七、哈密卫

哈密卫在七卫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哈密卫西接吐鲁番，北邻瓦剌，东接罕东、赤斤等卫，战略地位重要。新疆各地方势力，要东进甘肃，首先必须夺取哈密，明朝则以哈密为甘肃藩屏，势在必保。明朝与七卫在政治上建立隶属关系的同时，也以“茶马互市”、“贡赐贸易”进行经济交往，哈密是新疆进入甘肃的门户，以哈密为枢纽，古老的丝绸之路仍然是明代中西陆上贸易的主要通道。

古伊吾卢地，唐伊州。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元裔蒙古帖木儿遣使朝贡，封为忠顺王，赐金印，始建卫。自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以来，吐鲁番速檀阿力、阿黑麻、满速儿先后为乱，占据哈密，哈密卫形同虚设，嘉靖中废。

以上七卫的赤斤卫、沙州卫、罕东左卫在今甘肃境内，哈密卫在今新疆境内，安定、阿端、曲先、罕东四卫在今青海境内。这些卫在嘉峪关以西，即在嘉峪关外，它们“内附甘肃，外捍达贼”，可称是甘肃镇边的“屏藩”。所以明代甘肃守臣说：“我朝创设哈密、赤斤、罕东诸卫，授官赐敕，犬牙相制，不惟断匈奴右臂，亦以壮西蕃篱。”（《明武宗实录》卷四八）

关西七卫犹如嘉峪关外的西部“长城”，与甘肃镇互为表里，宛如唇齿。为了巩固七卫与甘肃镇的这种特殊关系，确保西北边疆的安宁，明王朝对七卫的经营非常关注。要求甘肃镇选择抚夷官“前去近边谕以朝廷恩威，军门杀伐利害，令其各安生理，如果革心向化，听我招致，就便安插，设为卫所，许其以时通贡，量加赏赉，以结其心。仍择其雄杰一二人授以职事，立为头目，使令钤束部落，遇有紧急声息，量调人马为我策应，有功一体犒赏。”（魏焕《皇明九边考》卷九）弘治帝曾敕谕甘肃守臣，要求他们“整兵操练遇有可乘之机，量调番、汉官兵征剿，仍谕罕东、赤斤并野也克力诸番，以俟调遣，不可轻率贻侮，庶得安攘之道。”（《明孝宗实录》卷九七）对关西七卫遭灾荒有祸难，明廷亦能及时给予救治。成化年间，吐鲁番久据哈密，罕慎率部众退居苦峪。朝廷命边臣筑苦峪城，移哈密卫于其地，常助哈密以与吐鲁番抗争。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野也克力侵赤斤，大肆杀掠，赤斤残破。其酋长诉于边臣，给之粟，又命缮治其城，令流移者复业。这是甘肃镇对赤斤卫遭遇祸难的救助。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沙州卫困即来以岁荒人困，遣使贷谷种百石，秋成还官。帝曰：“番人即吾人，何贷为。”命即予之。七年又奏旱灾，敕于肃州授粮五百石。这是明朝廷对沙州卫灾荒的救济。

总的来说，在弘治以前，关西七卫能够遵行明朝“征调、朝贡、保塞之令”，出现“番夷效顺，西陲晏然”的局面。但是随着吐鲁番的崛起，哈密常被吐鲁番攻破占据，关西诸卫亦遭吐鲁番侵扰、蹂躏，逐渐残破，这种局面已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吐鲁番攻破赤斤、沙州等卫，关西诸卫部众内徙被安置在嘉峪关内肃州、甘州、金塔等地，嘉峪关形势吃紧。正德后期和嘉靖初期吐鲁番几次突入关内，兵临肃州、甘州城下，战火在河西中西部纷飞，人民深受战争之苦。在吐鲁番事实上吞并哈密和不断突破嘉峪关边境防线不断扰边的情势下，是放弃哈密等卫以闭关绝贡，还是兴复哈密以维持旧有格局，一直是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争论的焦点。面对吐鲁番的日益崛起和由此导致的西域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在嘉靖前期摒弃了兴复哈密的老调，重新调整了西域政策，明廷直面现实同吐鲁番建立了正常的通贡贸易关系。从此，“番酋许通贡，而哈密城印及忠顺王存亡置不复问，河西稍获休息。”直至万历年间，诸番夷犹“奉贡不绝”。（《明史·西域一》）

嘉峪关是甘肃镇边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部防线是由边墙、关城、墩台、烽燧、隘口、墙壕、屯堡等所构成，其外部拱卫体系靠的是同关西七卫的联系，依靠肃州卫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