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丝绸之路

第一节　古丝绸之路

嘉峪关地域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冲，发挥着交通运输及联系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职能。

所谓丝绸之路是指中国最早与西方之间政治交往、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陆路交通。这是一条最长、最壮观的中西交往的交通线路，也是一条最古老、最辉煌的人类“文化运河”。因其开始主要以丝绸贸易为媒介，故近代以来以“丝绸之路”名之。丝绸之路是中国和中亚、西亚以及地中海沿岸人类古代文明的结晶，也是这一地区古代人类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中国是丝绸文化的发源地。中国丝绸最迟在公元前五世纪至前四世纪就传入世界各地。

丝绸之路的线路和走向分为东段、中段和西段。酒泉、嘉峪关地域属丝绸之路东段的河西段中部，是河西走廊东西道路交通的孔道，是汉唐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贸易地带和接待外国使臣及客商的重要城镇。

嘉峪关是“丝绸之路”的关口要塞，是中原通往中亚、西亚，远至欧洲的交通要道必经之地，其地位十分重要。

“丝绸之路”沿河西走廊向西延伸，在嘉峪关一带分为南、北、中三条路线。其走向为：南路从酒泉西行，进入文殊山口至冰沟口，然后南沿蚕水(今陶赖河)而上，至今镜铁山一带的祁连山谷，再向西沿疏勒河西行，从安西出祁连山，然后到敦煌；北路从酒泉北门出，过新城、野马湾，出断山口，经疙瘩井子、新井子，再过玉门市花海子、盐池，而后再经赤金峡，到敦煌；中路出酒泉，经新城、野马湾，进入玉门又叫石门(今嘉峪关北的石关峡)，出大草滩，经境内双井子，然后进入玉门市新民堡，至赤金峡。当时，取道必须有水源，又不被高山沟壑所阻隔。此三道都有水源，也有较平坦之戈壁滩或峡谷，选此三道当信无疑。经学者考证认为：张骞通西域走南道，班超出任西域都护走北道，唐玄奘西天取经往返走中道。

经学者考证认为：张骞通西域走南道，据《史记·大宛传》记载，“张骞自大夏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返回时为了避开匈奴，走南山，过天生桥，出文殊山，然后返回长安。班超出任西域都护走北道，班超率36人的使团，出肃州郡北门，过野马湾、新城、断山口，经花海子、赤金峡到敦煌，然后到西域各国。班超出使西域，恢复了汉朝对西域的主权，同时出恢复了西域的商贸交通。唐玄奘西天取经往返走中道，出肃州郡西门，过野马湾、新城，经石关峡，出大草滩，赤金峡到西天。

张骞过天生桥

班超出使西域

丝路商旅

古玉石障

一、两汉及魏晋时期

汉王朝对河西的经营，大致经过了三个时期。第一是军事期。这时期建立烽燧亭障，建立系统都尉区，最高长官为都尉，兼管军事和民政。第二是移民期。即扩大都尉控制地域，移民屯垦，进行开发。第三是郡县期。即发展郡县设置，都尉失去其军事特性，改设郡县后，实行军政分立。这三个阶段构成了西汉开发河西的全过程。

河西四郡设置的年代，一说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设酒泉、武威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分设张掖、敦煌郡；另一说元狩二年设酒泉郡，元鼎六年设张掖、敦煌郡，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设武威郡。不管那种说法，酒泉郡是河西最早设置的。随后汉以河西四郡为依托，扩大对西域诸国的影响。其后，东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使西域正式纳入汉朝版图。

两汉时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农业上的铁制农具普遍使用，牛耕生产已由内地推广到边疆。两汉的手工业冶金、丝织、制盐、漆器和造纸都很发达，且规模大、产量高，技术水平领先。两汉时已出现众多的丝织业中心，丝绸生产的规模、能力、数量是丝路贸易的物质基础，也是中国丝绸从长安或洛阳为起点源源不断转运输送到中亚、南亚、西亚、欧洲的源泉。

两汉时期的丝绸之路，东起长安、洛阳，西到拜占庭（即今君士坦丁堡），横跨亚、欧两洲，长约7500～8000公里，是一条绵亘在欧亚大陆上的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大动脉，是古代东西方各国各族人民共同开发的友谊之路，后人称之为“亚欧大陆桥”。它丰富了沿途各国的物质文化生活，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增进了各国人民间的友谊。

酒泉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镇，其长城酒泉塞上有多处要塞，与其邻近的嘉峪关地域石峡天险汉称玉石障。其在丝路中经济贸易交流孔道的功能是客观存在的。

由于王朝的兴衰更迭、地方政权的动乱纷争，从公元3世纪20年代至公元6世纪80年代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长达近400年的历史时期内，河西段丝绸之路沿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文化状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嘉峪关、酒泉地域先后属曹魏、西晋、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北魏、西魏、北周，曹魏疆域、国力远不及两汉，其政治影响和经济实力都无法和两汉相比，因此不可能像两汉那样与西域进行广泛的往来。

二、隋唐时期

公元581年隋朝建立，中国从东汉末开始的封建割据局面结束，复归于统一。隋统一后，社会安定，各民族获得生息，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和商业贸易呈现出繁荣局面，为丝路交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唐代隋而起，采取一系列休养生息、减轻人民负担和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措施，在短期内积累了相当雄厚的财富，加上隋唐两代实行开明的、开放的民族政策，与周边各民族和睦相处，一视同仁，各民族相互往来，推动了丝路交通的发展。当时肃州管内主要驿站有禄福、酒泉、玉门关、安西、常乐等，且唐代丝路上的重要关隘天门关、玉门关亦在肃州内，而沙州（敦煌）更有主要驿站十八处之多。唐朝强盛时，政治势力越过葱岭，为保障丝路安全畅通，将羁縻都护府和都督府置设到了中亚，远至波斯。从唐太宗贞观之治到唐玄宗开元盛世百余年间，丝路吐蕃道上唐与吐蕃间“金玉绮绣，问遗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天竺、拂林、波斯、大食等与中国的贸易至开元盛世都达于极点。可以说盛唐之际，正是丝路交通繁荣昌盛之际。

隋唐时期，由于封建社会文明达到了高度发展阶段，中西在思想宗教、文化、艺术方面相互交流影响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在隋唐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河西的敦煌、肃州、甘州、凉州都起了中间学习、传播、消化的作用。嘉峪关地作为肃州的一部分，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隋唐时期是河西走廊贸易的鼎盛时期。当时阿拉伯、波斯等国的商人和传教士来到中国，经嘉峪关一带到长安，一次多至四五千人。西域商人东来时带来了大量的珠宝、香药和特产，西返时运回的商品以丝绸和瓷器为主。“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六月，隋炀帝亲临张掖，会见西域经嘉峪关的27国使者(有的是国君)和商人，中外交往和贸易达到了高潮。

三、宋朝时期

公元960年正月，赵匡胤发动兵变，取代后周，建立北宋，逐步统一中原，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但幅员远不能与隋唐相比，其东北为独立的辽王朝，西北有西夏，丝绸之路沿线还有吐蕃唃厮啰，瓜州归义军，甘州、于阗、西州、龟兹回鹘政权。到金灭辽、宋室南渡建立以临安为都的南宋后，东以淮河，西以散关与金为界，又形成南北对峙局面，西域为回鹘、西辽所据。这种政治、经济、文化多中心状态的形成，其势力相互消长，直接影响丝路交通的发展。五代以来，逐渐复兴的丝路交通，至南宋皆趋于衰弱。西方拂林、大食以及印度等地的商人，遂弃陆路由海路到南宋贸易。其间因北方草原丝路全线先后被辽、西夏、金所控制，两宋军马全靠西南吐蕃地区供给。海运兴起后，在南宋，中西丝绸、瓷器等贸易多由海运进行，陆上丝路交通发生转折和变化，渐渐失去了东西方丝绸贸易主渠道的历史地位。

古丝绸之路图

宋代以后，由于航海事业的发展，“丝绸之路”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有所降低。虽然，丝绸之路”时而中断，时而畅通，但陆路贸易并未衰败。此间，五代、宋初，丝路尚通。肃州（包括嘉峪关）政权附归义军、甘州回鹘、于阗等地方政权向中原王朝贡献，自被西夏占据后，成为西夏的蕃和郡，与中原的丝绸之路交通中断。

四、蒙元时期

公元1206年蒙古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族，在斡难河（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以东）建立蒙古汗国，铁木真尊称大汗——成吉思汗，史称元太祖。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蒙古汗国号“大元”，史称元世祖。公元1279年灭南宋统一全国，定都燕京。

元代道路交通是随着蒙古汗国疆域的扩大和元统一全国的进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并先后以和林（今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南）和大都（今北京）为中心向四周延伸。成吉思汗及其孙子拔都、旭烈兀等率兵三次西征，建立了钦察、察合台、窝阔台、伊儿汗国，使横跨亚欧之间的丝绸之路得到拓展延伸，道路运输得到发展。西亚和东欧广大地区把中国的驿运制度和西方的道路运输进行结合，使中西方的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得到了广泛的交流，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国和欧洲的使节、商人、传教士、探险家、旅行家的东来西往史不绝书，再次使丝路交通呈现出繁荣发达的景象。

河西走廊属元蒙帝国中西交通的中道。这条道由大都出云中（今大同），越太和岭至朔州（今朔县），西行至黄河，至天德军（今河套地区），再沿贺兰山和黄河之间南下至宁夏路（今银川），南行至应理（今宁夏中卫），再西行穿过腾格里沙漠南缘至凉州（今武威），进入河西走廊，西行至甘州路（今张掖）、肃州路（今酒泉）、沙州路（今敦煌），西行进入西域。

元代，丝路河西道各驿站，以甘州为起止点。甘州是元代东、西贸易的大市场，商贸云集，经济较为繁荣。除横贯河西走廊的东西驿道外，还根据当时政治、军事的需要开通有几条南、北向的驿道，分别沟通了同北方草原丝路和青藏的道路。在嘉峪关地域内外有肃州、赤斤两个驿站，嘉峪关外的惠回堡亦有驿道通外。

元朝为了恢复中西交通，沿丝绸之路旧基修筑驿运大道，驿站设在石关峡，东接酒泉，西接双井，另设急递铺，传递军情、政令。

元朝通过丝绸之路同西方国家进行经济、文化往来，四大汗国乃至欧洲频来贸易，贡献奇珍异物驼、马、狮、豹，得到大量赏赐。经济贸易往来的同时，科学技术和文化交流不断。中国的印刷术——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等随着蒙古汗国的西征传入中亚，并进入波斯和欧洲，纸币、纸牌印刷在西方迅速流传。与此同时中国的火药和硝也相继传入中亚、西亚和欧洲。

元修驿道

马克·波罗到中国

元代，河西商业贸易情况：在被誉为“世界一大奇书的”《马可波罗游记》里，称河西走廊为“茶丝之路”。书中记述了嘉峪关内重镇酒泉这个“环境很适宜人民身体的健康发育”的城市，保持着以太阳为标准的古老习俗，“黎明交易，日暮成休，市之鬻贩，不拘时日”。酒泉、张掖“诸州之山中，并产大黄甚富，商人来此购买，贩往世界”。“波斯老贾渡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

元代随着中西方交通的恢复，《马可波罗游记》一书的广泛传播，西方各国商人纷纷闻讯而来，而且人数愈来愈多，朝廷命令嘉峪关严格把关，审查人员，限制进出关口的人数，等到五更鸡鸣时点名出入关。史称“鸡鸣度关”。

鸡鸣度关

宗教同东西文化交流联系密切。蒙元时期，中国教徒西去波斯和欧洲，欧洲基督教东来中国。和林、大都修建有基督教堂、伊斯兰清真寺、佛寺、道观。各种宗教的传播交流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阿拉伯天文、数学、医药、建筑、造炮、音乐等科学和艺术通过丝绸之路输入中国，大大丰富了中国人民的文化生活。

随着丝路上经济、文化交流不断，东来西去的使臣、商队中，传教士和探险家等也络绎不绝。经过河西走廊嘉峪关的有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有在大都基督教会中任职的畏兀儿（维吾尔族的祖先）人列班扫马去耶路撒冷朝圣，并出使欧洲，都对中西文化交流作了贡献。此时嘉峪山的宗教文化也有发展，由元蒙古封王领辖，对周边蒙古、藏等少数民族有较大影响。其山口内古刹、佛像颇多，元太子喃嗒失曾重修文殊佛寺，有重修碑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