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峪山的历史由来

第一节　嘉峪山文化

嘉峪关因嘉峪山而得名。嘉峪山，是突起于祁连山主峰北麓坡地的一条支脉，由东南迤逦走向西北，与嘉峪关西北的黑山相交接，形成横锁河西走廊的天然锁钥，全长60华里。它与南面的祁连山相距40多华里不等，在地形和山势脉络上属祁连山系。其主峰2227米（高出地面约600多米）。山之阳，坡地遍生麻黄。讨赖河由西南雪山冰沟口直泻而下，经主峰西侧，又东北向酒泉城北奔流而去。由于河床斜穿而过，将其山向西北部延伸的余脉分割在河的西北岸，构成低矮起伏岗峦丘陵地带，绵延于酒泉城西六十里处。即《明史·地理志三·肃州卫》所说：“西有嘉峪山，其西麓即嘉峪关也。”《清史稿·地理志十一·甘肃》所说：“（肃州）西有嘉峪山，其西麓设关，俄罗斯通商孔道，税务司驻焉。”同样嘉峪关地域文化，亦于嘉峪山密切联系在一起。

嘉峪山文化始于西汉，兴盛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儒、佛、道三教在同一地域互相影响、相争相长，使河西文化闪亮一时，光彩夺目。

公元4世纪、东晋明帝太宁年间（323—325）前凉张骏（324—345年）在位时，敦煌人宋纤，游学于酒泉，至嘉峪山，见有山川林木之胜，峡谷流泉之美，欣然留住，依崖凿壁，修石窟、建草堂隐居山中，苦研经史，修德养性，从事著述。并收纳弟子百数十人，讲学其间，前后于此数十年，弟子受业者三千余人。嘉峪山名也大有可能为宋纤所起。因《晋书·宋纤传》称宋纤“沉静不交当世，隐居酒泉南山。”就是说宋纤初隐居酒泉南山时该山不称嘉峪山，“嘉峪”即美丽的山谷之称，和黑山以山地颜色黑色而得名、鹅头山因山形似鹅额得名一样，嘉峪山因美丽的山谷而得名。嘉峪山决不是老百姓约定俗成的称谓，而是带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因而最先在嘉峪山峡开辟经营石窟隐居、兴学的宋纤才有资格为自己开辟的佳域美景之地命名。元朝喃嗒失太子《重修文殊寺碑铭》是由一位名叫速那令真的弘法僧人撰写，因音译差别碑中汉字错误不少，如“成吉思汗”写成“真吉思皇帝”，“察合台汗”写作“叉合歹”，唯独准确无误地写明此地为“嘉峪山”，并言嘉峪山文殊殿“古迹建立已经八百年矣”。

上推八百多年为北魏后期孝明帝孝昌年间（525—527）。这也说明嘉峪山名很早就为人们所熟悉。极有可能是宋纤开辟窟室，隐居嘉峪山，或隐居此佳域，为此佳域所定的名，经其三千弟子广为传播，经久不息，嘉峪山遂定名。但是自元代中期后，太子喃嗒失重修了文殊菩萨殿，人们都习惯地称其山寺为文殊寺，山沟为文殊沟。久而久之，遂将其山也称为文殊山，山的本名“嘉峪山”渐被湮没忘记了，后人仅以其山尾西北部的冈峦丘陵称嘉峪山，而不知后称的“文殊山”正是嘉峪山的主体——母山。《肃镇华夷志·山川》将嘉峪山、文殊山两记，一在城西七十里，一在城西南三十里。《肃镇华夷志》修撰于万历四十四年，已是明代后期。由此大概可知，明初建嘉峪关时，嘉峪山整体为人们所了解，故冯胜选址建关称之为嘉峪关。

宋纤长期隐居于嘉峪山峡谷中，苦研经史，教授弟子，规模可观，四处学子慕名而至。当地及前凉当政者皆往见或召致之，影响声誉日隆，实开嘉峪山教育文化之先。伴随寺庙道观凿建，道教、佛教文化也在此扎根，嘉峪山文化也随即产生了。

中国传统的道教从东汉以来在河西也有发展。据《晋书·张骏传》载：东晋明帝太宁三年（325），即前凉张骏二年，酒泉太守马岌上表张骏建议说：酒泉南山是昆仑之丘的主体，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宜立西王母祠。张骏采纳了马岌的建议，于酒泉南山（即嘉峪山）建西王母祠。嘉峪山之后山口西侧有王母宫、王母殿当是后来所建，并非马岌所言珠玑满目之神宫。然而马岌上言之时说山中已有“石室、玉堂”，并且是“珠玑镂饰，焕若神宫”，分明是指嘉峪山。这就是说至迟在前凉张骏时，即公元四世纪二三十年代，与宋纤凿窟隐居办学同期或稍早，嘉峪山就已开凿石窟建有道观、佛寺了。嘉峪山之所以能形成佛、道文化艺术胜境，推究其原因，也和河西的几个重要石窟（莫高窟、榆林窟等）艺术形成的原因一样，即这里地居欧亚大陆桥孔道丝绸之路的沿线，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荟萃之所，是佛、道两教修寺观、造窟龛、塑像绘画之场所。石窟艺术和魏晋墓地下画廊艺术有着密切联系和前后相承的关系。

唐末、五代、宋、元有回鹘人活动于嘉峪山南东西祁连山之间，故嘉峪山寺院也留有回鹘文的遗迹。如今文殊山前山万佛洞内西夏绘制的故事经变壁画就有回鹘文的旁题。现存的元太子《重修文殊寺碑铭》，背面亦用回鹘文书写。

嘉峪山之文殊寺何时所筑，没有确实记载。蒙元之前所建文殊寺到蒙元时可能已残毁湮没。故有记载的嘉峪山文殊寺从蒙元时开始。蒙古太宗窝阔台皇子阔端于1244年带领其侄子八思巴及恰那多吉到嘉峪山朝圣，见山形如塔，佛光普照，显出金光闪闪的文殊菩萨，于是发善心募化布施建了文殊菩萨殿。1326年，察合台汗国第六代汗位太子喃嗒失朝圣嘉峪山，见文殊寺殿宇倾颓，遂发善心重修，并立碑记此事。此后文殊寺香火大盛，又极显“灵验”，远近闻名。

元末，黄教格鲁派兴起，文殊寺变为黄教寺院。约在明神宗万历四十五年（1617）前后，二世顾嘉堪布（格尔杰哲华木措）曾对文殊山寺进行过大的维修。据《安多政教史》载，明万历年间，“黄教首领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尊者到文殊寺看到彩虹拥绕着骑狮的文殊菩萨，随行人员也看到白人牵着白犬，尊者在此居住三月，重新开凿了一座石窟，建造了文殊菩萨像，尊者及比丘三百多人做了开放安神仪轨”，自此，文殊寺佛教兴盛。

清代乾隆年间，文殊山佛寺盛况空前。但此时的文殊山寺是藏传佛教，即由喇嘛僧、番僧主持佛事，纯粹为鬼神迷信的气氛所笼罩，似乎少了一些佛教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圣洁、宽容、清净、涵养。清仁宗嘉庆二十四年（1819），五世顾嘉堪布罗桑必嘉木措在文殊寺坐床。清朝后期文殊山寺也像整个河西、肃州一样大遭劫难。同治四年（1865年）肃州回变，四处抢掠、杀戮，文殊山部分寺庙亦毁于兵燹。回变平息后，又加以修复和重建，基本保持了事变前的规模。清德宗光绪九年（1883）年，六世顾嘉堪布嘉样丹珍尼玛从拉卜楞寺拜嘉木样大活佛为师，学习经文后，回文殊寺坐床。

嘉峪山教育文化的辉煌在5世纪中期以后终结后，而其石窟及寺院经历了一千六百几十年，近一千七百年的不断增修扩建，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功能完整的石窟寺院群体建筑。其宗教文化时至今日仍在继续着。

嘉峪山石窟寺群，与嘉峪关市文殊镇近在咫尺，距酒泉市也只有30华里。这个古代石窟建筑艺术宝库，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传统石窟宗教艺术的基础上，大胆接受外来佛教艺术而加以扬弃的结晶，也是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不断交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