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大爱,人间福祉——与中心秘书郑伟的谈话
2013年12月底,适值陕西省慈善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两周年之际。刚刚加入陕西省慈善文化研究中心的西北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郑伟,就慈善文化研究的几个具体问题,与中心主任陈国庆教授进行了交谈。由于他是这个领域里的新人,对于许多与慈善、慈善文化相关的问题,以及办公室如何运作等具体的问题,还需要一个了解的过程,因此,两人的谈话主要围绕着慈善的基本问题展开,也就把题目定为“慈善大爱,人间福祉”。以下就是此次谈话的主要内容。
郑伟(陕西省慈善文化研究中心秘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以下简称郑):老师好!我今年10月份才加入到我们陕西省慈善文化研究中心的队伍中来。两个多月来,我对中心的具体工作有了基本了解,也对慈善实务与慈善文化有了初步认识。我想跟您交谈的问题有很多,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今天把最想跟您讨论的问题说一下。
陈国庆(陕西省慈善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以下简称陈):好的。我介绍你到中心来做秘书工作,一是由于我们研究中心去年聘任的两位秘书即将完成研究生学业,很快就要毕业,也就无法继续到中心来上班了,所以,我们需要补充人员,因为这里的工作还是比较繁忙的,需要足够的人手,这样就把你介绍到中心了。其二,之所以介绍你来中心上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你的本科和硕士研究生专业都是社会工作。在许多老师的认识上,社会工作与慈善是基本一致的,或者说,是同源一体的,至少两者之间有很多共性,所以从社会工作专业介入慈善,这是很好的学科背景。那么,我希望你到中心来上班以后,虚心向在中心工作的老师们和师兄师姐学习,在工作中做到一丝不苟,认真做好中心交办的每一件事情,真正在中心受到锻炼。
郑:请老师放心,我一定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并且通过在中心工作的便利条件,多学一些知识,锻炼自己的实际工作能力。我今天想请您谈的问题有这样几个。其一是您做了两年多的慈善文化研究工作,我看到,您在工作的时候很投入、很认真,也可以说是乐此不疲。我也看到,您去年和今年与两位师兄合作已经出版了两部关于慈善文化的研究专著,一部是《善的追求》,另一部是《善的历程》,而且在同行中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么我想问,您自己原来从事的并不是慈善文化教学与研究的专业,现在为什么如此重视慈善文化的研究工作呢?
陈:你说得很对。我从年轻时开始,就十分痴迷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我写过几种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小书,也发表过几十篇与传统文化相关的论文,在这个领域内做了不少的工作。简单说,我的专业就是中国历史文化和思想文化。30多年来,我从未中断对历史文化和思想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工作。那么,我为什么突然在2011年进入到对慈善文化的研究工作当中呢?你可能知道,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道佛三家为其主体,在这三家的学说中,都有关于仁爱、慈悲、慈善的思想学说。我读《墨子》,看到其中也有关于“兼相爱,交相利”的学说,即丰富的慈善文化学说。那么我就在思考,究竟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核心是什么?肯定不是好战、好斗,也不是伪善、作恶,而是开怀大度、民胞物与的慈爱和友善。5000年来,勤劳善良的中国人对自己的家人、对师友、对同胞以至于对大自然,都心存善意与友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如墨家那样,“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等“贵义”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精神和行为,都是属于慈善文化的范畴。几千年来,以善为其核心和特色的传统文化哺育了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这才使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生生不息、绵延至今。这是中华民族深深的根之所在。
郑:老师,我明白了,您并没有转变自己的专业,而是在深入研究与思考的时候,把慈爱与友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进行研究,也就是说,慈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其中最核心、最具有特色的内容。
陈:你的认识是准确的。我以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甚至可以说是包罗万象,雍容大度,而且兼容并蓄、不断发展、不断进步。中国传统文化是多元一体的,其来源并不相同,而且吸收了外来文化的成分,但是它应当有其核心部分,或者说,在所有方面都必然贯穿着一种理念或精神,那就是慈爱与友善。这是基于我们这个民族勤劳勇敢、善良友爱的心理品质而形成的,因而每当严重自然灾害发生,或者遇到那些生活贫困、鳏寡孤独废疾者,我们的同胞都会生发出悲天悯人的情怀,或慷慨解囊,或见义勇为,甚至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在国泰民安时期,人们共享盛世太平;在天灾人祸之时,人们互助救济,共渡难关。这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郑:我在中学和大学时代都学过传统文化课程,对传统文化也有所了解。我非常感叹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这么辉煌灿烂的文化,生活在这样的国度我感到荣耀。老师常年研究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真谛理解很深,从您的言谈举止中,我已经深切感受到这一点。那么,您研究慈善文化就是把自己喜爱的传统文化研究与慈善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了吧?
陈:基本上是这样。只不过我并没有把慈善文化从传统文化中分离出来,而是认为这二者本身就是一体的。它们之间不可隔离,也不可分裂,本身就是有机构成的整体,所以也就不存在把传统文化与慈善文化结合起来的问题。我接触到传统文化,发现了其中所蕴含的慈善文化,感到很亲切,我一直想对传统文化进行某种抽象或者归纳概括,现在,我找到了可以抽象的理念或范畴,那就是传统文化所包含的慈爱与友善。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延绵数千年的基因,也是传统文化生生不息、从未中断的根本原因。
郑:老师这样的概括,我表示赞同。任何一种文化都会有其特色或核心内容。例如,梁漱溟先生曾经在《东西方文化与哲学》里说过,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路向和不同的形态与特色。在我看来,慈爱友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特色。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尤其是西方文化的知识知之甚少,所以我也想利用课余时间,多看点有关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方面的书籍,不断增长自己的传统文化知识。
陈:其实,从社会学或社会工作专业的角度来说,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了解了中国的社会和中国的国情。研究社会学,研究社会工作的相关课题,都离不开对传统文化和中国国情的认识。我学习传统文化35年来,最深刻的体会就是这次提出慈善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或核心或基本特色的观点。也许学术界会有不同的意见,这个没有关系,学者们可以继续讨论,但是我会一直坚持和完善这样的观点,用慈爱与友善来推动当代慈善事业的不断发展。这是我在传统文化研究中提出的个人学术见解。一个人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不可能提出很多的学术观点,只要有一两个观点可以站住脚,就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我自己已经深受感染,深刻的影响到了自己的言行举止,影响到自己的思维方式,以至于影响到待人接物和行为方式。这其实也不足为奇,很多人都是受到所学专业的影响,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会深受专业的影响。
郑:老师,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经过这两年对慈善文化的研究,您最主要的体会是什么?或者说,您都有哪些重大的收获呢?
陈:对于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一直也在思考着。我在自己有限的学术生涯里,把很多时间都用于对慈善文化的研究,我会有哪些收获呢。我跟省慈善协会刘会长开玩笑说,慈善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以后的第一年里,我把一周里五分之二的时间用在了慈善文化研究中心,即所谓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第二年我把五分之三的时间用在了慈善文化研究中心,即所谓两天打鱼三天晒网。只要我上完了分派给自己的课,做完了那些行政上的事,开完了那些或长或短的会,我就可以踏踏实实来到慈善文化研究中心,做那些我自己很想做的事情,并且感到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这种幸福是任何其他工作都无法带来的。
至于我在慈善文化研究中最大的收获或体会,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想,从事慈善文化研究,一是我把自己长期从事的学术研究加以升华,即归纳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特色或理念就是慈爱与友善。这本身就是我个人获得的一个重大收获或体会,在此之前,我还没有听到或见到类似的提法。
二是我在这个过程中,使个人的精神得到升华。我认识到一个人生活在当今社会,要懂得感恩,要知道回报,要把自己的命运与千千万万同胞的福祉联系在一起。这并不是说,我个人的道德境界有多高,而是我进一步认识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一个人只有把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未来、社会的进步和全体百姓的福祉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找到自己事业发展的方向,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才最有价值,自己生命也才最有意义。
郑:老师,我注意到您刚才说的一个人要懂得感恩这句话。现在社会上很多人都在说要懂得感恩,那么,在您看来,怎样做才算是感恩呢?
陈:对,这是你在我们谈话当中穿插进来的一个问题。我想说,每个人都有权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且每个人都有吃饭、穿衣、住房以及满足一切生活需要的权利,这是肯定的。但是问题在于,这些物资都不是我们自己生产出来的,我们以其他方式索取了这些生活必需品,或者用自己的劳动换取了这些物资。这都是没有疑义的。但是,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在父母、老师和社会的关怀下不断成长起来,在这个过程中,父母、老师和许多相识或不相识的人们花费了多少心血啊!那么,我们就要有感恩父母、感恩老师、感恩社会的心理和言行。如果不懂得感恩,那就是一个没有良知的、无法融于社会的人。
郑:这就是说,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是享受别人的劳动成果,要对提供给我们生活必需品的人们表示感谢。因为人是社会的人,除了鲁滨逊以外,谁也不可能脱离人类社会而存在。那么,无论人年老还是年少,都应该懂得感恩,懂得回报社会,为家人、为朋友、为社会多做一些事情。这样的人生,也才是有意义的,不是索取而是索取与奉献兼而有之。
陈:是的。我们要向他人和社会索取,向大自然索取,以满足我们生活之需;同时,我们也要为他人做出贡献。这样才构成了人类社会,即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在自然灾害发生之时,才会出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感人场面。例如,2008年的四川汶川地震,以及随后的舟曲泥石流、雅安地震和历次卫生防疫事件中,都体现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社会的温暖。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社会就会成为一个你争我夺的势利场,成为一个撕破了面纱的追逐金钱财富与名利地位的大卖场。那么,这样的社会就不可能存在下去,或者不断衰落,或者分崩离析。
郑:我也参与了很多次的社会救援活动和志愿者活动,亲身感受到人间的温暖,体会到社会的友善。而且每当重大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慷慨解囊,支援灾区的救灾活动。这也是老师所说的每个人都要懂得感恩的意思,感恩父母、感恩老师、感恩他人、感恩社会、感恩大自然。
陈:正是如此。我在对慈善文化的研究和在参与慈善实务的活动中,切身感受到了每个人都要融入社会,切身感受到社会和他人的温暖。动物界也是如此,它们也懂得感恩父母,古人们说,所谓乌鸦反哺、羔羊跪乳,都是为了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更何况,我们是有头脑有理性的人类。我希望每一个人,无论年老还是年少,都应该懂得感恩,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够维系下去。我说的感恩,并不仅仅指年少者要感恩长者,而是全社会都要懂得感恩。
比如,我在一个公司里工作,公司给我提供了各种待遇和工资,用来养家糊口,这时每个人应该先问问自己为单位作出了哪些贡献,而不是我首先要从单位获得什么待遇。这样的思维方式,才能使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才能有更重要的意义,而不会感到失落。不懂感恩的人,他的生活一定不会幸福,他很可能是个欲壑难填的人,是一个良知没有发现的人,对这样的人,我是不与其共事的,至少是敬而远之的。
郑:老师,您个人在慈善文化研究中还有哪些收获或者体会呢?
陈:我刚才谈了自己在慈善文化研究中的两个体会。一是个人学术研究成果的升华,二是个人精神境界的升华。那么,我还有第三点收获或体会,那就是为当代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陕西省慈善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后的两年内,我除了出版你刚才提到的那两部与我的博士生合作的专著以外,还撰写了若干篇论文,承担了几个研究课题,也获得了几项奖励。我和中心的同志们协助省慈善协会举办了多次学术研讨会、业务培训或宣传工作会议等,到省内外多个省、市、县进行了调查研究工作,编辑印刷了几十期资料汇编和研究论丛,尤其是最近我们中心的6位研究人员集体到安康市的中小学,开展了“阳光爱心好少年——《弟子规》巡讲活动”,举办了“首届中国(西安)慈善高峰论坛”。还有其他一些关于慈善文化和慈善实务方面的工作,这里不再一一介绍。这些活动为推进当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也就是我自己很大的收获或者体会。当然如果是一种功劳,那也是我和大家共同享受的。
郑:老师,我的另一个问题是,现在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似乎并没有您刚才说的那样让人感到友善,社会也没有您刚才说的那样和谐与温暖。这种社会现实与您的说法之间有一定的差距,这又如何理解呢?
陈:在任何场合下,我从来也没有把自己当成是个什么官,我本身就是一个平民百姓,没有什么了不起,也就是一个小的基层单位的负责人,在学问上也就是个一知半解,在金钱、权力和学问上,都是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也就是说,我没有生活在空中楼阁而与世隔绝。社会上那些黑暗的或者负面的东西,我并不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的。
比如,我们知道,无论具体情况如何,我们社会上的人们看到有跌倒的老人,没人敢出手相助,担心被人讹诈。这样的事件发生了很多起,我没有机会目睹这些事件,不知道老人究竟是不是被撞倒的人给扶起来的。双方由于没有证据而各执一词。这样的事件层出不穷,总是让人难以接受。
孟老夫子认为人性本善,他曾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这段话是说,每个人都有上天赋予的“不忍人之心”,如果看见小孩子快要掉进井里了,并不因为交情、金钱、声誉等利害关系而去救人,而是由于他的内心本来就有的“善”的本质在此时自然流露出来而出手救人。孟子认为,每个人的“善”的本质分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等所谓“四端”。“端”是起点的意思,孟子认为,只要从这四点出发,努力把人的这“四端”加以扩充或发扬光大,即人们要参加道德实践,就可以成就个人的德行,即仁、义、礼、智。这是从天赋的善引发而来的。
那么,既然“善”的良知早已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那怎么社会上还会有人作恶呢?对此,孟子认为,人之所以不善甚至作恶,那是由于人们受到私欲或恶欲的蒙蔽。
例如,有人自己摔倒了,一旦有人相助,便产生了恶的欲念,利用他人的善良进行讹诈,自己可以在这个事件中获得利益。不过,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我知道在某个城市里发生了摔倒老人被人扶起后反而诬陷、讹诈见义勇为者的事,这个老人就被小区的人们所耻笑,这样的人输了官司也输了面子,不知道他们以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对于这样的人或事,孟子认为,人应该放弃私利,保存仁义。可是最终,对于这个问题,孟子除了道德说教以外,并没有找出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靠法律与道德良知的教育与发扬。
郑:对这样的问题,我们见到了应该怎么办?我们是出手相助,还是袖手旁观呢?
陈:这个问题虽然不是慈善问题,但与慈善特别是与慈善文化有直接的关系。在2012年举行的“西安市百姓英雄高峰论坛”上,我有一个8分钟发言,我发言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如果我遇到了摔倒的老人,我会毫不犹豫地出手相助,哪怕他事后对我进行讹诈。在我看来,人的生命是最为宝贵的,我出手相助,也许会挽救他的生命,如果我不出手相助,他可能就会失去自己的生命。那么,我救了他一命,他再对我进行讹诈,也不会让我用命去偿还。这样算来,还是很划算的一件事情。我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我有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而是说,我也已经慢慢进入老境,身体也慢慢衰老,也很可能在行路时摔倒,那时候,我多么希望有人出手把我扶起来,送到医院或通知我的家人。如果全社会能够做到这一点,那这就是一个良善社会的良性循环。假如,今天别人摔倒了,你不去扶助,那么明天你摔倒了,别人也可能不去扶助。这就不是一个充满友爱良善的人间家园,而是一个失去了温暖的冷漠社会。
那么,具体到你们如何对待这样的事件呢?我有一个建议,你们很年轻,没有社会经验,没有对付恶人的能力。当你们遇到这样事件的时候,首先要找到证人来为你们做证,或者用手机先把现场的情景拍摄下来,证明老人摔倒与自己无关,然后拨打120或110,这样就能很好地保护自己,而不会被那些居心不良的人讹诈。
郑:老师,我们肯定会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但是,我们在社会生活中,有时候也会遇到好心不得好报的情况。面对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
陈:这就是我们提倡或宣传慈善文化的社会意义之所在。我刚才说,我们的社会要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就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们帮助别人,每个人也都需要他人的帮助,不可能只是索取而不做奉献。我们宣传慈善文化,就是要激活某些人心灵深处的孟子所说的“善端”,使他们泯灭那种有可能作恶的欲望,多做善事,至少不作恶事。这也是慈善文化所倡导的要为和谐社会做贡献的重要价值所在。
郑:我在自己做的社会工作调查研究中了解到,目前社会上最为突出的两个矛盾,一是官民矛盾,一是贫富矛盾。要想解决这两个突出的矛盾,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付出很大的精力。
陈:我去年在宝鸡市慈善协会的调研中,听到了李海珠副会长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慈善可以促进党风廉政建设的进程,在对党员干部进行勤政廉政教育中,可以起到非常重要而且行之有效的作用。这句话让我很感兴趣。我把这句话加以扩大,也就是说,把慈善当成扭转社会风气的重要途径,应该是行之有效的。领导干部了解了社会上还有一部分贫困人口、鳏寡孤独废疾者和需要特殊帮助的人的情况时,就有可能不会坐在豪华包间里山吃海喝,否则,他们就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他们一定会尽职尽责、恪尽职守,为需要帮助的人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从另一方面说,慈善也是拉近富人与穷人之间距离的重要途径。从人们的一般心理上讲,富人可能会有所谓的鄙视穷人心理,穷人可能会有仇视富人的心理。否认或回避这一点,都是徒劳的。那么,如果通过慈善这个途经或平台,让富人与穷人密切接触,这样有可能使双方有更多的理解与帮助。社会心理就可能逐渐平衡与缓和,而不会出现严重的社会对立。我觉得无论富人还是穷人,都希望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祥和温暖的、公平正义的社会,人们可以幸福地生活在这个社会之中。
当然,我的观点是慈善应当成为拉近官民之间、贫富之间距离、消弭彼此矛盾的途径之一。要想消除社会歧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还需要规章制度或法律的调整与规范。简单的说教可能会起到一些作用,最终解决问题,还需要全社会的综合治理。
郑:老师,我听了您给我解答的这几个问题,感到很愉快,以前我思想上存在的疑虑也得到了解释。同时,对于慈善文化和慈善本身也增加了一些了解,我会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多做一些慈善方面的工作,尤其是慈善文化研究工作。
陈:现在,社会上愿意做慈善的人越来越多,全省注册的慈善志愿者就有几十万人之多,慈善事业的发展已经呈现出勃勃生机,所以很多人都在说,慈善事业是一个朝阳事业,有着无限光明的前景。我们慈善文化研究中心做的主要是慈善文化研究工作,有时候也做一些慈善实务,走上社会进行宣传。我说过,我自己过了学术青涩期以后,会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对慈善文化的研究上,因为这是一项为了我们的同胞能够幸福生活而贡献自己力量的高尚事业。我会不懈努力、乐此不疲地尽自己所能,做好这份工作。我也希望你们年轻一代,跟我一起做好这项高尚的事业,让我们的社会成为美好的家园。(撰稿人: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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