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书》的思想来源

理想社会的精心描画——解析康有为的《大同书》

首先简单做个说明，所谓“大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一种称谓。它的现代语义有一点类似于西方的“乌托邦”，或者说“大同”就是中国古代的乌托邦思想，古代先哲们对未来理想社会进行的设想。大同理想对社会的描述，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有一段文字：“有沃之国，沃民是处。沃之野，凤鸟之卵是食，甘露是饮。凡其所欲，其味尽存。”这是远古时期人们对理想社会的描述。《诗经》里有一篇《硕鼠》，其中把那些剥削者看成是巨大的老鼠，而老鼠是专门祸害人间的，人们要逃离大老鼠去理想的乐园，叫作“适彼乐土，适彼乐国，适彼乐郊”。

以上便是我国最早关于大同理想社会的描述性资料。在这两篇中提出的大体意思，就是要追求乐土乐国的美好社会，试图寻找没有压迫、剥削，人人平等，自由自在，物质能够满足人们需求的理想社会。当然，在那个社会根本不可能存在甚至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都不可能存在这一理想社会，所以当时人们对这种理想的追求可以说是一种渴望、一种梦想。我们今天再来看当时这些描述的时候自然会认为，这是不能达到的对未来社会的美好追求，说明当时人们生活并不是多么公平正义，还存在类似于“硕鼠”那样对人类的祸害、剥削或压迫，人们仍然处在受苦受难的生活状态中。这是说，《山海经》和《诗经》中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描述，可以被称作对大同理想社会或大同思想的萌芽。我们知道，《山海经》和《诗经》都是中国古代早期的文献，上古时期人们对一些事物的认识包括对理想的追求，都记录在这些文献中。从春秋战国到秦王朝的建立，几百年时间，正好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转型期，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制社会的转型，是一个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转型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在这个时期已经迅速崛起，而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大势已去。社会的变革使人们对未来理想社会产生了很多新设计或新向往。因为新兴地主阶级雄心勃勃，对即将发生的社会变革有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对未来社会有自己的设计和愿望。

一、农家、道家与儒家的理想社会思想

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看到有一些学派开始对未来理想社会做出自己的设计。比如，农家就提出“并耕而食”的理想图景，认为凡是天下人都应当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可以耕作，都可以有饭吃、有衣穿；道家的“小国寡民”意思是，在完全自然的状态下生活，老百姓之间互相隔离，老死不相往来，互相不干预、不交往；还有就是儒家的大同思想，他们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计与描述，在后面会讲到。这三种乌托邦的主要思想主张，我逐一分析如下。

农家提出“并耕而食”的思想，具体是说，在未来理想社会里，每一个人都非常热爱劳动，人们把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地主阶级，没有贵族，没有皇族对平民百姓造成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所谓压迫主要从政治上讲，一个阶级压迫另外一个或另几个阶级；剥削主要在经济上讲，指一些人从事劳动，另一些人不从事劳动，但由于他们占有生产资料、土地或生产工具，通过土地或劳动工具的租赁等方式，对劳动者进行剥削，可以获取大量的物质财富。这种社会是不公平的，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必须推翻这种制度。

然而，在某些人设计的理想社会里，没有剥削和压迫，从社会经济制度上讲，主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即存在小农业与小手工业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经济方式。在社会各行业尤其是从事手工业和农业劳动的人们之间进行劳动交换，也就是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无论是哪一个阶层，他们之间不存在相互欺诈，也不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绝对分工。就是说，在这个社会没有专业的脑力劳动者，人人都要从事体力劳动。“并耕”的含义是比较广的，其中还包括作为统治者的那一方，他们也跟劳动者一样，进行农业或者其他行业的生产劳动。这就是农家对未来社会的一种理想，用四个字概括就是“并耕而食”。对此，我的理解是，它代表了农民阶层的愿望，或者说，这是农业小生产者对于自己生存状况，以及落后经济地位的固守和理想化描述。农家学说在古代历史上没有得到广泛传播，但是古代农民起义所秉承的应该是以农家思想为主的学说。

道家对于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是“小国寡民”。在道家对未来社会的设计当中，它提出了人类社会可以分成为相互隔绝的诸多“小国”（“小国”是指一个小的村落或者是小城邦），每一个“小国”里的人们都从事着非常简单和自然的农业生产劳动，他们从事劳动的目的并不在于他们真正爱好劳动、喜爱劳动或者说不爱劳动，而是他们要维持自己最基本的生存。在这些所谓的“小国”里，废弃了文字，尽量不使用生产工具，更谈不上技术发明与改进。生产和生活都是非常低下的简陋状态，而且是“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百姓互相之间断绝了一切联系，孤独自在地生活着。在这些孤立地以自然状态生存着的“小国”里没有舟车，因为人们之间不用来往，就不需要交通工具，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自然状态，人类只是活着而已，不是说活着一定要为了什么目的，活着没有原因与追求，这就是道家“小国寡民”的未来社会思想。这实际上是维持原始落后生活状态的保守思想，是倒退的。

关于儒家的大同理想，它的思想学说是形成完整体系的，在未来的理想社会里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每个人都从事生产劳动，既是为自己也是为社会，每个人都需要在劳动中获取产品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同时，也为社会、为他人从事生产劳动，以提供可用来交换的产品。老弱病残、鳏寡孤独受到社会的关爱和照顾，儿童是由社会负责抚养和教育的，所有的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能够有机会在社会经济某个领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在这个社会，没有任何特权或者是官位爵位的世袭，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与世袭制已经消失，那些担任公职的人员必须由群众推举产生而不是世袭，也不是由某一个人来指定的。社会秩序非常安定有序，社会出现所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美好情景。整个社会“讲信修睦”，就是人们讲诚信而且能和睦相处，邻国之间友好往来，没有战争，没有暴力，也没有国家之间的阴谋，这是儒家的大同理想。由此可见，儒家显然比农家和道家的思想更系统、更完整也更美好，具有诱人的巨大力量。所以它能够在中国的社会思想史上产生更大更深远的影响。儒家的大同理想是在《礼记·礼运篇》中提出来的。据学者们所说，《礼记·礼运篇》大约是在秦汉之际形成的，在这个时候，新兴的地主阶级已经掌握了国家机器，而且已经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正在雄心勃勃地为巩固封建专制统治，以维护他们的封建经济基础。那么，一些儒家代表人物就开始设计方案，为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描绘一个虚无缥缈的愿景。

上面讲了三种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其中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被人们所传承的主要是儒家的大同理想社会。后来所出现的农民小生产者的一个所谓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是属于农家类型的或者继承农家类型的。还有一些，遭遇到农民战争的打击或者王朝更迭，在这样的状态下，一些人产生了遁世思想，就是逃避现实、逃避社会，他们跑到荒蛮的地方以寻求思想上的解脱，建立一个义庄式村落组织，持这种行为的人所追求的属于道家的理想境界。类似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风光式的惬意美好的景象，其实就是道家的思想，是一种自然状态，一种耕读生活。

从西汉中叶之后一直到鸦片战争，儒家大同理想社会的蓝图形成以后，中国社会长期停留在封建主义时期，政治制度落后，经济发展停滞，基本上没有形成新的生产力。在这个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农业技术改良，比如，灌溉的技术和耕作的手工工具等简单改良。也没有形成新的阶级，就是农民和地主两个对立的阶级，像买办阶级、资产阶级等，则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事情。所以，儒家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大同模式再也没有出现新的因素，或者是对它创新性的描述，因为没有给它提供思想上的营养。因为要想有所创新，形成新的思想，则必须有它的来源。

农家对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主要通过农民起义时某些宗教团体的生活方式体现出来。比如，东汉末期张鲁的五斗米教，起义军占领汉中以后，废除了官吏制度，设立祭酒分管其下属，各祭酒的辖区设立义舍，在义舍里放一些义米、义肉，供过往行人无偿取用。我觉得这是一种农家理想的体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对于理想社会的憧憬，这个理想社会就是跟当时的现实世界相隔绝，所谓的人间乐土叫“桃园洞”，在这里没有压迫与剥削，也没有相互攻伐的战争，人们处于一个和平、安宁、温饱的环境中，过着无忧无虑的田园牧歌式生活，对于外部世界的兴衰治乱，对于社会的变动与转型都一无所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桃花源记》是一篇名作，在中国大同思想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那以后1000多年，很多幻想逃避现实生活苦难的人，总是在追寻着世外桃源，把桃花源当成了人间乐土。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封建主义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这次变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动在性质上有很大区别。在中国近代，农家类型的和道家类型的对未来理想社会的那种设计和愿景，仍然有所表现，比如，太平天国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就是农家类型的社会理想蓝图。章太炎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五无论》，可以被视为道家理想社会蓝图的典型。当然，在中国近代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儒家大同思想。许多带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往往用儒家的大同理想来表达自己对未来社会的憧憬，最著名的就是康有为和孙中山关于大同理想社会的论述。我今天主要讲的是康有为的大同思想。

二、《大同书》的思想来源

《大同书》所设计的是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制度下的未来理想社会蓝图。康有为所设计的大同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这和儒家大同思想的基调是一样的，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们的物质文化精神生活也非常丰富。没有国家，就是原有国家之间的界限被消除了，全世界统一在一个公政府的管理之下，这个公政府叫作“大同公政府”。在这个社会，没有战争，没有暴力，没有等级贵贱，男女平等。其实质，我认为在政治上，他主张要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制度。更重要的是，在儒家大同思想中所没有的一条，就是康有为把家庭消灭了。由此，社会上已经不存在所谓君权、父权、夫权的压迫。在这本书中，关于女子解放的问题讲了很多内容。

至于《大同书》的写作时间，在学术界还有一些不同看法，或不同意见，我们知道的情况是，这本书在辛亥革命时期公开发表了一个小的部分，也就是在1914年，康有为在自己办的一个杂志《不忍》中，将这本书的甲部《入世界观众苦》公开发表。1935年，康有为的学生钱定安就把这一部《大同书》送到了中华书局，完整地出版印刷。一部书的初步写作到完稿，绝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尤其像这样一部内容驳杂的书，它会有一个相对长时期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他酝酿这种新思想，调整补充书中认识的较长过程，所以，我觉得，这部书从酝酿到出版是在19世纪的八九十年代。

今文经学公羊派有一个所谓“公羊三世说”的理论，“三世”是指所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这三世又各划分为“三世”，即据乱世又有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升平世也有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太平世还有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一生三再生三，九九八十一世，在“公羊三世说”中就这样不断演化，最后分出八十一世。每递进一个阶段，都是非常微小的社会改良，当然也是社会进步。这种变化极其缓慢，因而被认为是历史循环论，这也是一种社会的变异观，社会不是不发展，但是它的发展是一点一滴的。这就被康有为作为他的大同理想社会的基本思想。同时，在19世纪末期的戊戌维新运动中，维新党人就是以“公羊三世说”为其理论基础的。

《大同书》的基本思想就是从“公羊三世说”中发展而来的。康有为认为，当时的欧美国家处于升平世的阶段，也就是说，当时欧美所谓“升平世”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人类最高的社会发展阶段，比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阶段是太平世，而当时的清王朝则正处在据乱世，还需要向着更高的社会阶段发展。这就是他写作本书的指导思想。

毫无疑问，康有为对《礼记·礼运篇》当中的儒家关于未来大同理想社会的具体内容非常熟悉而且深有体会，很有心得，这是他变法思想的基础。但在《大同书》中又有很多与传统理想社会的区别，于是我们就找到了他的另外一个思想来源，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学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具体的社会政策，包括社会生活方式，等等。比如，西方国家特别强调自由平等，特别强调民主博爱，这些思想不断推动着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人与人之间关系更加融洽，而且非常友善，这些都被康有为作为他的思想资料写进了《大同书》。

不仅如此，该书还有对其他学术思想的借鉴与吸收，比如，对基督教文明的博爱思想的接受。梁启超曾经用自由、平等、博爱对应了三个思想家，认为严复是自由派哲学家、谭嗣同是平等派哲学家，而康有为就是博爱派的哲学家。的确如此，这本书充满了对人类甚至对自然物的那种博爱之情，所以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给人的感觉就是尽情地去爱人，无论男女老少，白种人、黑种人还是黄种人，也无论是什么阶层的人，都张开双臂去爱他。在《大同书》中充满了对人类的爱，这种爱似乎又吸收了墨家“兼相爱”的思想因素。

我们知道，儒家所讲的是推己及人、爱有差等，一个人首先要把自己的爱从自己最亲爱的人推及到陌生人。墨家则主张不分彼此、不分等级、不分距离、不分什么人，一概给予爱。这就与墨家有了很大的不同。康有为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大苦海，而且苦海无边，人类遭受着种种苦难，而且这些苦难是不可以避免的。他甚至说，君主有君主之苦，皇帝有皇帝之苦。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有其不可避免的苦难。他在《大同书》的第一章甲部的题目叫作：“入世界观众苦”。佛教里面讲“苦海无边，回头是岸”，那么如何避免或者解脱苦难呢?那就是要把一切都放下，放下了就心安了，心安了就没有烦恼，人就会保持一个自然的状态。关于“受苦”的这种思想是来自佛教的。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思想持批评态度，认为这是对人类精神的麻痹，是“精神鸦片”。可是我们作为人类，肯定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当我们处于愤怒和哀伤、纠结时，把这种情绪放下，肯定是有助于身体健康的。

另外，在《大同书》中，康有为还把自己的一些主观愿望或幻想加入其中，他头脑中也带有空想社会主义因素和民主主义、平等主义因素。以上我所讲的就是《大同书》的思想来源，是康有为写成这本书的凭借。我们讲他的这本书有多重思想来源，他广泛吸收了当时人类已经出现的或人类所希望的美好思想因素，把它们比较协调地融入到《大同书》的大同理想体系之中。

三、《大同书》的基本内容

在《大同书》里，康有为首先把人类描绘成一个受苦受难的群体，把人类所处的社会描绘成一个无边无际的大苦海，而且在书里把人类所遭受的各种苦难罗列出来，一共有六类三十八项之多。在现存的社会当中，无论什么人都是受苦受难的，刚才讲到，下自贩夫走卒上至皇家贵族，都是在受苦受难，被统治、被剥削的人在受苦，统治者和剥削者也是在受苦，甚至神仙佛陀都是在受苦。那么，他所说的受苦受难的原因是什么呢?人为什么会受各种各样的苦呢?他说是由所谓“九界”造成的，导致人类遭受各种苦难的原因是“九界”。

在《大同书》里，他说：

“总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而已。九界者何?‘一曰国界，分疆土、部落也；二曰级界，分贵贱、清浊也；三曰种界，分黄、白、棕、黑也；四曰形界，分男女也；五曰家界，私父子、夫妇，兄弟之亲也；六曰业界，私农、工、商之产也；七曰乱界，有不平、不通、不同、不公之法也；八曰类界，有人与鸟兽、虫鱼之别也；九曰苦界，以苦生苦，传种无穷无尽，不可思议。”

这是他在该书甲部当中开篇时讲的一番话，这就把“苦”的种类讲清楚了，又分析造成人类这些苦难的原因。那么，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途径，使人类脱离苦海，才能救苦救难呢?

他说：“吾救苦之道，即在破除九界而已。”第一曰去国界，合大地也。去除了国界，全世界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成立一个总公政府，然后再划分为若干个区域，成立若干个分公政府，这样就不存在国与国之间的纷争冲突或者贸易的不公。第二曰去级界，平民族也。去除导致不公平的、导致贫富贵贱的制度，使各个民族、各个阶层完全平等。第三曰去种界，同人类也。去除种界，黄白棕黑不同的人种要消除，使人类完全趋同。不能否认的一点，就是康有为带有种族歧视的思想，在四类人种当中，他认为黄和白种是优秀的人种，棕色人种和黑种应该遭到淘汰，全人类只留下白种和黄种。他认为，应该通过混血的方式去除有色人种。第四曰去形界，保独立也。形界是男女之分，在这里当然不可能消除男女之间的生理和心理差异，而是要保持各自性别的独立，男人独立，女人也要独立，女人相对于男人来讲，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不是一种依附。在他那个时代及其以前的中国社会，女子是不独立的。在这里，他提出这样的办法，就是要保持男女各自的独立。第五曰去家界，为天民也。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他协助康有为完成了《大同书》，此书在成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秘不示人”。梁启超解释说，之所以秘不示人，是因为这部书里提到要毁灭家族。在那个理想社会，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任何人之间都没有关系，其中会有不能称之为“婚姻”的两性关系，当然也有血缘关系，可是人并不知道彼此之间会有什么样的血缘关系。这就是所谓“去家界为天民”，每个人都从属于上天，都是各自独立的。第六曰去产界，公生业也。这是说，要去除各个行业之间的隔阂或者差异，共同从事生产劳动。第七曰去乱界，治太平也。这一章就是要废除那些导致社会混乱的法度，使得社会稳定和谐。第八曰去类界，爱众生也。类界就是人与鸟兽虫鱼之间的差别，去掉了这些差别就要爱众生。爱众生是佛家的观点，同时，基督教也讲要爱人类，爱一切生命。第九曰去苦界，至极乐也。去除了苦难以及导致苦难的原因之后，人类就会到达极乐的社会。这是讲，康有为要去除苦难的办法，他认为“界”是各种苦难的根源，要脱离这各种各样的苦难，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去界”。

康有为认为，在大同社会，“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虽有善道，无以加此矣”。意思是说，大同社会是一个公平、公正、充满仁爱的社会，是治理的最佳状态，虽然还有什么善道，也是无以复加的。照这样说法，他所要达到的就是一个人人独立、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只有一个统一的公政府，各个种族都混合成为一个种族，男女一律平等、各自独立，没有婚姻，没有家庭，农工商各行各业都成为社会的公产，种种不公、不通、不同、不平的法律都被废除，人类泛爱众生，人和鸟兽虫鱼已经没有什么区别，这样的世界去除了众苦，至于极乐，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们其乐融融，自由自在，悠然自乐，太平大同，长生永觉，非常美好的社会也就实现了。

在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正处在快速发展的阶段，大概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雄心勃勃的资产阶级极力扩大海外殖民地，占领殖民地市场，掠夺各种资源，利用廉价劳动力从事工业生产。康有为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主义制度要优越，但他同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的种种不平等现象，包括其自身的种种矛盾。

在《大同书》中也有一些幼稚的提法，有一些反动的甚至是反人类的观点。他认为，殖民主义吞并那些弱小国家也是通往大同的一种途径和方式。他说，去国界，就类似于资产阶级提出的“世界主义”主张。前面讲到，他有种族歧视的思想，他提出去种界，认为人种是有优有劣，其中白人第一，黄人次之，其他都是劣等的种族，他提出改变人种的办法，就是改换居住地区、改换饮食结构，以及用种族之间的杂婚，使世界上所有人类都变成白色人种。

在《大同书》当中，康有为的说法还有一个矛盾的地方，他说在大同理想社会，劳动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可是，他又把劳动作为一种惩罚的手段，有一些人犯了这样或那样的罪错之后，就要将其“罚做苦工”。这就是矛盾所在。既然人们都争先恐后地从事生产劳动，怎么又能把生产劳动作为一种惩罚的手段呢?在《大同书》当中，我认为还有一些比较幼稚而不够成熟的提法，比如他说，他设计的理想社会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包括养老保障、社会救济等等。在大同书里，人们一生都住在各种不同的“院”里面，比如“养老院”。人们居住的条件非常好，他甚至设计出了在养老院里安装的淋浴、床铺和桌椅等，都非常细致到位。

梁启超说《大同书》之所以“秘不示人”，就在于要“毁灭家族”，他提出来要取消婚姻。我们知道，婚姻是家庭的基础，没有婚姻也就没有家庭。但康有为认为，男女到了一定年龄可以公开同居，而男人和女人同居不得短于一个月，不得长于一年。因为男女同居时间长了，就会产生感情和责任心，双方就会为家庭谋利益，这也就有了私有财产。那么，如果同居期间，女方怀孕了，那就把孕妇送到胎教院。

胎教院的装修非常豪华，每天都播放音乐，各种条件非常好。当孩子生下来之后，产妇就可以离开胎教院，从此不会见到自己的孩子。孩子放在育婴院里，育婴院有慈祥和蔼的保姆。负责照顾和抚育年幼的孩子。孩子长大到六岁时，就被送到小学院上小学，可以接受很好的初级教育。随着年龄的长大，再上中学院、大学院，然后开始工作，走上社会。大约工作了四十年以后，到六十岁的时候可以光荣退休了。退休老人进入养老院，由于没有家庭了，所以是社会养老，负责每个人的饮食起居。生病了就会送去养病院，养病院里的医生非常和蔼，诊病很仔细负责，而且全部是公费医疗，医疗费用全部由社会来支付。当人死了以后，如果他对社会所做的贡献大，他的遗体就可以在殡仪馆多放几天，供人们前来瞻仰、告别。如果这个人一生平平淡淡，没有为社会做出多大的贡献，就会停放几天后被火化。在大同社会有称为“化人院”的地方，就相当于现在的火葬场。这是《大同书》里描写的人的一生。所获得的社会保障，接受的教育等问题，一切都是由政府负责。

大同思想主要反映在《大同书》中，也反映在康有为所写的其他一些著作中，比如《礼运注》和《中庸注》，这两部书中就包含了他的大同思想。对《大同书》进行详尽评论的专著，是钱穆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他在书中写道：“梁氏《清代学术概论》序列长素三著。”长素是康有为的字，他写的最有名的三本书就是《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他说，如果把《新学伪经考》比作飓风，“则后二书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他对康有为的书做这样的评价，显然很高。这并不在于三部书有多么重大的学术价值，而是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很大震动，尤其是政治价值。

《大同书》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毁灭家族。康有为讲，佛法出家，出家之人没有任何牵挂，也没有任何痛苦。因为在佛教看来，生离死别是亲人最难以忍受的事情。佛教讲出家，其目的是要人们四大皆空，然后就可以脱离人间的苦难。康有为说，与其出家，不如让人们无家可出，而家庭是私有财产争夺或者占有的一个根源。没有家庭了，也就没有占有私有财产的兴趣。所以，他说：“畏私有财产为争论之源，无家族则谁复乐有私产。”同时，国家也会因为没有了家族而被消灭。

在《大同书》当中要毁灭家族，这是康有为提出的人类到达大同社会的一条道路。他说，从现在开始去除了婚姻，六十年后全人类就没有了家庭，就可以逐渐到达大同理想社会。当时人们的平均寿命在六七十岁，所以六十年后人类就不会有家庭了。毛泽东受到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和康有为的《大同书》的影响，他说，康有为设计了一个美好的大同社会，但是他没有指出人类到达大同社会的途径，所以他就陷入了空想。一般而言，对于理想社会设计的越是具体，就越容易成为一个空想。康有为本身所设计出来的到达大同理想社会的途径没有它的可行性，而且他自己都不敢拿出来让别人看，同时《大同书》之中也有很多的自相矛盾之处，甚至有反动的地方，后来他在其他一些场合或者文著中调整和修正了原先的一些说法，这从一方面说明了康有为是一个不断进取、更新思想的人，但也说明了他对自己曾经设计的大同理想具有不确定性。

总的来讲，康有为《大同书》里面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有缺陷甚至有谬误之处和反动的地方，可是我们不能够由此而忽略甚至抹杀《大同书》中所提出的大同理想社会，大同思想所包含的先进的因素，尤其是在当时那样一种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正处于苦难当中，《大同书》的价值或者意义，就已经超出了学术研究的本身。我们可以把《大同书》看成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它更是对人类前途与命运的深沉思考，也引发了当时的知识界读书人和先进的中国人对于中华民族未来命运的深切忧患意识，对于其他社会阶层也有很大启发。《大同书》当中包含的内容比较多，包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有可能引发我们思考的问题，是一本值得我们阅读的书，我们会从中看到，作为一代宗师康有为对人类命运的担忧和试图解决的思路。

阅读康有为《大同书》，可以深切理解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他对自己的国家和同胞充满了无限的爱，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评价康有为：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一位博爱主义者，也是一位慈善思想家。我们今天的慈善文化研究，可以从《大同书》中寻找到丰富的思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