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国民观念的启蒙学说

改造国民观念的启蒙学说——解析梁启超《新民说》的基本思想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1873年出生。他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一位才子，少年时期就表现出极其突出的才华，正是由于这种才华，使得他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和学术领域表现得非常出色。

梁启超是在已经中了举人之后拜康有为为师，而康有为当时还不是举人，可是他很佩服康有为的学问，所以投在当时还是秀才的康有为门下做学问，当然也随着“公车上书”而使当时仅有二十多岁的梁启超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名声大噪。他受到康有为的很大影响，同时也受到严复的影响。严复出生于1854年，康有为出生于1858年，所以，严复和康有为都是梁启超的前辈。另外，梁启超在中年时期多次到过日本，受到日本启蒙思想家影响也很大，他意识到改造国民性的极端重要性。所以中年以后，他的政治作为和思想文化观念中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着力于对国民性的改造，即对中国国民的思想启蒙与教育。如此，他就逐渐形成所谓以“新民说”为主体的启蒙思想。

梁启超是一位爱国者，特别强调要发扬民族主义精神，克服民族自卑感，他把中西文化紧密结合起来，从而达到“新民”的目的。所谓“新民”，就是改造国民性，更新民众思想观念。梁启超通晓中国历史，对西方某些国家的历史民情有一些了解，他把中西历史进行比较，提出改造国民性要侧重于国民自身素质，侧重于社会风尚和国民文化心理或民族精神的角度。他认为，这几个方面也同样是中国近代社会落后于西方国家的重要原因。他提出以这种“新民说”启蒙思想去激发国民的进取心，达到挽救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重塑国家形象和民族形象的目的。

对国民进行思想教育和思想启蒙，事实上，是近代化过程中各个国家普遍遇到的重大问题，因为人们的观念必须随着社会的更新而变化。工业文明时代的人们，不应当是农业文明时代的思维，必须更新观念与思维方式。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产生很大影响的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国民政治思想的启蒙，对道德观念的更新，几乎包括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这些大启蒙思想家都普遍涉及这些重要的问题，就是国民启蒙与教育问题。事实上，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既是法国大革命的政治纲领，也是他们对国民教育的政治目标、思想目标，用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启蒙国民觉悟，去除国民性的劣点。

法国自然法学派提出“地理环境决定论”，包括孟德斯鸠在内的著名启蒙思想家认为，地理环境对于人的心理和民族精神有着非常重要的制约作用。在寒带那样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下，人们，像青年一样勇敢，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创造了灿烂的工业文明和海洋文明；在热带地区的人们像老年一样虚弱、胆怯而且思想保守，抱残守缺，缺乏创造力。这是“自然环境决定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地理环境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起到决定性作用。我们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如果是那样的话，人类思想的复杂性则无法体现，生活在某个地区的人都是勇敢的、坚强的，而生活在另一个地区的人则全是懦弱的，这肯定是不正确的。

孟德斯鸠等人认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有紧密联系，对于这一点，我并不表示反对，或者说，我承认自然环境对社会环境终归是有影响的，否认这一点是徒劳的。对于人们所处的恶劣社会环境，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导致了人的良心道德的变异，原本的善良天性会受到遏制，从而滋生出某些恶的欲望，比如，对金钱的追逐，对政治的偏见，对社会的不满，对他人的敌意，都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产生出来的。先天具有或后天修养的良心无法发挥作用，尤其在恶劣社会环境下，例如，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之下，就更使得人类的道德品质败坏，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从而使人失去自由、平等、博爱的天性，这是西方式的天赋人权观念。在那个时期，如果人们要想恢复道德良心，就要建立起人人平等、自由、博爱的新社会，而它的依据就是“社会契约论”。另外，他们也主张改革教育制度，更新教育理念，认为教育是塑造道德新人的必然途径。这些理念或口号都是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夕思想启蒙运动中的核心内容。

再说日本。19世纪中期日本的情形跟法国大革命前夕有类似之处，我们在某些历史和现实问题上总是跟日本对比。人们的认识是，日本也是一个东方国家，有着悠久的传统文明，在近代也受到过列强侵略。其实，我们和日本不一样，虽然都是东方国家，而且日本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大，日本佛教是中国佛教传播过去的，遣唐使当中包括入唐留学生和入唐僧人。遣唐使大量输入中国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使得中国文化风靡日本社会上层，渗透到思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现在，日本的茶道、木屐、和服等，都是从中国学过去的，人们现在却认为是日本的。日本民族有自己极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外极强的模仿能力，而且能够拿来为我所用，这里所说的超强模仿性是说，日本善于模仿外国先进的东西，并根据本国国情进行改造。

我们往往把创新和继承割裂开来，这样的思维方式是有问题的，继承一定是在原有基础上加以创新，才有可能成为自己的东西，包括政治制度。日本现在的君主立宪制的政治制度绝对不是日本自己本来就有的，而是学习西方制度创新而成的，也就是说，它对西方立宪制进行了改造，西方任何一个国家跟日本的政治制度都是不同的。虽然可以说都是立宪政体，但是在具体的运作上有相当大的差异。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启蒙思想家们就主张学习西方，以国民教育为基础，政府开展了普遍的“文明开化”教育，所谓“文明开化”教育是要开展向西方学习，包括近代的科学技术，西方的文化教育，西方的思想观念、道德风尚和生活方式在内的社会启蒙运动，对国民道德进行全面改造和更新。“文明开化”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对国民性、国民精神和国民心理进行改造和更新。

中国社会在1915年虽然有一个新文化运动，可是这个新文化运动为时比较短，到了五四运动爆发，人们关注的焦点就转移了。由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新文化运动就转变成爱国救亡运动，爱国主义势必冲淡了“文明开化”的内涵。不仅如此，新文化运动还局限在狭小的知识分子圈子里，当时，中国老百姓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文盲，老百姓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参与新文化运动的都是知识界的事情。在中国所谓“文明开化”的时间短而且范围窄。日本的启蒙思想家认为，“国之所以富强安康，无不源于世间文明人才之巨大发展，而文明之为文明者，安有赖于一般人民之文明”。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国家要求强求富，老百姓要求得平安和健康，都是起源于人世间的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文明之所以为文明，要依赖于一般老百姓都应有文明观念。

可是，事实上，中国老百姓没有近代文明观念，老百姓有民本思想或民主观念，也有一定科学思想，可他们却没有“文明开化”的思想。在历史上，中国实际上没有开展过类似于日本“文明开化”那样的运动，中国人很质朴，这是在农业文明时代养成的。对国民启蒙的文明教育运动可以包括很多内容，例如，思想观念和道德的更新，生活方式和为人处世态度的改变，等等。在日本启蒙思想家的观念上，非常清楚国家富强和改造国民性之间的关系，他们主张用近代科学知识和各种技能改造国民，作为他们立身处世、兴置产业和发展经济，以推进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方式和内容，这是典型的近代资产阶级国民教育思想。

梁启超作为一位知名学者，对法国大革命以及此前的启蒙运动比较熟悉，他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卢梭学案》，此文于1901年11月和12月在《清议报》上两期连载，篇幅相对较长。在这篇《卢梭学案》中，他比较深入地介绍和研究卢梭启蒙思想，尤其是卢梭的国民教育思想、国民启蒙思想，这些思想主张对梁启超产生了很大影响。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后，他立刻离开北京，从天津离开大陆逃亡日本。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阅读了很多日本启蒙思想家的著作，而且和日本学者往来比较密切。他在与日本学者交谈中，以及在阅读日本学者的著作中，了解到很多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学说，思想上产生了较大震动。因此，梁启超有关国民启蒙和国民教育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国和日本等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和诱导，从而构成了他的国民改造的思想体系。事实上，从酝酿、构思到体系成型，梁启超都受到法国和日本学者的很大启发和诱导。

与此同时，梁启超还受到严复关于改造国民思想的影响。在1895年，严复发表了著名的政论文章，叫作《原强》。在《原强》中有一些观点，梁启超表示赞赏，并借鉴了严复的某些观点。我们知道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斯宾塞，也是一位哲学家、伦理学家。他主张社会有机体论，所谓社会有机体论，简单地说，就是社会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是一种发展与演变的有机整体。严复对斯宾塞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对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的观点很有体会。所以，严复指出，一个国家的贫富强弱，归根到底，取决于民力、民智、民德的高与低，就是严复在书中所讲的“三民”学说，这是斯宾塞的学说，并不是严复自己的创新，但是他认同这个学说。严复说，中国社会的富强，究其根本就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而在这三者当中，最紧迫的事情是开民智，而难度最大的是新民德，即改造国民的道德。梁启超非常敬重严复，所以严复所发表的这篇文章《原强》可以看成是梁启超“新民说”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

除了前面介绍的法国大革命前的启蒙运动，19世纪中期以后日本的文明开化运动，日本的启蒙思想家的著作等对梁启超的影响之外，就是受到严复《原强》思想的影响。在1896年前后，梁启超的国民改造思想开始酝酿，在这一年，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论报馆有益于国是》，在这篇文章里面，他讲道，“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在另外一篇文章叫《古议院考》中，梁启超深刻地指出：“强国以议院为本，议院以学校为本。”如果一个国家风气未开，民智未开，那么开议院就是“取乱之道”。很清楚，他把国民教育、国民启蒙放在了能不能开议院的决定性的位置上。如果民智不开而开了议院，那就会出乱子，会发生一些严重混乱的事件，这个观点显然受到严复《原强》这篇文章里所谓“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思想的影响。

梁启超在文章中写道：“在近百年间，欧罗巴之众，高加索之族，借制器以灭国，借通商以辟地，于是全球十九，归其统辖，智之强也。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他认为，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由混乱到治理平定，胜败的关键则由武力到智力转变，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一个国家要想富强，以开民智为第一重要意义。当时的清政府执行愚民政策，造成国民愚昧无知，麻木不仁的品性。“当今诸国竞智之时，吾独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以为智敌，岂非自求败亡哉。”就是说，现在的世界正处在人们智力的竞争当中，而我们却独此一家地去愚昧我们的士人，愚弄百姓，愚弄王公，作为智力的对立面，那不是自取失败、自取灭亡吗?这其实也是接受了严复的思想。严复对国民的心理分析非常透彻，也很准确。所以梁启超就说：“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暗，岂能立国乎?”意思是说，现在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很重视智力开发，都很聪明，而只有我国老百姓是愚昧无知的，世界各国的人都很清醒练达，而我们却闭目塞听，什么都不知道，这就造成了中国国弱民贫，受奴役受侵略的状况。

在1898年的12月，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清议报》，该报的宗旨是“为国民之耳目，做维新之喉舌，维新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增长支那人之学识，广民智，正民气而已”。梁启超就在《清议报》上宣传爱国思想，重视培养国民的爱国心。爱国教育是梁启超启发国民教育与国民觉悟的重要内容，他认为中国国民的爱国心薄弱，造成这种状况的历史原因是“暴君民贼私天下为一己之产业，因奴隶其民。民畏其威，不敢不屈于奴隶，积之日久，而遂忘其本末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那些封建专制主义的君主及其大臣把天下看成是自己一家的产业，所以就把老百姓当成奴隶来对待，而老百姓因为畏惧他的威严，所以不敢不自屈于奴隶，这种情况时间长了，大家都忘记了本末。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的一种奴隶性，这种奴性事实上一直延续到近代，而且在很多方面都有表现。

君主专制制度和清王朝对外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中国老百姓不知道天下和国家存在什么差别，不知道国家和朝廷是一个什么界限，不知道国家和国民是一种什么关系。比如说，国家和天下是上古时期的概念，国的概念是某个区域，而天下指的是整个的统一的国家，像周天子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的统治者是诸侯，天下的统治者是周天子。可是到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后，国和天下的概念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这种情况，中国老百姓并不是非常清楚的。

另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和朝廷的界限，比如说国家和政府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古代社会的人们认为，国家和朝廷是一样的，国家就是朝廷，忠君就是爱国，爱国就是忠君的观念，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君主私天下，一朝也是一姓的天下，比如，唐代的皇上姓李，那么这个王朝就叫作李唐王朝。一国之君就是这个国家的“大家长”，高高在上。而近代的国家则指一片区域，是属于民族国家。政府是人们推举出来负责国家事务的人，这些人不是国家，而是治理国家的人。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和国民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必须以民为主，不是以国为主，我们经常讲要热爱自己的国家，可是事实上热爱国家就是热爱人民，离开了人民，所谓国家就是一个空虚的概念。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先生曾经题词“天下为公”，这就是说，国家的主权属于全体人民，而不再是专制君主的家天下了。邓小平也曾经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国家和人民。”这就是现代国家领导人的观念，跟过去的封建统治者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的国家和天下的理念，国家和政府的理念，国家和国民的关系，其实已经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

从先秦到清末的2000多年，中国老百姓曲从于专制政府之下，久而久之就逐渐“养成服从之习惯，深种奴隶之根性，但得他人主我，则下惮奴颜婢膝而为之奴”。意思是说，如果他人以主人的身份来统治我，那么我会战战兢兢地以奴隶的面容和恭恭敬敬的心理以奴隶的身份来对待我的主人。这就是旧时代中国人柔媚无骨的奴隶性，而这种奴隶性，“积之千年，毒变亿身，生如无生，人而非人，愈勿堕落，世袭已存，非敌系我自论，四害不去，国气陈灰，此吾不能不痛心疾首，而大棒大喝于我国民者也”。用今天的话说，中国的老百姓具有柔弱的奴隶性，已经积累了2000多年，亿万人的全身都受到毒害，活着就像是死了一样，人也不像人，不堕落都不行，不做奴隶也不行，这就不能由单独的个人来决定了，这个毒害不去除的话，那么国将不国，这个国家就会毁灭，这就是我不能不痛心疾首而向我的国民当头棒喝一声，告诉他们：你不是奴隶而是一个国民。

梁启超曾在他的《清议报》中提到并分析了我们经常热衷于讨论的有关“国民性”方面的问题。

他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有着一种“寡闻鲜见”和“抱残守缺”的特点，即见识少、认知少，却还偏偏抱着那些陈旧残缺的东西，坐井观天，夜郎自大。梁启超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一般中国百姓“寡闻鲜见，专以守残，数百年如坐暗室之中，一无知觉。创立新学则阻挠不遗余力，见一通人，则诋诽犹如仇雠”，即中国的老百姓几千年来都像是困在一间黑暗的密室中，见识浅薄，对于新思想新学说和有着新思想的人们，采取敌视态度，甚至横加阻挠。

普通民众如此，各级官员更甚。他说：“官惟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请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以司李。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即做官的都是很无耻的，没有学习过军事理论却敢于执掌兵权。不懂得会计的方法却敢于执掌财权。没有学习过法律却敢于断案。而且这些行将就木的人对利益是如此的贪图。

他又说：“士惟无耻，故一书不读，一物不知。出穿窬之技，以作‘搭题’；甘囚虏之容，以受收检。抱八股之韵，谓极宇宙之文；守高头讲章，谓穷天人之奥!”即读书的人也是无耻的，不读书便什么都不知道，终日以一种囚犯的姿态去受统治者的检阅，抱着自己的八股文学，守着自己那些自以为是的头头之道，以为这就是天底下最奥妙的文采。

他接着说：“商惟无耻，故不讲制造，不务转运；攘窃于室内，授利于渔人。其甚者习洋文为奉承西商之地，入洋塾为操练买办之才。充犬马之役，则耀其乡里；假狐虎之威，乃轹其同族!”即经商的人都是无耻的，所以他们不讲制造商品，不去对商品的流通加以操作，和邻里去争夺利益，让外国殖民者坐享渔翁之利。更有甚者，学习洋文就是为了去阿谀奉承外商，在学堂里只是去学习那些买办方面的知识。像洋人的犬马一样，狐假虎威地压榨乡里。

在这里，梁启超对于官、士、商、民等，依次进行了分析和批评。他对于普通民众、官僚阶级、读书人、经商者普遍存在的那样一种愚昧无知，以及道德沦丧的状况深感担忧，所以他提出要“开风气”，风气同时并启，则人才同时并成。这也是他关于国民性改造的观点之一。

那么如何开风气?

作为一个拥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农业文明国家，这种农业文明对人民的心理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它使人们越来越变得内向、内敛或内秀，而不关注外面的世界，因为我们传统的男耕女织的生产活动完全可以满足一般的生活需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所以，沉闷的、闭塞的民族心理和风气，经由长期的历史发展而形成。老百姓认为，对自己这样的小农生产者来说，世界再怎么变化，也不会对自己的衣食住行产生太大的影响，那么外界的这种变化也就无关痛痒了。在这种情形下，很多人就采取了漠然的态度。

在人们普遍看来，所谓的国家大事有皇帝、官僚们操心劳神，一般老百姓只要能满足简单的温饱即可。他们常年面朝黄土背朝天，信息不通、交通不便，所以大多数中国人性格偏于内向。比如，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人会主动与陌生人打招呼，反观国外，这似乎是一件比较寻常的事情。因为西方国家的历史传统多以经商为主，这也要求他们有一种外向的性格，一种与人交往的能力，以及冒险开创的态度。这种内向、内敛、内秀的性格，以及缺乏冒险精神的人生态度，对近代社会的发展有着较大影响。

对于国民性的改造，梁启超提出了“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兴，在变科举”。这一思路是一种有着先后次序的概念。想要进行变法，必须培养相应人才，培育人才的关键又在于创立学校，创立学校又必须注意打破科举制度的阻挠，故当务之急是要变革科举考试制度。这一理念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被启蒙思想家龚自珍提出过，他主张废除科举考试制度。事实上，从龚自珍到梁启超等近代先进人物，都曾不同程度地提到过改变科举考试制度的主张。

为了达到改造国民观念的目的，梁启超提出：“广求同志，开倡风气为第一义。”致力于寻求那些志同道合的变革者，而开倡风气的第一要务就是要开民智。开民智是“三民”（即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重中之重。当然，开民智也不会对其他“二民”产生不良影响，它们是一种齐头并进的关系。当民智提高了，民德也会转好，民力也会相应增强。所以不论是民智、民力还是民德，都与改变社会风气有着直接关系。于是，梁启超就和他那些志同道合的“变友”们一起，从事着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事情。比如，他们开办了各种各样的学会；办了一些诸如实务学堂之类的学校；办了一些报纸杂志；翻译了很多西方著作；创办了一些实业；禁止社会恶俗（诸如缠足、械斗、赌博、吸食鸦片等）。

梁启超提出，要想彻底根除国民性中那种恶劣的因素，就要把老百姓塑造成一种“近代国民”，即有着近现代观念的国民。于是，他们介绍了西方一些近代思想，以图改造国民意识。他们认为，各国的启蒙思想中最为强调的内容就是“自由、平等、民权、爱国”。这种思想观念是他们极力倡导和努力推行的，力图要把真理灌输于国民头脑中，要把利害明揭于国民心中。梁启超说过大意如下的话：为了能改变中国的国民性，即使赴汤蹈火，我亦在所不辞。当然，他们为此已经付出很大代价。这是令人敬佩的。

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并亲自任主笔。他在发刊词《本刊告白》中说道：“本报取《大学》新民之意，以为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中国之所以不振，在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梁启超在该报中引用了四书中《大学》的表述，说明要想维新国家，则首先要维新人民，中国之所以萎靡不振，就是由于国民道德沦丧，民智未开。所以梁启超便针对这种“病”开出了一张药方——新民。该报有一个重要的方针，即教育为主脑和核心，政治为附从。还要“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即中西合璧作为德智的根本，了解西方的历史和现实，了解自己的过去和今天，以此作为基本的理论来培养与治愈的根本。

随后，梁启超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新民说》。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梁启超在改造国民性问题上的思想基本形成。这本书开宗明义：“国也者，积民而成”，“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即国家就是由老百姓聚合而成的，如果想要这个国家安定、富裕、有国格，则新民之道是不可以不讲的，当老百姓有了这些新特点，何愁没有新的制度、新的政府呢?但如果不是这样，虽然今天变一法，明天换一人，还是东涂西抹，邯郸学步，东施效颦，无济于事。

梁启超在这里把“民”当成了“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和主体；把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比作寒暑表和空气的关系，人民是空气，政府是寒暑表，寒暑表要准确反映天气的状况，政府的所作所为也必须根据老百姓的需要来施行。所以，梁启超就提出“要想新国，必先新民”的愤激之言。把新民摆在治国安邦最重要的位置，它涉及了民富、国强这样一个宏大的问题上，他说：“今日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民众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所以，要提高老百姓的智识，要树立良好社会风尚，才能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

梁启超的新民说还有一层意思，即“要去除社会旧习之污”，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他非常重视对中国国民性中那些劣点进行剖析、研究和扬弃。在这个基础上，梁启超写出了几篇文章，即《国民十大元气论》《十种德行相反相成义》《中国积弱溯源论》《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中国国民之品格》，等等。在这些篇章中，梁启超分析了中国积贫、积弱，国民道德沦丧，以及社会风俗恶劣这些问题。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要有公平、正义，而公平正义的缺失会造成社会崩溃甚至亡国的严重后果。

梁启超在分析中国老百姓的心理问题上谈到以下六点：

一曰奴性；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之中始终存有奴性，在老百姓传统观念里“民不可一日无君，国不可一日无君”，倘若没有了君主，老百姓甚至不知道该依靠谁，2000年的专制暴君把老百姓都看成奴隶，然而老百姓自己也心甘情愿充当奴隶，把自己称为“草民”，对着专制君主和各级官僚一叩首就是几千年，“专制君主以奴虏待吾民，而吾民也以奴虏自待”，老百姓没有所谓的国民意识。

二曰愚昧。愚昧与奴性有着直接的关系，中国老百姓长期受到封建专制主义压迫，头脑与心智处于尚未开化的状态。他们没有近代的观念，完全是农业文明下的那样一种心理状态。

三曰为我。中国老百姓非常自我与自私，他们只关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有着一种所谓的“自我领地”意识。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凡是不利于自己的事情，再好也不会表示同意；凡是有利于自己的事情，再坏也不见得表示反对。

四曰好伪。旧时代的中国国民又是虚伪的，他们偏好那种假大空的东西，言行不一、表里不一。明明在内心里非常高兴，却虚伪地表示反对。这种情形在知识界里表现得尤为明显。

五曰怯懦。中国老百姓在骨子里是很软弱、很胆小的，在面临各种压迫时的态度很懦弱，甚至对平日里发生的琐事，人们总是当避则避。许多人没有担当的意识，相互推诿，不敢担责。

六曰无动。旧时代下的人们处于一种“无动好静”的状态下。百姓的性格好静而不好动，缺乏对生活的进取心，安于现状，思想沉稳。宁可失去很多次的机遇，也决不肯为了成功而冒一次险。

对于中国的国民性，除了以上这六个方面的主要劣点，另外，还表现为国民的爱国心之薄弱，公共心之缺乏，自制力之欠缺。这些劣点都是在封建社会里逐渐养成的，必须加以革除。

那么，梁启超提倡的所谓新民，就是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些优秀部分或优秀因素，与西方近代文化中的长处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不是简单地一加一，而是融会贯通，从而缔造一种全新的国民观念和心理品质。

在梁启超那个时代，思想文化界的主流思潮有两种。一种是民族虚无主义。它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传统文化一无是处，要加以彻底抛弃。另一种是国粹主义，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华民族几千年生生不息就是归因于传统文化的纽带维系。梁启超认为，对那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以及墨守成规、故步自封的国粹主义，都是要予以反对的。那么在这样的语境下，梁启超所说的“新民”是什么内涵呢?他讲到，“新民”并不是为了让老百姓们把那些旧的习俗尽数抛弃，完全接受别人思想的意思。“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实乃无功。”即一是将原有的那些东西加以提纯，让它有一种全新的面貌。二是要把本来所没有的东西引进，使其更新，这两者缺一不可，否则，就是无功的。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要保留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先进西方文化，使二者进行有机结合。”这个观点至今都是应予以肯定的。

任何一个国家想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上自道德、法律，下至民风、习俗，以及各个领域的问题，都必须有本民族独具之特质和独立的精神。要发扬中国传统道德当中那些优秀的东西，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爱国主义精神。而对那些愚、陋、怯、弱的糟粕，应当加以革除和抛弃，例如，先前提到的奴性，愚昧、好伪、为我、怯懦、无动。这就是“尽弃其旧以淬厉其本有”，得以让传统文化趋于完善。梁启超已经认识到，人类社会是在不断进化和发展的，在他看来，如今的世界已非昔日之世界，这是有着一种社会进化观的认识。在那个列强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时代背景下，必须要对西方各国的优长加以借鉴，取人之长以补我之短。

梁启超提出的这些新思想，在当时的理论界造成很大影响，而开民智力、新民德、鼓民力这三点，是他长期对中国国情和中国国民的深入研究的一种高度概括。这种系统性、理论性的概括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当时一些顽固守旧派认为，道德是永恒的，传统伦理纲常是不可改变的。而梁启超认为，道德也有进步，也有发达，要遵循天演之公例。时代是不断发展的，旧的伦理道德中那些不适应当代社会生活的部分应当加以剔除，必须加以改变。对所谓的“道德不变论”是要进行批评的。于是，随后思想界就提出“道德革命”的主张，道德革命的观念实际上是对三纲五常、封建礼教的抨击。

自从“新民说”在《新民丛报》上刊载之后，它的发行量就开始急剧增加，章太炎曾发表评论：“丛报已出二册，任公宗旨较前大异，学识日进，头头是道。”总之，以适应当时社会与否为是非依准。梁启超的道德革命主张得到民主主义者的关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顽固守旧势力的非难。在改造国民道德的问题上，梁启超的主张是有前后差异和变化的。以1903年为界，在对待中国传统思想的态度上就是如此。在论述国民性的问题上，他有反对封建蒙昧主义、专制主义与更新国民道德这样的时代特色，有其历史进步性，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在论述新民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矛盾，一些模糊观念，这些都是在所难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