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年至英宗时期

三、北宋初年至英宗时期

到了宋代，三祀制的祭祀对象进一步扩大。太祖至英宗时期，进入三祀制的有蜡祭、皇后庙、高禖、景灵宫、五福太一宫、周六庙、寿星、司寒、中霤、马祖、先牧、马社、马步，太清宫和众星退出了这一制度。

在唐代，不少原先在三祀制之外的传统祭祀被纳入其中，到了宋代，这一趋势仍然延续。蜡祭就是例子。蜡祭是年终百神的合祭仪式，用来答谢百神的眷顾。《礼记·郊特牲》：“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119]在北周和隋唐，蜡祭仪式极为隆重。《隋书·礼仪志》：“后周亦存其典，常以十一月，祭神农氏、伊耆氏、后稷氏、田畯、鳞、羽、臝、毛、介、水、墉、坊、邮、表、畷、兽、猫之神于五郊。五方上帝、地祇、五星、列宿、苍龙、朱雀、白兽、玄武、五人帝、五官之神、岳镇海渎、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各分其方，合祭之。……隋初因周制，定令亦以孟冬下亥蜡百神，腊宗庙，祭社稷。其方不熟，则阙其方之蜡焉。”^[120]唐朝建立后不久，改行季冬寅日南郊蜡祭百神的仪式。^[121]不过，蜡祭仪式在隋唐时期一直没有进入三祀制，至北宋成为大祀。

皇后别庙进入三祀制的历程也是在北宋完成的。皇后别庙与太庙升祔紧密相关。皇后去世而皇帝依然在位时，皇后神主先供奉于别庙，皇帝去世后，帝后神主一同升祔太庙。另一种情况是，皇帝册封过的皇后不止一位，但是只有一位皇后能够升祔太庙，所以其他皇后的神主只能屈居于别庙。唐代的皇后别庙有四时致祭的制度。睿宗即位后，“追尊昭成、肃明二皇后，于亲仁里别置仪坤庙，四时享祭”。^[122]开元四年（716），睿宗去世，昭成皇后升祔，仪坤庙中剩下肃明皇后的神主。礼官奏请：“今肃明皇后无祔配之位，请同姜嫄、宣后，别庙而处，四时享祭如旧仪。”按时致祭的制度没有改变。^[123]《开元礼》规定，肃明皇后庙“新修享仪，皆准太庙例”。^[124]这样，肃明皇后庙除了四时享祭外，还有腊享仪式，禘祫大享时也举行相应的典礼。次年，玄宗特令肃明皇后神主祔于太庙睿宗室，毁仪坤庙，^[125]但是别庙享礼参照太庙的做法没有自此消失。唐后期，敬宗之母王氏、文宗之母萧氏、宣宗之母郑氏“有故不当入太庙。当时礼官建议，并置别庙，每年五享，及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皆于本庙行事”。^[126]唐代的三祀制中一直没有皇后别庙祭祀的位置。北宋乾德元年（963），孝明皇后去世，“始诏有司议置后庙，详定殿室之制，及孝惠、孝明二后先后之次”，次年下令“别庙祀事，一准太庙”。^[127]宋代皇后别庙按时致祭的制度建立于此时。北宋的皇帝大多册立或追册过几个皇后，最终升祔的皇后也往往不止一个，一帝一后的限制不时被打破。^[128]尽管这样，别庙中还是供奉着或多或少的皇后神主。正因为如此，后庙在北宋长期居于大祀之列。

高禖祭祀是一种与生育崇拜有关的古老祭祀。^[129]《礼记·月令》：“〔仲春之月〕，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130]东汉就有了官方的高禖祭祀：“仲春之月，立高禖祠于城南，祀以特牲。”^[131]此后，官方的高禖常祀长期存在。^[132]至唐代，高禖不再是常祀对象，“唐明皇因旧《月令》，特存其事。开元定礼，已复不著”，^[133]直到宋仁宗统治时期才复兴。仁宗长期无嗣，景祐四年（1037）于南郊建造高禖祭坛，遣官致祭。宝元二年（1039），皇子赵昕出生，“遣参知政事王鬷以太牢报祠，准春分仪，惟不设弓矢、弓，著为常祀，遣两制官摄事”，^[134]高禖常祀建立。根据《庆历祀仪》，高禖祭祀笾、豆各十二，^[135]与大祀的规定相符。《庆历祀仪》成于庆历四年（1044），^[136]高禖很可能是在这一时期成为大祀的。

从太祖至英宗朝，有不少传统的祭祀礼仪成为小祀。中霤是七祀之一，^[137]七祀是经典中重要的祭祀对象。《礼记·祭法》：“王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泰厉，曰户，曰灶。王自为立七祀。诸侯为国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公厉。诸侯自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厉，曰门，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门，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138]《礼记·曲礼》：“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大夫祭五祀，岁遍。士祭其先。”郑玄注：“五祀，户、灶、中霤、门、行也。”^[139]两者的说法显然很不一样，郑玄对此的解释是，从天子到大夫都实行的“户、灶、中霤、门、行”五祀是殷商的制度，“《祭法》曰天子立七祀，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谓周制也”。^[140]在唐代，七祀是太庙时享的一部分，“司命、户以春，灶以夏，中霤以季夏土王日，门、厉以秋，行以冬”。^[141]季冬腊享和禘祫大祭时，七祀同时举行，当太庙四时享祭时，其他六神“各因时享祭之，惟中霤季夏别祭”。^[142]在唐代，七祀皆在三祀制之外，到了北宋，独立性较强的中霤率先成为小祀。

司寒在刘宋时期即已有常祀制度：“季冬之月，冰壮之时，凌室长率山虞及舆隶取冰于深山穷谷涸阴冱寒之处，以纳于凌阴。务令周密，无泄其气。先以黑牡秬黍祭司寒于凌室之北。仲春之月，春分之日，以黑羔秬黍祭司寒。启冰室，先荐寝庙。”^[143]隋代的制度与刘宋相似：“季冬藏冰，仲春开冰，并用黑牡秬黍，于冰室祭司寒神。”^[144]唐代武德、贞观年间延续了这一制度：“季冬藏冰，仲春开冰，并用黑牡、秬黍，祭司寒之神于冰室。”^[145]在《开元礼》中，司寒正祭改在孟冬进行，仲春开冰和季冬藏冰时，虽然仍行祭祀司寒之礼，但是其正祭地位被取消。^[146]司寒在唐代没有进入三祀制。^[147]孟冬进行司寒正祭的做法在五代和北宋的大部分时期都被遵行。例如，后周显德元年（955），有诏令提到：“据《月令》，孟冬祭司寒于北郊，其司寒一祠，一且准《月令》施行。藏冰开冰，祭司寒之神，事属别祭。”^[148]孟冬的司寒常祀在北宋成为小祀，这体现了三祀制向外扩展的状态。

寿星祭祀出现于秦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寿星，盖南极老人星也，见则天下理安，故祠之以祈福寿。”张守节《史记正义》：“角、亢在辰为寿星。三月之时，万物始生建，于春气布养，各尽其性，不罹灾夭，故寿。”^[149]在此后的国家祭祀中，寿星祭祀时有时无。开元二十四年（736），因为有人奏请，玄宗下敕：“宜令所司特置寿星坛，常以千秋节日修其祀典。”不久，玄宗“敕寿星坛宜祭老人星及角亢七宿，著之常式”。^[150]北宋的寿星常祀确立于景德三年（1006），知枢密院事王钦若上奏：“寿星之祀，肇自开元，伏以陛下光阐鸿猷，并秩群祀，而萧芗之祭独略此祠，搢绅之谈皆谓阙典。加以周伯星出，实居角宿之间，天既垂休，礼罔不答。伏望特诏礼官，俾崇祀事。”真宗下令礼官详议，最后确定“以秋分日享寿星及角、亢七宿，为坛南郊，其礼例悉准灵星”。^[151]此时的寿星常祀尚且只是按照小祀的规格进行，后来正式成为小祀。

诸马祭在北宋时期从军礼改属吉礼，并成为小祀。隋唐时期，马祖、先牧、马社、马步祭祀一直属于军礼，分别在每季仲月举行。战马在冷兵器时代威力巨大，因此马政很受重视，诸马祭也成为军礼的一部分。军礼主要包括皇帝、将帅出征前的各种临时祭祀，以及讲武、田猎等非祭祀性军事礼仪。诸马祭在军礼中比较特别，有固定的祭祀时间和地点，性质反而与吉礼接近，因而统治者在制定祭仪时，时常将其与吉礼放在一起。唐代“马祖、马社、先牧、马步，笾、豆各八”，^[152]其笾、豆数与小祀一致。诸马祭的情况与司寒类似，虽然在《新唐书·礼乐志》中是小祀，^[153]但是这一记载不可信，从其他史书中无法得到佐证。到了北宋，诸马祭才从军礼转到吉礼，并成为小祀。在《太常因革礼》中，虽然诸马祭的篇章佚失，但是在目录中，诸马祭仍属于军礼。因此，诸马祭进入吉礼并成为小祀的时间，应该是在《太常因革礼》完成与英宗去世之间，即治平二年（1065）至四年。诸马祭退出军礼之列，转而归属吉礼，这体现了宋代礼制建构的合理化倾向。

除了上面这些传统礼仪外，一些新创祭祀也成为三祀制的一部分。周六庙即后周太庙，后周政权成立后，建立了太庙，供奉信祖、僖祖、义祖和庆祖。太祖和世宗去世后，也祔于此。宋太祖甫一登基，即下诏：“矧惟眇躬，逮事周室。讴歌狱讼，虽归新造之邦；庙貌园陵，岂忘旧君之礼？其周朝嵩、庆二陵及六庙，宜令有司以时差官朝拜祭飨，永为定式。仍命周宗正卿郭玘行礼。”^[154]在中国古代，一个政权建立后，常常通过二王三恪等制度，与前朝政权的后裔结成宾主关系。宋太祖如此重视前朝的陵庙祭祀，是很少见的。然而，这终究是一时之举，用以显示政权转移的合法性。随着政权的巩固，宋人与后周的关系愈加隔膜，这一制度在北宋后期的衰落和消失也就不可避免了。

在进入三祀制的新创祭仪中，还有景灵宫和十神太一祭祀，两者都具有浓厚的道教性质。景灵宫建立于真宗时期。大中祥符五年（1012），“圣祖临降，为宫以奉之”。^[155]圣祖即黄帝，是宋朝追认的远祖。九年，景灵宫建成，“礼仪院言正月天书降，用上元日朝拜玉清昭应宫，十月圣祖降，请以下元日朝拜景灵宫，著为定式”。^[156]天禧二年（1018），“景灵宫判官、知制诰刘筠请令礼仪院、宗正寺约唐朝《太清祠令》撰集《景灵宫祠令》，付本司遵守，从之”。^[157]景灵宫的祭祀程序参照唐代的太清宫祭祀而成，其道教色彩由此可见一斑。与唐代的太清宫祭祀一样，景灵宫祭祀建立后，与圜丘昊天上帝祭祀、太庙祭祀构成了皇帝亲祭的“三大礼”，我们将在下一章对此进行详细的探究。天圣元年（1023）以后，景灵宫中陆续增添了殿宇，以奉安帝后的御容，供奉、祭祀帝后御容逐渐成为景灵宫的重心所在。到了元丰五年（1082），更是将开封佛寺、道观中的帝后御容迎入景灵宫，与原先宫中的帝后御容一并祭祀，并且“诏自今朝献孟春用十一日，孟夏择日，孟秋用中元日，孟冬用下元日，天子常服行事”。所以，此后的景灵宫祭祀大多由皇帝亲自主持，时而采取“每岁四孟月，天子遍诣诸殿朝献”的形式，时而实行“四孟分献，一岁而遍”的做法。^[158]吾妻重二的研究表明，从仁宗朝开始，国家在景灵宫祭祀中加入了不少儒教祭祀因素，但是这一祭祀的道教性质依然十分鲜明。^[159]

五福太一宫供奉十神太一，同样具有浓重的道教性质。十神太一包括五福太一、君基太一、大游太一、四神太一、臣基太一、直符太一、民基太一、小游太一、天一太一、地一太一。五福太一在十神太一中居首，因此常用来指代十神太一，史书中就有“五福十太一”之称。^[160]“方士言：‘五福太一，天之贵神也。行度所至之国，民受其福，以数推之，当在吴越分。’故令筑宫以祀之”，太平兴国六年（981），苏州太一宫建成。^[161]八年，司天官楚芝兰上言：“京师帝王之都，百神所集。今城之东南，一舍而近，有地名苏村，若于此为五福太一作宫，则万乘可以亲谒，有司便于祇事。何为远趋江水以苏台为吴分乎？”太宗听从了他的建议，下令在苏村修建太一宫，并由楚芝兰与枢密直学士张齐贤制定祭祀礼仪。^[162]同年，五福太一宫落成。除五行思想外，十神太一的祭祀还有明显的道教痕迹，例如，太宗同意在京城修建五福太一宫后，“仍令同定本宫四时祭祀仪及醮法”。^[163]通过移宫法和太一神的冠服，也可以看出十神太一祭祀道教性质之浓厚。^[164]

太祖至英宗时期，退出三祀制的有太清宫和众星。太清宫是唐代官方的道教祭祀中心，老子被唐代统治者视作远祖。宋代皇室姓赵，他们与老子的关系已较唐代疏远。宋代的景灵宫既供奉赵宋祖先，又是道教祭祀场所，正好取代了太清宫的作用。宋代统治者不再举行太清宫常祀，只行时日不定的特祀。众星只是昊天上帝祭祀的从祀神，没有独立的常祀，退出三祀制是合情合理的。

从太祖至英宗统治时期，三祀制下的祭祀对象在原有基础上又有增减。从总体上看，唐代以来三祀制在祭祀对象方面的演进趋势得到了延续。一些传统的吉礼仪式进入了这一制度，多数都是小祀，这说明了国家对那些处于吉礼体系边缘的祭祀礼仪的进一步整合。与此同时，通过进入其中的新建祭仪可以看到，道教对国家吉礼制度的影响在逐步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