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徽宗时期
以《政和五礼新仪》为标志，北宋礼制在徽宗朝完成了定型。《宋史·礼志》：“政和中，定《五礼新仪》，以荧惑、阳德观、帝鼐、坊州朝献圣祖、应天府祀大火为大祀；雷神、历代帝王、宝鼎、牡鼎、苍鼎、冈鼎、彤鼎、阜鼎、皛鼎、魁鼎、会应庙、庆成军祭后土为中祀；山林川泽之属，州县祭社稷、祀风伯雨师雷神为小祀。余悉如故。”[177]山林川泽和历代帝王是重新回归三祀制，会应庙是从五龙祠发展而来的。[178]其他进入三祀制的常祀中，有不少为宋代新创，并且多与道教有关联，这与神宗时期三祀制祭祀对象的演化有很大的不同。传统礼制以外的力量作用于三祀制的进程，在北宋末年进入了高潮。[179]
根据五行理论，宋代占据火德，火运说对宋代礼制有着深刻的影响，这在北宋后期及南宋表现得尤为明显。[180]大火星和荧惑星祭祀的兴起，就是火运说在礼制上的反映。
大火星祭祀出现较早。康定元年（1040）十月，太常博士、集贤校理胡宿奏请在南京应天府（旧为宋州，治所在商丘）建立火祀，并以阏伯配祭。他指出，商丘既是上古时代火正阏伯的始封地，也是宋太祖受命之地，故而太祖“以宋建号，以火纪德”。可是，现实中的商丘阏伯祠“祠屋制度狭小，又不领于天子之祠官，岁时府吏飨祀而已，甚非报本尊始、崇秩祀之意也”。况且大火星象征农祥，“若因旧立古祠，除洁坛地，临遣近臣，对祭阏伯，不惟讲修火正，亦足以祈求年丰”。太常礼院的礼官赞成他的意见：“国家有天下之号，实本于宋，五运之次，又感火德，窃谓宜因兴王之地，商邱之旧，作为坛兆，秩祀大火，以阏伯配之。每建辰、戌出纳之月，内降祝版，诏留司长吏奉祭行事，笾豆、牲币得视中祠。”该年十二月，太常礼院制定了这一祭祀的仪注，“器准中祠，岁以三月、九月择日，令南京长吏及以次官分三献摄祠”，大火星祭祀由此建立。[181]所谓“器准中祠”，说明大火星祭祀还不是中祀。后来胡宿路过应天府时，看到“今来祠祭，别立坛场，在商邱之东南百余步，制度草创，坛低下”，于是上奏请求：“宜增修新置坛场及商邱祠宇四面廊庑，小令完具。”[182]可见，此时的大火星祭祀并不是很受重视。到了徽宗统治时期，大火星祭祀的地位明显上升，在《政和五礼新仪》中明确为大祀。
建中靖国元年（1101），朝廷建造阳德观，作为荧惑的祭祀场所。那时荧惑祭祀并不经常举行，更没有进入国家祀典。崇宁三年（1104），太常博士罗畸上言：“国家乘火德之运，以王天下。臣谨按，五行之精，在天为阳星，而荧惑者，至阳之精，天之使也。朝廷比者就国之阳，特开琳馆，以妥其灵，固宜仿太一宫，遣官荐献，或立坛于南郊，如祀灵星、寿星之仪，著之礼典，以时举之，庶上称陛下严奉真灵之意。”[183]次年，“既又建荧惑坛于南郊赤帝坛外，令有司以时致祭，增用圭璧，火德、荧惑以阏伯配，俱南向”。[184]按时致祭的制度由此建立起来，荧惑常祀成为国家祀典的一部分。大观四年（1110），议礼局上奏：“圣朝以火德王天下，寅奉荧惑，外立坛，内建宇，秩视大祠，道迎景贶，以福天下，德至厚也。”[185]从“秩视大祠”判断，荧惑仍未成为大祀，只是祭祀规格参照大祀。随着《政和五礼新仪》的颁布，荧惑常祀成为大祀。
阳德观除了一度是荧惑临时祭祀的场所外，还用来举行火德星君祭祀，即阳德观祭祀。火德星君是祝融的道教化形象，以阏伯相配。崇宁三年（1104），“翰林学士张康国奏，乞应天下崇宁观并修火德真君殿，依阳德观殿，以离明为名”。张康国的奏请被徽宗认可。[186]次年，礼部上言：“离明殿增阏伯位。按《春秋》昭公《传》曰：五行之官，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祝融，高辛氏之火正也；阏伯，陶唐氏之火正也。祝融既为上公，则阏伯亦当服上公衮冕九章之服。”[187]阳德观祭祀是崇宁三年后逐步健全的，在《政和五礼新仪》中列为大祀。
比起阳德观祭祀，北宋末年道教对吉礼的影响在坊州圣祖祭祀上体现的更明显。为了克服澶渊之盟带来的政治危机，真宗频繁制造道教灵异事件，来佐证其统治合法性，圣祖崇拜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月，真宗向臣下讲述了夜梦圣祖降临之事，天尊告知真宗：“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再降，乃轩辕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电梦天人，生于寿邱。后唐时，七月一日下降，总治下方，主赵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为抚育苍生，无怠前志。”[188]天尊即赵宋始祖，降临人间成为黄帝。真宗通过种种举措来提高圣祖的地位，例如，同年闰十月，上天尊的尊号为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圣祖母的尊号为元天大圣后。[189]与此同时，地方上也纷纷建立供奉圣祖的宫观。坊州是黄帝的故乡，大中祥符七年，礼仪院建议，参照唐玄宗的皋陶祭祀，坊州轩辕庙祭祀黄帝的祝文格式采用“嗣皇帝臣名谨遣摄某官敢昭告于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的形式，而且“其礼料不用荤血”。这一建议被批准。[190]坊州圣祖祭祀在真宗朝没有进入三祀制。在《政和五礼新仪》中，坊州朝献圣祖是大祀，并有了明确的祭祀程序：“仲春、仲秋，朝献圣祖天尊大帝于坊州，以有熊氏、相风后、后土、力牧配享。”[191]其道教性质不改，祭祀用青词祝版。[192]
九鼎的铸造是徽宗在礼乐制度上的重大举措。[193]崇宁初年，“朝廷方协考钟律”，方士魏汉津“得召见，献乐议，言得黄帝、夏禹声为律、身为度之说，谓人主禀赋与众异，请以帝指三节三寸为度，定黄钟之律”。[194]崇宁三年（1104），“用方士魏汉津之说，备百物之象，铸鼎九”，次年告成，“于中太一宫南为殿奉安之，各周以垣，上施埤堄，墁如方色，外筑垣环之，曰九成宫”。九鼎在九成宫中如此分布、祭祀：“中央曰帝鼐，其色黄，祭以土王日，为大祠，币用黄，乐用宫架。北方曰宝鼎，其色黑，祭以冬至，币用皁。东北方曰牡鼎，其色青，祭以立春，币用皁。东方曰苍鼎，其色碧，祭以春分，币用青。东南曰冈鼎，其色绿，祭以立夏，币用绯。南方曰彤鼎，其色紫，祭以夏至，币用绯。西南曰阜鼎，其色黑，祭以立秋，币用白。西方曰皛鼎，其色赤，祭以秋分，币用白。西北曰魁鼎，其色白，祭以立冬，币用皁。八鼎皆为中祠，乐用登歌，享用素馔。”[195]它们的祭祀等级在《政和五礼新仪》得到了确认。在九鼎祭祀的创立过程中，道教的影响不可忽视。魏汉津本人就是道士，九鼎的祭祀地点也带有很强的道教色彩。《宋史·礼志》：
郑居中言：“亳州太清宫道士王与之进《黄帝崇天祀鼎仪诀》，皆本于天元玉册、九宫太一，合于汉津所授上帝锡夏禹隐文。同修为《祭鼎仪范》，修成《鼎书》十七卷、《祭鼎仪范》六卷。”先是，诏曰：“九鼎以奠九州，以御神奸，其用有法，后失其传。阅王与之所上《祀仪》，推鼎之意，施于有用，盖非今人所能作。去古绵邈，文字杂糅，可择其当理合经，修为定制，班付有司。”至是书成，并以每岁祀鼎常典，付有司行之。[196]
国家的九鼎祭仪出自道士之手，可见道教对吉礼的影响力度。
北宋末年，方术对国家吉礼也有不小的影响，集中表现为后土祭祀。后土祭祀起源很早，曾经是主要的官方祭地仪式，因为浓厚的方术色彩，在西汉末年被北郊祭祀取代。[197]汾阴后土祭祀在后代只是偶尔为之，没有固定的时间和程序。例如，唐玄宗分别在开元十一年（723）和二十年前往汾阴祭祀后土，尤其是后面一次俨然是开元年间的礼仪盛事：“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处。内外文武官加一阶，开元勋臣尽假紫及绯。大酺三日。”[198]尽管如此，开元二十年颁布的《开元礼》也没有将这一礼仪收入其中。到了北宋，情况有所改变。太平兴国四年（979），“诏重修后土庙，命河中府岁时致祭，下太常礼院定其仪。礼院请依先代帝王用中祠礼”。[199]后土祭祀参照先代帝王祭祀，使用中祀的仪节。英宗时期，后土祭祀分别在仲春和仲秋举行，但是仍然不在三祀制中。[200]庆成军祭后土在《政和五礼新仪》中是中祀。
在新进入三祀制的祭祀中，雷神常祀较少受到传统礼制之外的因素影响。天宝五载（746），唐玄宗下诏：“发生振蛰，雷为其始，画卦陈象，威物效灵。气实本于阴阳，功乃施于动植。今雨师风伯，久列常祠，唯此震雷，未登群望，其已后每祀雨师，宜以雷神同祭。”[201]雷神进入了国家祀典，成为吉礼，但是还附属于雨师祭祀，实行同坛共祭。在宋代，雷神常祀依然与雨师同时举行，但是雷神已经有了独立的祭坛，与雨师坛同。《宋史·礼志》：“雨师坛、雷师坛高三尺，方一丈九尺。皇祐定周六步。”[202]可见，雨师坛和雷师坛在皇祐之前就已经分开。因为雷神祭祀有了相当的独立性，在徽宗的礼制改革中，将其列为中祀。从祭仪来看，雷神祭祀没有背离儒家的礼仪范畴。
州县社稷、风师、雨师和雷神的常祀也成为小祀。在唐代，州县社稷、风师、雨师等常祀就已在吉礼体系中了，《开元礼》规定：“州县社稷、释奠及诸神祠并同小祀。”[203]如前所述，在神宗熙宁年间，这些地方祭祀的等级也是“如小祀”，直到《政和五礼新仪》，才确立了州县社稷、风师、雨师和雷神的小祀地位。
徽宗时期三祀制祭祀对象的变化，仍然主要表现为传统祭仪的充实，以及带有其他意识形态色彩的新建祭仪的进入。一方面，雷神、州县社稷、风师、雨师和雷神的常祀成为小祀，说明国家对儒家性质的传统礼仪的整合仍在延续，并进入了尾声。与此同时，大量建立于宋代的非儒家礼仪进入了三祀制，而且多数都是大祀。由此可以看到，北宋末年道教、五行思想、方术等因素对国家礼制的影响之大。
以上我们探讨了唐至北宋时期三祀制下祭祀对象的变化。这一时期，各种祭祀有进有出，进入的祭祀远远多过退出的，原因各有不同。吉礼内部的调整演化和以道教为首的意识形态力量对礼仪领域的影响，是两个主要因素。在三祀制的祭祀对象中，有核心，也有边缘。核心是那些在三祀制中长期占据位置的神祇，天地郊祀和太庙是最典型的代表。边缘是那些在三祀制中停留时间较短的神灵，它们更能体现出吉礼和三祀制的时代特性。三祀制的边界作用与祀典类似。祀典主要用来确定国家礼仪、淫祀及其中间地带的界限。[204]三祀制则主要用来体现祀典内诸多祭祀的重要程度，确定祭祀程序，这是国家礼仪制度规范化的一种体现。雷闻指出，在唐宋时期，随着祀典的开放，地方祠祀逐步被纳入其中，尤其是北宋后期赐额赐号的普遍化和制度化，中央政府实现了对地方祠祀的直接控制，从而建立起一个皇权支配的新的神明体系。[205]这种建立新的神明体系的努力，不仅体现在地方祠祀层面，在整个吉礼体系内都存在。在唐至北宋时期，进入三祀制的祭祀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新出现的祭祀，另一类是早就在祀典内却还没有进入三祀制的那些祭祀。朝廷将更多的神灵置于三祀制下，制定其祭祀等级，以显示这些祭祀的重要程度，从中可以看到唐至北宋神明体系演变和定型的过程。同时，随着三祀制下祭祀内容的增多，吉礼体系的规范化程度也大为改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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