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远古人类的面影

三、神猴与魔女的传说：青藏高原远古人类的面影

青藏高原的人类尤其是藏族（其前身为吐蕃）的来源问题，一直是聚讼不休的“悬案”，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综合形形色色的说法，从地域角度看，可以大致归结为“南来说”（来自缅甸印度等地）、“西来说”（来自伊朗等地）、“北来说”（来自甘肃等地）、“土著说”（源自青藏高原本地）等诸种。至于其中所涉及到的有关种族血统方面的问题，那就更加复杂了。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入法门》《西藏王统记》《贤者喜乐赡部洲明鉴》《贤者喜宴》等多部藏文史籍中，都记载着一则有关神猴（观音菩萨神变示现的猕猴）与魔女（恶鬼罗刹更化而成的美女）结合而产生人类的传说。由于这些史籍写作在佛教盛行的时代，以及作者本人大都兼具僧徒身份等原因，该传说被浓郁的佛教氛围所深深地浸染（笔者怀疑该传说已经被进行了几近全面的修改）。但以冷静的目光阅读过后，仍可以发现，该传说内容的基本框架和主要情节，均应毫无疑问是来自远古的传说。

传说的梗概是：神猴遇见了魔女，魔女对神猴极为爱慕，就向神猴发出了爱的乞求。经魔女一番苦苦哀告，神猴心有所动，便启请布达拉圣者准许，娶魔女为妇。神猴与魔女结为眷属后，随即由六趣已死者前往投胎。所谓六趣，指众生分为六种类型：地域趣、恶鬼趣、畜生趣、人类趣、阿修罗趣（阿修罗，系梵语的汉译词，意为不端正）、天趣。首批诞育的6只猴雏，性行各异。由地域趣投生者面黑耐劳，由恶鬼趣投生者貌丑贪食，由畜生趣投生者形顽性愚，由人类趣投生者智广心慈，由阿修罗趣投生者性暴多妒，由天趣投生者性和心善。由于食物的匮乏，为父者神猴就将六只猴雏送到果实丰硕的树林里，让它们与鸟儿们生活在一起。仅仅历时3年，6只猴雏凭着自身业力，便繁衍成500只猴子。可因为林子里的果实已经吃尽，它们无奈地举手当空，发出悲啼。于是，为父者神猴吁请布达拉山圣帮助，将它们领到了一处长满五谷的山坡。从此，它们不仅得以饱食着不种即可自熟的五谷，而且连遍布全身的长毛也慢慢地变短，尾巴也渐渐地消失了。不意之间，它们还都能够发出言语，并彼此进行交谈。就这样，猴子们遂演变成了人类。据说，这一个无比神奇的地方，就是如今雅鲁藏布江南岸雅隆河谷的“泽当”（系吐蕃语的汉语音译词，意为游戏之坝子）。

直到今天，泽当一带的老百姓依然经常讲起这则神话，甚至还能指认神猴修炼所居的山洞（贡保山猴子洞），以及群猴采食的山坡和玩耍过的坝子。⁽¹⁵⁾可见，神猴魔女的这则神话，作为人类最为久远的一种记忆，已经非常牢固地贮存在世世代代青藏高原人的心中，并清晰地显现着远古人类从青藏高原走来的坚毅面影。神话传说中的男神（神猴）和女神（魔女），无疑成为人们崇拜的氏族神、祖先神。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个民族中形成的神，都是民族的神，这些神的王国不越出他们所守护的民族领域；在这个界线以外，就由别的神无可争辩地统治了。只要这些民族存在，这些神也就继续活在人们的观念中；这些民族没落了，这些神也就随着灭亡”⁽¹⁶⁾。

从科学的角度看，这一传说不无荒诞，它是不能够作为西藏高原人类起源的史料依据的。但值得人们认真考虑的是，这一传说是由青藏高原古代民族——吐蕃的后裔们自己提供的，并非异族人所强加。这说明，传说是被提供者所认可的。那么，究竟认可了什么？其核心的内容如何理解？笔者以为，这应当从图腾文化这种人类最古老、最奇特的文化现象的角度去追寻答案。所谓图腾，照通常看法，是被原始人视为自己集团的祖先（或与之有着神秘的血缘亲属关系者）的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它是一个氏族的标志、象征和保护神。在举行有关繁殖、祭祀等仪式时，要用图腾动物烹制圣餐，供大家享用，从而获取图腾所赋予的强大力量和高超本领，并且强化图腾与人们之间的神圣关系。由此推想，猕猴应是青藏高原远古人类最早的一种图腾。《旧唐书·吐蕃传》载：“一年一小盟，刑羊、狗、猕猴，先折其足而杀之，继裂其肠而屠之。令巫者告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曰：‘若心迁变，怀奸反复，神明鉴之，同于羊、狗。’”这应是一段有关吐蕃人以图腾猕猴为牺牲，而举行祭祀仪式的记载。这一汉著记载，与藏著有关神猴、魔女的记载，实可互相印证，从而彰明昭著出青藏高原远古人类承续的极为久远的“亲属——祖先——保护神”的系列图腾观念。

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地理学和考古学等科学研究，都提供了在青藏高原地区自远古以来，就有人类活动的许多根据和证据。有研究者认为，喜马拉雅山脉的隆起，迫使着人类的远祖——古猿，从森林转入到地面活动，并逐渐演变成为现代的人类。⁽¹⁷⁾有的研究者认为，青藏高原有可能是“从猿到人”这一伟大进化的摇篮。⁽¹⁸⁾

从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和西部边缘均发现了“腊玛”古猿化石（距今约800万年）和在东部边缘发现了“元谋人”古人类化石（距今约170万年）等情况来看，青藏高原应该是人类始祖的发祥地之一。考古测定，青藏高原北部的青海小柴旦湖的遗物，距今约3万年；南部的西藏苏热、多格则、珠洛勒、扎布、霍尔等地的遗物，距今约1万～5万年。这说明，在人类的黎明时期——旧石器时代，青藏高原上就已经有了人类在居住和进行活动。须知，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上人种形成和民族萌芽的重要时期。从发现的石片石器的打制方法、石器工具的形制等看，与华北旧石器同类；有些长刮器石器，同样见于河北阳原虎头梁、山西沁水下川、宁夏灵武水洞沟等旧石器遗址。由此可见，青藏高原与黄河流域是同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系统的。

新石器时代，在人类的历史上，大约开始于1万年以内。在新石器时代，人类正由完全依赖自然的采集经济，过渡到带有改造自然性质的生产经济；新石器时代的社会，也经历了从母系氏族制的繁荣到父系氏族制的逐渐确立。据范文澜先生说，新石器时代的人，就是后来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的远古祖先，他们在全国的地面上，以不同程度的文化，为发展生产，艰苦地向自然作斗争。⁽¹⁹⁾

考古发掘的成果一再证明，青藏高原的新石器时代，并不是单一的原始部落的活动区域。至少已经有了青海东部湟水、黄河流域以农耕为主的马家窑文化（约为公元前3000～前2000年）、半山-马厂文化（约为公元前2500～前2000年）、齐家文化（约为公元前2000年）等同源自仰韶文化、属于后来称为“羌戎”民族共同体创造的文化；有了昌都河谷以农耕为主兼有游牧狩猎的卡若文化（约为公元前2600～前2000年），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以农耕为主兼有渔业的曲贡文化（略晚于卡若文化），和藏北广大地区以游牧狩猎为主的藏北细石器文化（持续存在于整个新石器时代）。这些原始居民群体的文化虽然各有其鲜明的个性特点，但不可否认的是，已经呈现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况。所见出土的许多相似、相同的物件（石器、陶器、粟），不仅令人想到原始居民群体之间“物”的交流与联系，更令人想到了原始居民群体之间“人”的交流与联系。从当时的诸种实际的社会条件分析，各种原始文化之间的传播，并不会是快速的、简捷的。无论如何，它也得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和一定数量的人员的精力甚至生命的巨大投入。伴随着这种原始文化的传播过程，自然而然便会发生各种各样种族和血缘上的联系，久而久之，每一支原始居民群体的血统，其实都再也不会是纯粹的了。

青藏高原的文明与外部世界的文明，不是绝缘的，它处于西南面的印度文明、西北面的中亚文明和东面的中原文明的包围和连接之中。青藏高原的文明，与这三大文明都发生过许多碰撞和交融。相对于同印度文明和中亚文明的联系而言，青藏高原的文明还是同中原文明之间，联系得最为频繁、密切、广泛和深厚。由于青藏高原人同中原人在血缘（蒙古利亚人种）、语言（汉藏语系）等方面的趋同性，以及青藏高原同中原之间在地理交通方面更少地受到特别条件的严重阻隔（比如没有像喜马拉雅山那样的障碍），青藏高原的文明往往以自身东北部连接甘肃的地方和东南部连接云南的地方为桥梁，得以较为顺畅地联系并汲纳中原文明。如卡若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人工栽培作物——粟，就是来自马家窑文化的。而世界最早的粟，则发现于中国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距今约7300年。可以推知，通过“粟”这一传媒，不仅实现了中原文明与青藏高原文明之间的联系，而且实现了青藏高原文明从中原文明的具体汲纳。⁽²⁰⁾再如藏北各地的细石器的加工方法，是属于中国、东亚的石叶细石器传统的，而不属于西亚、南亚的几何形细石器传统的，这也说明了青藏高原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具体汲纳。总之，青藏高原的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已明显地表现出位于东部的中原文化在逐渐向青藏高原传递和浸透的过程。应当说，这些虽属不同支系但又紧密相关的青藏高原的原始居民群体，以各自不同的努力，都对青藏高原的原始物质文化和原始精神文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青铜时代，在青藏高原东北部，出现了以今属青海省的湟水中上游和黄河上游为中心、半农半牧的卡约文化（大体相当于夏商周时期）、辛店文化（约为公元前1000年）和青海甘肃交界处的寺洼文化（时间大体相当于周代），以及以青海中东部为中心、半农半牧的诺木洪文化（约为公元前1000年），从而使该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在青藏高原南部（今西藏地区），则进入了“小邦时代”，一些分散的、互不相统的“小邦”（即部落和氏族），互相讨伐，连绵征战，从公元前1000年开始，前后达四五百年之久。学者们发现，这一时期，在今属西藏自治区的地区，留有不少石丘墓（石头环绕的坟墓）、大石遗址等，与欧洲及大西洋沿岸的“巨石文化”颇有相似之处。西藏地区的“巨石文化”，从分布区域上看，无疑是承续了藏北细石器文化的，但从对动物形纹饰的运用看，它显然又是承续了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可以说，这一“巨石文化”，不仅体现了青铜时代以后青藏高原自身南北文化的交融，也反映了青藏高原与中原地区、北方草原地区之间社会生活的深刻联系和密切交流。此外，还发现在以往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的广大分布带上，有不少石棺墓。从其出土器物的形制看，表现出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的合而为一。这说明，昌都河谷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已经实现了融合。未知其名的石棺墓的主人们，或许就是实现了将这两种文化融合一体的青藏高原人的后裔。据考古分析，这些石棺墓，是吸收居住在甘青地区、横断山区的氐羌系统居民的文化，才逐渐形成的。⁽²¹⁾历史事实说明，进入金属时代以后，青藏高原的文化与氐羌文化的联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